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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功能不耦合的情况,尽管一系列变化的锁链互为因果地缠绕在一起,在宏观方向上却有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连续不断地破坏旧的功能耦合系统,随着破坏程度的加深,在宏观上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社会从一个旧的耦合框架日益演化到一个新的结构框架上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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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旧的结构功能耦合被破坏,而且不能恢复了,人们便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慢慢地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最终取代了旧结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握,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整体研究。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启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能互相维系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结构演化规律的探讨就可以归结为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的状态是如何被破坏,以及新的相互调节功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两个问题,把它们搞清楚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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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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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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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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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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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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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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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稳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互相维系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功能不能耦合的状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化无异于一句空话。因为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系统是自我保持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旧的功能耦合只要不破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谈不上新结构的确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发现,社会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互相维系的状态往往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能互相维系迟早要出现。不同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是否存在共同的规律?这是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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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显然,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共和国也是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功能耦合的破坏,会给我们的研究投之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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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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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自由农民急剧减少归为它对外征战的失利。我们在1.5节讲过,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调节措施,是把从对外征战中获得的土地分给或租给自由民,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困难。当时,罗马在对外战场上遭到一连串挫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兵罗马,转战于意大利半岛近十二年。罗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米诺湖一战,罗马的四个军团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翌年坎尼再战,又有七万人被歼,一万人被俘。注258因此,罗马共和国用战争获得土地来保持小农经济的调节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了干扰。无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一种外部原因。在整个罗马扩张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失利的情况,为什么早期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利却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瓦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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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马共和国中小农经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瓦解,是破坏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无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小农经济内部已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它再也经受不住战败的冲击了。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小农经济是被政治结构的功能慢慢破坏的。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自由农民要为参战准备各种物资,而且把大量劳动力抽出来组织公民兵,这必然会延误农时,战争从来是自由农民不堪忍受的负担。但奴隶是不能参加对外战争的,他们一年四季在田间为主人劳动。因此,只要战争频繁,在经济结构中又有奴隶制并存,小农经济将无法与奴隶制经济竞争。如果战争打赢了,自由农民虽然得到了部分土地,但奴隶的来源也增加了,自由农民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至多是给不断衰退的小农经济打支强心剂。如果战争输了,则自由农民破产更加迅速。总之,只要战争长期延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状态,政治结构的这种功能从长期看必然一点点侵蚀与它适应的经济结构。自由农民迟早要破产到无法对罗马共和国提供足够兵源的地步。除了长期战争破坏小农经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商品经济一旦从小农经济中萌发,竞争就开始了!土地兼并必然出现。但是,只要建立城市共和国,就必然会对商品经济产生较大的需求。可以说,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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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乎存在二律悖反。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以大量的自由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又要依靠政治结构的调节。这种调节,使罗马共和国形成功能耦合系统。没有对外战争的征服,没有城市的建立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谈不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扩张。但是,政治结构的必备功能,如战争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需求,却慢慢地破坏着经济结构。这不是同功能耦合的调节原理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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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概念精确化,可以发现这里不但不矛盾,而且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破坏提供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出发点。功能耦合、互相维系是一种短期效应。无论从经济结构为政治结构提供兵源、提供商品粮,或是政治结构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对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的。但像频繁的战争、商品经济导致土地兼并这些破坏性因素的增长却是十分缓慢的。它往往需要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它只是政治结构功能在长期内所产生的副作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后果。罗马共和国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在短期内虽然是功能耦合的,但因为政治结构的功能(如对外战争)长期作用却在慢慢瓦解着小农经济结构,使得功能耦合迟早有一天无法维持下去,旧社会结构一定会被新社会结构所取代。罗马共和国在扩张中必然要演变为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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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有无普遍意义呢?罗马帝国建立并达到鼎盛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已不占主要地位,代之以奴隶制商品经济;公元二世纪政治结构的对外征战功能也基本消失了,出现了“罗马和平”。一系列新的功能基本取代了旧功能,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是否同样存在结构因功能而释放出来的毒素由积累而瓦解的现象呢?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在机制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我们发现,这种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机制确实在罗马帝国中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个具体例子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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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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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别的问题比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更令人困惑、更众说纷纭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列举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十三个原因,它们是: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他接着指出,把这些原因罗列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是现象。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注259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为奴隶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及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没有形成社会危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至于庇护制的成长,它无非是整个商品经济和帝国政治权力崩溃互为因果演变链中的一环罢了。当经济越来越近似于自给自足状态时,用奴隶进行群体性、专门化的生产必然过时,而且帝国已不再拥有对奴隶起义的威慑力量,奴隶制庄园从管理方式上就要发生改变,农奴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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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衰亡原因构成互为因果的大网。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功能耦合的因果循环系统,一旦功能耦合被破坏,变化的锁链也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注260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能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功能耦合被慢慢破坏,一系列的变化犹如滔滔的洪水,冲击着帝国的结构,使其离功能耦合的状态越来越远。事实上,当我们追溯这股吞没帝国的洪水源头,发现它竟发源于帝国的巅峰时代,起初不过是涓涓细流,来自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这种腐蚀剂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带来的慢性破坏一样,正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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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为例,帝国后期对商品经济的致命打击莫过于通货膨胀。巴勒斯坦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物价上涨了10倍。在埃及,公元一世纪价值8个希腊币的小麦,到公元三世纪末竟价值12万希腊币。注261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犹如一次次的地震,摧毁了商品经济的大厦。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帝国货币的贬值。图2.1是从尼罗王时代到公元260年帝国货币含银量的变化,它是一条急骤下降的曲线。不到200年间,货币含银量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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