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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从来是作为一个互相维系的功能耦合整体存在的，那么，要研究社会演变的模式，必须从在整体上把握结构开始，孤立地谈经济发展，或者孤立地分析政治文化的发展线索是找不到社会演化模式的。只有从一个个孤立的因素上升到结构分析，我们才能从历史展开的互为因果大网中摆脱出来。就拿为何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结构分析的方法告诉我们，绝不能单单追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线索，也不能仅仅分析议会制度的起源和宗教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三个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不能稳定，都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因此，要真正理解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必须去研究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自由主义这三个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图1.10)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出现并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句话，必须从整体上研究结构生长和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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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能否用来分析新社会结构的诞生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很难。因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中的功能耦合分析只能说明互相维系的状态，从它出发，得到的只是互为因果的循环。一定经济结构的存在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为前提，而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又不能脱离经济结构而存在，至于问它们中间哪一个先产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互为因果的解剖，充其量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互相相关性，它只能解释存在，似乎很难说明结构是怎么产生的。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中一些人认为结构研究只能揭示各个方面的互相关系，而不能理解发展变化。确实，如果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仅仅理解为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这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思想。但是，基于系统演化论的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结构主义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刻画的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的存在，还揭示了结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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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如果由于某种变化破坏了功能耦合，那么整个社会结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别的子系统调节的结果。因此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出现连锁反应。某一种结构的偏离，引起功能的变化，必然带来以这种功能为输入的其他子系统结构的变化。其他子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它的功能。结果造成功能耦合的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动荡起来，除非找到新的功能耦合，实现新的稳态，否则动荡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这里，“功能耦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而且，是研究不能互相维系状态的钥匙。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演化问题时，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系列奇特而重要的历史过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这一颇有趣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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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是一个城邦国家。城邦公民各自都有一份土地。当时，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都不太发达，社会中有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罗马在政治上实行共和国制度。就拿它的征兵制来说，当时只能实行义务兵制。国家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养活庞大的常备军。而大多数自由农民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自备武器装备。当时的罗马法规定，凡年龄在十七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入伍。根据公民的经济实力参加不同的兵种。最富有的一等公民是“骑士”，另一些一等公民和二、三、四等公民是“重装步兵”，五等公民是“轻装步兵”，赤贫者因没有经济能力亦不许在军队中服役。它表明经济结构同政治军事组织是基本适应的。但到公元前二世纪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图1.11是从公元前251年到公元前201年罗马公民中有资格服役的人数和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二世纪罗马军团编制数。我们看到有资格服役的人数是一条骤减的曲线。公元前251年尚有298000人，到公元前201年只剩下 214000人。注253吉本曾经说过：“在不过几代以后，罗马人民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经常有被释放的奴隶和外来移民的补充的话。”注254总之，到共和国末期，罗马有独立财产的人只剩下一小撮，据当时人估算不过2000人左右。注255然而，当时罗马在政治上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外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也需要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奴隶反抗。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图1.11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经常在外作战的人数在8万以上，比注册编制数要高得多。显然，就军队来源这一条件来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被破坏了。政治结构需要军团继续扩大，而经济结构没有力量再提供兵源。这时，不改变政治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就不能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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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结构中某几个环节出现明显的功能不耦合时，往往会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交到人民面前。于是，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最初目的必定是围绕如何解决功能耦合问题。公元前二世纪末，在罗马军团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马利乌斯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他把公民兵制改为募兵制，不再要求有财产的自由民入伍，而从城市的无业游民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兵源。但是，军事结构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功能。因此，连锁反应开始了(见图1.12)。马利乌斯改革后，罗马共和国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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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募兵制必须解决军饷的来源。由于无业游民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参军的，所以为了维持战斗力，不得不经常提高士兵的军饷。这就带来了财政问题。国家必须有相当多的货币收入，否则募兵制就搞不下去。这势必造成对商品经济的更大需求。军事结构的变化立即从政治结构的功能上反映出来，影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它大大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战争曾赢得大量土地。如公元前418年和公元前381年，侵占了拉比库姆和图斯库普姆10708公顷的土地；公元前396年，侵占维爱37072公顷土地；公元前386年，侵占了庞贝40000公顷土地；公元前353年又侵占了卡勒3866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数作为罗马的国有土地，除了小部分拍卖给个人外，大多数分给了自由农民耕种。这是罗马共和国保证小农经济存在的有力措施。据T.弗兰克统计，在公元前三世纪，约有四至五万公民得到了约100万犹格的土地。但到了共和国末年，由于国家对货币需求的增加，逐步放弃了这一类调节措施。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不得不大量地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则分给有军功的士兵和将领，留给国家作为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后，对迦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拍卖。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留给国库。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时代，据老普林尼统计，约六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注256政治结构上的功能变化，促使共和国的自耕农经济更快地瓦解，原有的耦合系统被彻底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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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军事结构是和整个国家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罗马这个崇尚武功的民族来说，军事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如图1.13所示。注257军团司令官起初是六位军事保民官，由执政官任命，有时则由人民大会选举。执政官是由百人团会议选出的。当时罗马有193个军事百人团，按财产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级的98个百人团有优先表决权。军权是掌握在百人团会议手中的。这同义务兵制是相适应的。因为百人团会议本身就是以自由民的财产多少为等级划分标准的。义务兵仅仅在战时集中起来，战事一过就解散。因此百人团会议控制整个军队和军团司令官。但是，改为募兵制后，常备军与共和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的观点，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富有的人们手中，所以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经常在政治上不一致。这就为军事头目利用军队同元老院斗争，进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实行募兵制后，雇佣兵一般服役20年，因此武装部队就成为在政治上经常起作用的独立力量。无业游民对贵族的财产等级观念十分淡薄，往往只拥戴自己的统帅，百人团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军队自然走上干政的道路，军权在政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军事头目进行上层斗争的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稳定。由于军队倾向平民的利益，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体之外的政治力量，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亦尖锐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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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制度建立以后，商品经济必须加快发展，骑士阶层即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这一情况影响到文化结构。罗马的领土越大，买卖做得越广，越要考虑被征服地区臣民的特点和文化，这不仅要改变对征服地的政策，而且要改变仅仅局限于罗马本土的狭隘的城邦主义思想。罗马的泛城邦爱国主义精神从此发展起来，使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某种变化。总之，我们从罗马共和国末期看到了政治结构不稳定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军团统帅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奴隶起义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罗马内战。直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才在宏观上达到新的功能耦合。社会才重新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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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好像罗马共和国的瓦解是征兵制改革造成的。其实，兵源缺乏只是整个共和国大系统功能不耦合的一个方面，这种不耦合还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上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经济上商品经济的扩大，文化宗教上各种思潮的兴起，等等。当社会结构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也是一个循环链。对此，从哪一点出发进行分析都可以，因为，从任何一点出发的分析，它们都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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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演化时，常常抱怨分不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互为因果大网使他们在寻找终极原因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利用“功能耦合”的原理来研究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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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功能不耦合的情况，尽管一系列变化的锁链互为因果地缠绕在一起，在宏观方向上却有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连续不断地破坏旧的功能耦合系统，随着破坏程度的加深，在宏观上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社会从一个旧的耦合框架日益演化到一个新的结构框架上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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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旧的结构功能耦合被破坏，而且不能恢复了，人们便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慢慢地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最终取代了旧结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握，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整体研究。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启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能互相维系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结构演化规律的探讨就可以归结为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的状态是如何被破坏，以及新的相互调节功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两个问题，把它们搞清楚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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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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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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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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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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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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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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