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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年，罗马政府曾经设立了一个机构，定期公布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及全国各地的新闻。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块巨大的白板上，挂在街上供人们阅读。在纸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通过聚会等各种方式获得社会信息，才能形成集体意志，使其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应当指出，庞贝城在古罗马数以千计的城市中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它仅以虾露、白菜和葬礼略有名气，除此之外的一切，很少被人知晓。而整个古代罗马帝国，正是基于数以千计的类似庞贝这样的城市的繁荣，才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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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军人尚武精神的维系，都直接取决于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繁荣。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大量繁荣的城市，也不会有国家大宗的税收。自由民不在城市里吃商品粮，就不会维系城邦的存在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也不会创造出具有高度组织性、机动性的罗马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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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马帝国政治大厦的另外两根支柱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商品经济上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有两个来源，一是贵族奴隶主，一是“骑士阶层”。罗马帝国的骑士阶层实际上是日益壮大的商业奴隶主阶层。汤因比曾经指出，这个阶层办事效率高，能力强，在帝国时期几乎完全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帝国官僚的中坚力量。他们管理城市、调查户口、地产，征收各种税，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实际上是由他们运转的。罗马帝国的官制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实行无俸服务。他们之所以无俸，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据史书记载，官员不但没有薪金，而且当选后还要付“就职费”，从3000到35，000塞斯泰尔乌提斯不等，有的竟高达60万。注244虽然就职金很高，但在帝国兴盛时期，有钱有势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因为这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他们通常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行政官位所需的各种开支。如果他们管理的城市所征收的税额不足，有时，还要掏自己的腰包来补充，即使如此，元老和行政官的职位对商业奴隶主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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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骑士阶层不仅是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成员，而且是城市各项公共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自由民各种社会活动所需经费的提供者。罗马各大城市的图书馆、竞技场等公共设施大多都不是国家投资，而是私人捐款建立的。据说，有些富豪为了追求名誉，投资之多到了不顾自己破产的地步。许多古罗马建筑的碑文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明。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弟亚省兴建浴堂捐赠了160万银币。一位富裕的老太婆为建立庙宇和竞技场捐出了全部财产。在人口稠密的奥斯地亚港，卢西里体面地宴请全城居民，铺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修复了七幢庙宇，重建了浴堂，并捐给市库300万银币。注245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阿提那城的富人送给本城公民的财产，达12，000塞斯脱。一个马赛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送给了城市。著名的小普尼林发财后，陆续献给本城60万塞斯脱，相当于今天75，000多美元，其中六分之五的款子，作为穷人的粮食基金，其余作为建造图书馆的经费。注246这样的例子，在帝国兴盛时期是举不胜举的。这种风气是古罗马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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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整个罗马帝国城市市政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只有存在实力雄厚的奴隶主商人阶级，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城市生活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趋于瓦解时，城市公共设施得不到修缮，市民活动的费用缺乏来源，甚至帝国的官员也没有人能够充当，各种职位不得不由国家强迫分担下去，帝国的政治大厦就濒临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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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陷入了奇特的因果循环：在我们寻找帝国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何以建立之时，发现政治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恰是军团修建的罗马大道，政府职能所保证的税收、统一货币、法典权威保证了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我们寻找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建立的原因时，又发现商品经济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军人的来源，自由民城邦爱国主义精神或神人同形宗教信仰，还是城市市政的管理建设，罗马帝国的官吏来源，都离不开以奴隶制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正像著名历史学家麦唐纳所说：“城市生活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地方社会组织上的主要特征。”注247我们从追溯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开始的研究，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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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寻求终极原因的决定论者，一定会为这个大圈子垂头丧气。但是，假如我们从这种直线式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中跳出来，思想就会豁然开朗。它表明，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元首军事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他两方的调节而独立存在。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罗马城市生活，因而就不会有罗马帝国政体和罗马军团，罗马精神也不可能存在。反之，假如没有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和独特的文化的存在，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它的繁荣依赖着交通、货币、商业法的保证。这些都要依靠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见图1.1)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社会结构各个组织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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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因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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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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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或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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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否普遍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看它是否同样得到印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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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在农业社会中，税收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耕农。没有他们提供兵源和各种劳役、租税，统一政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只有地主经济的繁荣才可能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国家的劳役和税收有着充分的保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恰恰是地主经济。表1.1是十三世纪时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注248从中可见，即使到英国领主庄园衰落的前夜，自由农民和佃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例仍不高。而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耕农和佃农占压倒多数。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的中前期，它们大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它们是大一统官僚政治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大一统官僚政治结构还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由它们组成巨大的统治网，把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组织起来，它们像岛屿一样分布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使其周围的自耕农经济中，出现相当程度的分工和商品交换，以保证官员流动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运行。只有地主经济才能包容这些郡县城市，如果是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土壤上，大一统政权和郡县城市便会迅速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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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十三世纪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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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英国土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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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主户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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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地主经济结构是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大一统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否！地主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农奴化倾向，表现为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增强。地主不仅力图霸占自耕农土地，还尽力把他们变为自己的“私属”，日久天长，自耕农有可能“农奴化”。查理曼帝国自耕农农奴化、日本大化革新后班田制的破坏都是实例。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国家政府的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总是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地主豪强把农民变成“私属”；并依靠强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这些法令政策，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性。从秦代开始，大一统政府就限制豪强贵族杀奴婢，行刑必须报官批准。汉代以后，政府取消了豪强贵族杀奴婢的权力，只要两个人无血缘关系，一旦出现纠纷，一律按国家法律处置。到了宋代，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微乎其微，按宋律规定，农民有退佃的自由。恰恰是政府的巨大调节力量，使中国克服了西欧封建社会和其他一些封建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自耕农农奴化倾向，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第二个条件看来似乎是纯经济的，即土地买卖防止地主和农民之间出现“硬化”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农民的占有权分离开。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土地买卖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相联系的。首先，土地买卖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达要依靠国家政治结构的作用，要以大量城市的存在为条件。如果国家不以超经济力量建立众多的郡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碰到障碍。而且，土地买卖时农民之所以能从土地转让中游离出来，也是以政治结构限制地主占有农民人身为前提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大一统官僚政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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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发挥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有日趋演化为世袭贵族的倾向，他们和地方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封建割据。一旦如此，大一统官僚政治就必然解体。日本大化改革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传统社会控制这种解体趋势的办法是利用具有儒家信仰的知识分子充当国家官吏。这些人遵循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自觉地执行国家法令和政策，与分裂割据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们自身处于王权的监督下，又不断地流动调换。图1.2是西汉王朝利用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图，它清晰地表明依靠儒生的统一力量遏制贵族化分裂倾向，维护大一统帝国稳定的过程。注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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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丧失调节能力时，地主经济不可能独立地保持稳定。魏晋南北朝庄园经济的兴起就是例证。东汉灭亡后，儒学衰落，魏晋玄学兴起，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佛教的冲击。政治上门阀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外部恰逢少数民族侵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调节作用大大削弱了。经济结构受到东汉末年大动乱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沦为近乎农奴的地位，部曲、私属、奴婢的数量与日俱增。其次是国家税源骤减；世袭门阀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结果整个社会几百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大一统政权长期建立不起来，经济结构蜕化到类似于庄园经济的状态。有关这部分论述，读者可见《兴盛与危机》一书，该书进一步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旧的调节系统被削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又重新构成一组调节关系，维持了几百年的亚稳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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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汉王朝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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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和罗马帝国类似的因果循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互为条件，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的子系统内容及调节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样构成因果循环，通过循环保持稳定的特征如出一辙。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而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其他两个的调节都不能稳定地存在(见图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