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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和罗马帝国类似的因果循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互为条件，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的子系统内容及调节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样构成因果循环，通过循环保持稳定的特征如出一辙。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而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其他两个的调节都不能稳定地存在(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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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从国家组织来看，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类似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结构，它的政府组织反而比西欧更松散、更不稳定。在印度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孔雀王朝等佛教帝国时期以及被其伊斯兰教征服接受外部强加的政治结构外，自己几乎没有形成统一局面。正如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所说：“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在各个时代中，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分成许多小王国。”注250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古代印度史上这种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是以其村社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印度村社和西欧的庄园比较具有更大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尽管村社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对外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自我封闭体系。国家的大小和势力都以统治村社的多少来衡量。因此国家组织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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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和中国相比，印度一直缺乏能为大一统国家提供税源和兵源的自耕农经济。但是为什么印度能形成不同于中国和西方的村社经济结构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应归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农村很多时候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其政治上并不封闭。它们要为大一统帝国提供税收、劳役、兵源，可以被大一统政治结构组织起来。印度村社的封闭性和政治社会结构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制度，每一个村社中都存在四个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种姓，掌握着宗教事务。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是武功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不参加劳动，却享有村社中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种姓完全主宰了村社的宗教、政治统治，而且是村社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宗教规范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担负着协调各种职业、分工之间关系的职能。吠舍是第三种姓，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工匠、手艺人，他们是村社居民中的大部分；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奴隶，为各种高级种姓耕种土地。工匠和手艺人制造各种工具和消费品，维持每个村社经济的需要。显然，正是种姓制度造成了村社的封闭状态。每个村社中的管理者、生产者和职业都被种姓制度严格地规定了。一个村社内部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原则上不需要和外部发生联系。种姓制度必然使王权衰落，官僚机构无法成长起来。要想形成统一的国家，就必须剥夺婆罗门、刹帝利这些“地头蛇”的权力。由此可见，统一国家和种姓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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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印度村社组织和种姓制度的稳定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系统的调节功能。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形成的婆罗门教，由它演变来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痛苦和幸福都是前定的，四种种姓分别来自于普鲁沙神的口、手、腿和脚，因而种姓划分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每个人为了来世不遭受痛苦或进入较高的等级，就必须严格按照婆罗门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做事。印度教发展了这些思想，为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使种姓划分更为细化提供了宗教根据。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村社组织的封闭性。印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同样是互相维系、互相依赖的(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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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历史上也存在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说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只有在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调节作用丧失时才能被打破。大一统的孔雀王朝就是一例。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政治结构一反常态，形成大一统的官僚结构。当时，出现了很多大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公路网和驿站。官吏来源也取消了世袭制，由中央政府委派，甚至官员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出身和身份制的影响。当时，印度的经济结构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为什么能建立大一统帝国呢？关键在于在孔雀王朝时期，婆罗门教衰落了，佛教成为官方宗教。种姓制度也一度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造成村社政治上封闭性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意识这两个调节器开始呈现出瓦解和松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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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逻辑上就自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印度村社结构虽然在经济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它也可能像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那样，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基础。尽管孔雀王朝的统一十分短暂，有如昙花一现，但它却证明印度村社结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不是封闭性的根源。封闭性是以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调节为条件的。当佛教衰落、印度教兴起后，种姓制度又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新的形态。它们的调节功能又得以恢复。这时印度的村社又重新变得高度封闭，整个社会又长期陷入缺乏统一组织的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和中国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时，国家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衰落则导致国家的统一。这种奇特的现象，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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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文明和整体分析中得到证明，即使对于文明中的小社会也是适用的。我们知道，雅典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雅典每年都要从黑海、西西里和埃及进口大量的粮食，从马其顿、色雷斯进口木材，从麦加拉、彼阿提亚进口蔬菜，从意大利半岛进口金属制品。有人认为，雅典之所以形成殖民主义式的、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纯粹是由于地理上多山和土地瘠薄的原因。其实，雅典商品经济结构的稳定，主要靠其政治和文化系统调节。它的以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结构确立起来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雅典在希腊世界中拥有了最强大的海军。海上霸权使它有能力把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充分保证了内部经济结构转向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使农民改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不再考虑口粮问题。此外，军事力量强大还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奴隶，保证了各个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也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雅典的海军只是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小部分，这种政治结构的活力来自它的民主政体。据统计，当时雅典的42，000名男性公民中，每年参加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达20，000人之多。注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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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变成奴隶起，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军队从自由民中吸收的人数一天天增加。特别是伯里克利改革以后，所有参加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薪俸，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雅典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因此，尽管雅典城邦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海军。如果自由民不从生产中摆脱出来，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同时，雅典人的神人同形宗教信仰对维护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民经常要组织体育竞技、诗歌音乐会及演说活动，推动公民文化和体育素养的提高，促使平等、自由和荣誉的增长，维系雅典公民城邦主义的观念。然而，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又都依赖于奴隶制对外贸易经济的繁荣。显然，雅典社会结构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因果循环，(见图1.5)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宗教文化结构在相互调节、互为条件中保持整个社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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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雅典奴隶制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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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但是一个个具体实例的分析并不等于证明。要证明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我们必须研究它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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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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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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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对自然界各种组织进行研究后，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维系的耦合系统时，才能构成整体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有调节能力的组织进行解剖，因果循环都必然出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从生态组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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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直线式的因果关系和想象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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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把整个生态系统想象成如图1.6所示的那样一个直线式因果关系的系统。土壤是绿色植物存在的基础，绿色植物又是食草动物生存的基础……毫无疑问，没有绿色植物，就不能供养食草动物。但是，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简单，那么，整个生态结构早就崩溃了。因为自然界大多数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身都处于经常流动之中，有着内在的变化趋势。土壤时时刻刻为流水所冲刷，存在水土流失的可能。绿色植物的生长也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结果，如在某种条件下，池塘中的水草繁殖过快，可能使水中因氧气缺乏而导致生物死亡。如果整个生态系统仅仅是一个支持另一个，那么过不了多久，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内在变化趋势就会破坏整个系统。水土流失会使森林缺乏土壤，池塘中绿色植物自我窒息使鱼儿失去食物……但是，这种自我崩溃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其原因恰恰在于子系统在干扰作用下各种变化倾向都被其他子系统控制住了。表面上看来，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食肉动物处于大厦的最上层，这个系统的破坏对基础毫无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开巴高原，由于那里的食肉动物被捕尽，致使鹿群迅速繁殖，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达到十几万只，几乎吃光了70万亩土地上所有的绿色植物。结果，绿色植物消耗殆尽又使鹿群大量地死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状态长期维持下去，开巴高原还会出现水土流失，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可见，在这个系统中，土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都为整个系统的存在做着贡献，它们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存在都是大系统存在的条件，只有依靠相互调节，生态系统才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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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什么？它也是一种组织，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巨大的关系网。经济结构毫无疑问是一切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每个人只有解决了衣食问题之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万物都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就不能忽视经济结构自身存在的多变倾向。中国传统社会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有失去土地变为大地主私属的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地主经济可能变化为庄园经济。商品经济既有不断发展的可能，而在通货、通信、交通条件破坏时，也可能出现倒退，演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古代的农村公社经济既可以在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下演变为有众多自由农民的小农经济，同样可以像古代印度那样由于种姓制度的作用，演变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组织。自然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永恒的变化犹如一团内在的火，它时时刻刻在焚烧着那些看来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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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各个不断变化的子系统组成大系统时，为了保持整体的稳定，必须要求子系统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调节，彼此控制那些破坏性的变化趋势。否则，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被子系统内部的变化之火所焚毁。这就是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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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对马克思典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作用及反作用关系的发展和新表述。为了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组织原理，从逻辑上把它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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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社会是靠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结成一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谓社会关系，无非是四大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血缘的。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把一类关系网看成是一个子系统。当社会组织规模超过家庭和部落时，纯粹的血缘关系网是比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网低一层次的组织，它们往往被纳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才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在宏观层次上考察社会结构时，可以把社会结构近似地看作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网，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是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网和文化关系网，它们有着各自特殊的组织方式，具备自己独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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