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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方式(符号)存在文化(语言)、人种和主观承认三种基本类型。一般说来，主观认同和种族认同不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故由这两种认同符号规定的民族主义受“一战”影响较小。而文化民族主义受制于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战前文化的幻灭。虚无主义和愤怒的行动主义席卷欧洲。诗人们公然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有的德国知识分子甚至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注192当文化本身不再受尊重时，基于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必定要改变形态。因此，“一战”以后原先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基于种族和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几乎不受影响。在该前提下民族主义的重构，一方面意味着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有的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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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种族主义本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它早就存在。种族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共同祖先和血缘)是把个人凝聚成“我们”的力量，并不一定有哪一个种族最优的意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直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但到十九世纪末，随着以西欧为中心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贫富悬殊同时出现的是南北差距的拉开，注193白种人优秀的观念凸显出来。因为当时种种现代事物大多是白种人创造的，加上进化论在社会文化中错误运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从而出现一种新思潮，这就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都无法达成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必须区分优秀和低等种族的观念，开始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渗入这个时期西方人的心灵。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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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对个人权利可欲性的质疑，北欧白人优越观念迅速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转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希特勒(Hitler,Adolf,1889~1945)打算集合所有日耳曼人(Volk)于一国中并给其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还是匈牙利冈波斯种族保卫党(Party of Racial Defense)及党醒团(Ezsz or Etlkoz Association)力图建立一个“伟大的信基督教但在种族上纯正的匈牙利”，以及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国家工团(社会)主义和雅利安人优秀的民族主义混合，建立法西斯国家，都是畸形种族主义内核的膨胀。它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本来泛日耳曼主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现在德国人的文化自傲感变成了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泛日耳曼主义蜕变为雅利安人统治劣等民族的政治主张。它指向外部世界时，除了要洗清凡尔赛条约给德国的耻辱外，还要建立德国统治全世界的新秩序，其后果只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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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种下，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黑暗面的显现。在现代价值系统中，以种族为根据的民族主义本基于现代认同，它是现代个人观念形成后无法界定“我们”的结果；即它和个人权利是同时形成，以至于民族主义一开始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一旦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甚至进一步抛弃个人观念在民族认同中的位置时，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义上的民族(种族)主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之一的民族主义开始死亡。从此，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工具理性和畸形的种族主义结合并失去平衡地发展，终于露出了其狰狞面目。它首先表现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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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在西方世界兴起并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不是缘于中世纪以来基督徒对寄居在基督教社会中异教徒的排斥(Jew-hatred)。阿伦特指出，它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转化为帝国主义而产生的。注195姑且不论“一战”前西方民族国家是否已变成帝国主义，有一点无疑义，这就是随着西方社会由基督教共同体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犹太人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意味着社会有机体的瓦解，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分别获得该国国民身份，犹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和基督徒对立。也就是说，作为寄居在基督教有机体内的异教徒的犹太人对民族国家而言，不再是必须排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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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犹太人已作为国民被融入民族国家，基督教传统的排犹就应该不再重要了，为什么还会有反犹主义兴起呢？我们不要忘记，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宗教的终极关怀虽然不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仍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民个人信仰和道德来源。这时对异教徒的反感很容易转化为指责犹太人道德低下。又由于相当多金融家是犹太人，当人们苦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时，犹太人作为资本主义人格化身，在基督教民族国家中则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传布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给农夫和小匠信贷的角色。”注196显然，仅仅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甚嚣尘上的畸形种族主义，是不会形成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的。换言之，反犹主义是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汇入二十世纪畸形种族主义的结果，它导致对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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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描述了纳粹德国如何用现代化的、高度发展的官僚机器，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精确并有效地实施一连串的灭绝措施，导致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服从工具理性的官僚机构成为“灭绝机器”(machinery of destruction)。注197畸形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内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对外是压迫所有劣等种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攻击是受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除了在战争中粉碎军事抵抗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消灭其政治制度(例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种族(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的’种族)……德国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废除了通行的战争规范与法规。下达了杀死俘虏(红军政委)的命令……对被占领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的抢掠，目的在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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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作为现代价值实现的现代社会，无论其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国家性质有何种区别，以及代议制民主贯彻程度有多大不同，因为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要素的同时存在，使得法治和立宪对任何现代政治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变得不重要，甚至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亦可有可无了。人丧失了信仰和道德，变成不能独立于群体的存在。换言之，“人的自主性完全消失，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被摧毁，人被等同于活死人，凡事皆可为的风气兴起”。注199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在西方世界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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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五章指出，自从希伯来超越突破与古希腊超越突破的结合，法律在西方就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特别是十一世纪教皇革命后，西欧封建社会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因基督教对此世不感兴趣，通常不能算做意识形态，西方从未出现过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即使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民族主义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出现(请注意，自由主义亦是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之核心，法律被归为民族国家中所有人的契约，法治一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因此，即使当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只要建立民族国家没有导致社会整合危机)，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法律之上，这在西方是全新的事物。正如阿伦特所说：“这一桩事实(意识形态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可循的。欧陆历史的持续性，因这桩的确实而被阻断了。由于它，我们的传统显示出断隔的‘裂痕’。”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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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一旦个人无足轻重，法律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柱石时，从团体到国家都变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黑社会，社会运动亦成了黑社会的行动，注201这一切构成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法西斯(fascio)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意义为“一捆”；注202延伸到政治，指一种和西方本作为选举机器的议会政党不同的紧密结合的团队。因个人道德和法律对其都是没有意义的，法西斯运动一方面抹杀个人，另一方面藐视法律，诉诸赤裸裸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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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fascism)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由墨索里尼(Mussolini,Benito,1883~1945)提出。正如G.威尔普所说：“法西斯主义植根于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那些从统一到大战爆发期间拥护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人们的支持。”注203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起源的轨迹，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个人权利可欲性的破坏，是如何导致工团主义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化趋势，而这两者互相结合，就演变成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这个来自古罗马的词被选中，表面上意味着社会组织向希伯来精神和古希腊罗马法制精神结合前状态(罗马帝国)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之出现，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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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已得到透彻的研究。它有如下六个特点。第一，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信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注204西方政治学家是通过将苏联社会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总结出上述结论的。其实，在上述六个特点的背后，存在个人权利缺失导致意识形态凌驾法律之上这一核心原则，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因此，当意识形态性质不同以及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发生的历史境遇存在巨大差异时，与其相应的各种极权主义社会形态是不可比的，也遵循着不同的演化逻辑。注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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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十章详细讨论了建立民族国家导致社会整合解体的案例，指出这时用新(准)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另一种选择。因此，对某些极权(威权)主义政体(如葡萄牙、西班牙、越南、朝鲜等)而言，它只是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过渡形态。西方极权主义研究最大问题是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和畸形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特别是马列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追求一种现代社会之后(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社会，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更何况苏联和中国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东正教(帝俄)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国)组织社会的传统分别被卷入。因此用纳粹德国为原型抽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原则上很难用于把握苏联和中国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尝试。注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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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1927年国民党利用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建立党国、党军、党天下，本是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带来社会现代转型之失败之后民族国家的重建。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情形，在中国绝非历史上从未有过，亦并不是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反而是力图把社会建立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注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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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有超越西方经验中心论，对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分析具备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方向。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共同进行的反法西斯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以及为什么“二战”开启了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后果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亦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特别对中国而言，它是经过国民革命重构后的民族国家战胜力图把大东亚共荣圈强加给亚洲的日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社会整合并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从此，人类全面进入两种不同现代社会竞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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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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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及其后果——自由世界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计划经济的弊病的暴露——西方对市场经济的再一次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很难认识到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高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中苏利益分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定位——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新华夏中心主义的凸显和解体——无产阶级立场的不可欲——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现代常识理性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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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各盟国领袖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秩序。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取代已经失效的国联，创造了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制度。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重新建立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以保障世界和平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稳定。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苏联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过帝俄时期，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美不同。列宁主义将帝国主义视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张；而英美对共产主义扩张之担心远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立即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冷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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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本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民族国家作为将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互相联系起来的枢纽，是国家利益的载体，任何两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互利都是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来实现的。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在这一挑战面前，西方各国亦必须联合起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由世界的观念由此得到强化。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一样，西方自由世界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就是一例。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希望欧洲迅速完成重建。1947年至1951年间，美国对欧洲拨款达131.5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赠款。该计划消除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有助于西欧的一体化。该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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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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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得到史无前例的多数票执政，开始推动煤矿、铁路等行业国有化，并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长期以来失业人口在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会弊病，以实现充分就业。英国工党源于第一国际英国工人代表。伯林将工党的建立称为马克思对接纳他的这个国家所作的一项最大的贡献。注208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英国人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看病。法国建立了基于(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混合经济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有别于战前的第三共和国)，经济国有化程度远超过英国。意大利则由一个战前君主立宪的国家变成实行混合经济的共和国。其工人家庭收入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工资，其余则来自于各式各样的福利。注209即使美国那样对私有制和市场持原教旨主义热忱的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亦被普遍接受。未经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不能为产品创造足够稳定的需要而受到全社会的责难。从此，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本来政府的职能对内仅在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现在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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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人有生存权，这就使得“二战”前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即使发生萧条，亦不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无法维系生计的情况，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又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三至四倍。消费社会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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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作为两个阵营、两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必定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和国力的竞争之上。在军备竞赛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现代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赛。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苏联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克服帝俄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在深层结构上是利用了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即与帝俄社会类似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榨取农业剩余推行工业化。但计划经济本身毕竟是现代社会全新的事物，亦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象征。计划经济真的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并且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吗？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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