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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带来直接税的减少，帝国不得不把部分损失转嫁到间接税上。在帝国鼎盛时期，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售货税、遗产税等。关税一般是百分之二，只有对少量的奢侈品才征以百分之十二的重税。到了公元四世纪，关税普遍上升到百分之十二，使从事长途贩运的中小商受到重大打击！注266商品经济几乎被沉重的关税所窒息。帝国后期，一系列导致商品经济瓦解的因果循环链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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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芬丁”型地产仍不是土地兼并这匹脱疆野马的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被更大的奴隶主庄园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变为“萨尔图斯”，一种更为庞大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雇用人数和奴隶成千上万，管理权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庄园俨然是国中之国。帝国后期很多公共行政权转移到这些大奴隶主私人手中。按照狄奥西多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需要逮捕，执行逮捕的人，不能是国家官吏，而是大奴隶主的管家。国家不仅很难从大领地中得到税收，而且几乎失去了对大领地的支配权。注267领地本身的经济实力已强大到实行自给自足的程度。法国一些地区的地名至今还保存着这些庞大领地的历史痕迹，它们往往是用奴隶主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地区连成一片，甚至内部还出现市镇。每个大世袭领地都有工场商店，在领地上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到领地以外的城市去购买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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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的版图日益被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世袭领地所覆盖时，拥有地产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税源势必枯竭，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更彻底地榨取已经奄奄一息的城市。倒霉的又是那些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奴隶主。帝国后期，政府甚至占取城市的公地，拍卖给周围的大奴隶主。这显然是杀鸡取卵之术。城市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中产阶级商人的衰落，不仅城市平民、小商人、奴隶跑到大奴隶主庄园中请求庇护，甚至城市内的官员和公职人员也不得不逃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颁布法律，规定地产在25犹格以上的市民必须充当城市议员。然而无论谁当议员，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能交齐帝国摊派的税收，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于是人们故意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的改业务农，有的出家为僧。最后君士坦丁不得不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做圣职人员。政府像逮捕逃税、逃兵役的人一样，逮捕那些不愿当官的人，强迫他们回城市去为政府做事。甚至还明文规定，议员的儿子必须再当议员。注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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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必须以城市和非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单位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却在不断挖去自身的基础。“维拉”型地产本来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依赖商业而生存。但商品经济的法则决定了它必然为更大的地产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向自给自足跨出了一步，它庞大的生产管理系统包含了行政自主的可能性。“萨尔图斯”及进一步形成的世袭领地则发展成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帝国后期，到处可以看到庄园吞没城市的历史过程。最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消失在世袭领地之中。崛起于都市化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文明，却在野蛮的乡村里找到了自己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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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土地兼并程度为横坐标，以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为纵坐标，就可以得到一条拱形典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好像在爬一座山坡，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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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甚至在各个子系统结构内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整个结构在互相维系的运行中被自己造就的结果破坏。例如，庇护制的兴起与帝国国家权力的丧失互为因果，导致大领地奴隶主纷纷独立。这难道不是“罗马法”自食其果吗？法律是罗马政治结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奴隶制商品经济得到繁荣，为了使商业贸易得到保障，罗马帝国必然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奴隶主对农隶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强调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无限支配权。既然如此，当一个大世袭领地的奴隶主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和隶农时，那他用自己组织的小政府来管理他们也是合法的，庇护制更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大庄园发展成国中之国，导致帝国政府职能的衰落不也是罗马法长期实行的必然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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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罗马军团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支柱，要归功于雇佣兵制度的实行。直接依靠金钱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手段。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逐步腐蚀了军团的素质，金钱使士兵贪得无厌，它们热衷于掠夺城市，对征战越来越没有兴趣。军营中组建了家庭，驻地内办起了饭店，到处开设妓院，士兵们完全失去了尚武精神。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此衰弱，以致不得不在蛮族中招募士兵。就连罗马大道都难逃这铁的法则，四通八达的大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反过来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因素。它使得蛮族可以迅速地深入帝国的纵深地带。大道周围的盗贼比其他地方的盗贼更为猖狂。日耳曼人入侵高卢地区时，一举摧毁了大道旁的60座城市，市民和乡民不得不远离罗马大道，到荒僻的地区去寻找新的住所。注269罗马大道提供了发达的交通，同时也带来了不停的动乱，最后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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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列出所有破坏因素增长的过程。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商品经济、罗马法、帝国军团，它们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互相维系的系统，保持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但是它自身的发展却难免导致一些破坏因素的积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几乎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发现它对社会结构的损害。土地兼并不可能在几年内破坏商品经济；雇佣兵也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尚武精神；制定罗马法的人绝不会想到庇护制的出现。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因素积累起来。开始，它们像水滴一样侵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石壁，石壁慢慢出现了裂缝，水滴汇成细流，当石壁一块块地倒塌时，细流变成了洪水，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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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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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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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调节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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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各个子系统间相互调节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同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不同，但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调节功能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的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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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是耦合的。地主经济结构中有大量自耕农存在，就能够维持政治结构运转必需的税源。然而地主经济结构自身不断释放着腐蚀功能耦合的因素，这就是土地兼并。自耕农不断地沦为大地主的佃户。原则上讲，地主应按土地的面积向国家交纳田赋。但是与罗马帝国的情况类似，这些大地主不仅是乡间的巨富，而且身兼大商人或国家官吏，往往是本地豪强。他们总是倚仗着政治、经济特权偷税逃税，把税收转嫁到自耕农和佃户头上。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有的朝代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土地兼并的增长，大一统王朝的大量田赋、徭役负担完全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头上，促使自耕农迅速破产。大批的自耕农转化为地主的佃农。而地主地租的剥削往往比封建国家的田赋重数倍。于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功能耦合的破坏导致大一统帝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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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土地兼并表现为自耕农失去土地，与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中的土地兼并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是大量中小奴隶主庄园和城市中产阶级破产(自由农民在罗马帝国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尽管土地兼并也包括自由农民失去土地)。但功能耦合机制的破坏过程却惊人地相似。大一统官僚机构在一部分自耕农担负不起田赋而逃亡以后，把他们的田赋额转嫁到另一部分自耕农的头上，这在历史上称为摊逃。罗马帝国同样把逃亡税户头上的税额转嫁到其余中、小奴隶主、中产阶级商人的头上。二者都促使自耕农或中产阶级的进一步瓦解。罗马帝国后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严禁逃亡的法令，到戴克里先时期，把所有的市民、奴隶都冻结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上，剃头匠的儿子还当剃头匠，工匠的儿子还当工匠。注270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帝国的税收不再减少。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政府也一再加强地方户籍制度，每年都派官吏对农民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甚至连每一块田地中种几棵桑树都要明文规定。罗马帝国在税源枯竭时，不得不发行含银量极低的货币，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币面价值，但赋税却要用金银和实物。这就是帝国后期臭名昭著的“金银税”制度。中国大一统王朝后期何尝不是如此呢？朝廷大量发行劣质货币，物价飞涨千百倍。元朝后期买东西时纸钞车载斗量，但百姓的赋税却大多要用实物和金银来交付。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这些措施和后果是相同的，都是在饮鸩止渴，这只能加剧危机，促使功能耦合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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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问，为什么破坏功能耦合的毒素积累是不可遏制的呢?社会作为一个功能上相互调节的系统，总是有能力调节子系统出现的各种偏离现象，它有巨大的内稳定机制和应变能力。正是它调节和控制了各个子系统内在的变化趋势，避免了自我崩溃，保持了结构的存在。为什么这种调节能力对慢性积累的毒素破坏功能耦合却无能为力呢?关键在于：这些毒素的增长之所以不可遏制，因为它们不是系统内一般的不稳定趋势，而是调节器在调节中自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量。它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是调节器本身老化朽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愈合能力对它不起根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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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主庄园的兴起，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兼并，都是系统调节功能自身带来的破坏因素。我们知道，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领主经济中，自耕农大量地农奴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不明显，至多是地产和农奴一起转移。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用儒生组成的官僚系统去保持中央集权，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从而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然而，它既然创造了地主经济稳定的环境，就必然使得土地兼并不可避免。首先，它使经济结构中存在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其次为了维持官僚系统的存在，必须维系郡县城市的存在，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说，土地兼并之所以不可能克服，正因为它是社会结构功能自身创造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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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帝国来说，当埃及总督路韦·派索不承认维斯帕西安罗马皇帝的地位时，罗马皇帝用行政力量罢黜了他。当塞普替金斯·塞佛拉斯在非洲登基后，封闭港口而引起了罗马本土的粮食危机时，罗马皇帝派遣军队镇压了反叛。对于这些变化引起的不稳定，罗马帝国可以用政治结构的调节力量来对付。但是，当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在尼禄王时代使六名奴隶主占了非洲半数以上的耕地时，帝国政府却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它是奴隶制商品经济必然带来的东西，社会依靠奴隶制商品经济而存在，因而罗马政府只好任凭大奴隶主们在自己的庄园内执行司法，征集赋税，维修公路，甚至制定法律，限制政府，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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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为了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调节，发展出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结果带来另一个危机的根源，即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腐败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功能耦合破坏的重要原因。王朝初期的官员只有几万，吏员也只有十几万，经过二三百年的运行，官僚机器被贪官污吏淹没了，到了王朝末年，官员达到十几万，吏员则几十万，朝政败坏、机构瘫痪，加剧了社会的各种危机。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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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主要靠军团和法律。但法律对自身带来的弊病又有什么办法呢？从调节器自身老化这一点来看，罗马帝国的法律很像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官僚机构，处于不断膨胀和失效之中。罗马帝国最初实行十二铜表法，后来发展到民法，帝国后期，法令政策多不可数，使百姓处于摇手触禁的程度。不仅每个人的职业由法律固定，萝卜、橄榄、葡萄的价格也由法律固定，工匠、雇工和船夫的工资也由法律固定。注272法律本是保证契约及自由经商的，而规定物价却直接破坏了商品经济。法律本来是维护帝国统一的，而对奴隶主利益的维护却成了庇护制成长的原因。罗马法律培养了它自己不能进入的禁区，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益独立的奴隶制大庄园瓦解了帝国的统一。后来，罗马帝国实行了行政改革，企图用官僚机器代替法律，但是立刻又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的弊病，帝国所需用的官员和经费超过预算的一倍以上。由于农村盗贼盛行，狄奥多西一世设立了一种农村警官，即“治安维护者”，到了公元409年狄奥多西二世即位时，这种警官本身就干起盗贼勾当来了，所以不得不取缔它。最后，企图用官僚机构来控制全国的尝试失败了，不得不把治安权委托给大领主本人。注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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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崩溃在机制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引起的土地兼并”在这两个社会都存在，因而使功能耦合的破坏表现出某种机制上的共同性呢？我们再来看查理曼帝国的瓦解过程。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不存在。而它瓦解的原因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完全一样，都是调节功能被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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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组织相对比较简单，它是一部军事机器。帝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是靠武力来维持的。但是长期征战本身却会损坏这架机器，随着国家军事武装的瓦解，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众所周知，自从查理·马特进行采邑改革以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建立起来了。查理采用有条件采邑分封代替了贵族无条件的土地赏赐，接受采邑的领主要向国家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注274我们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分析军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可以得到图2.2。查理曼帝国的兵源一靠大量的自由农民，二靠领主提供的骑兵。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已普遍衰落，国家只能用赏赐土地的办法报答贵族的服役。军费同装备只能由领主及自由农民自备。这种组织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功能耦合的，帝国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经费和兵源都不成问题，强大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通过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但恰恰又是“征战”和采邑制度本身使整个社会系统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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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法兰克人的习惯法要求一切自由人都去参加打仗；不去打仗的人就不再被当做自由人看待”。注275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农民来说，征战的包袱是难以长期担负的。一年四季的战争使他延误农时，脱离土地，最终不能同领主经济抗衡。当时装备一个战士相当于45头牛的价值，还要自带6个月的军中给养。注276战争必然使自由农民破产，沦为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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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注277巴黎郊外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记载了查理曼时代自由农民迅速破产的情况。在这个修道院的领地上，住有2788户人家，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注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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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依附和骑士效忠是查理曼帝国的组织方式，但它反过来成为破坏功能耦合的另一个原因。农民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逐渐演变为农奴，宫廷中大臣、武士、侍从则成为世袭领主。贵族化和农奴化同样是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必然带来的后果。商品经济的低落是查理曼帝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它和采邑制度一起成为贵族化、农奴化的根源。自由农民的消失，使帝国军事机器不得不完全依赖领主。领主的庄园可以由农奴耕种。他们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于战争。结果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迫使国王不得不过分依靠领主，而领主的强大又制造出无数的战争。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国王无力给部下发放薪俸，赐予地产是国王用来组织国家机器的唯一办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官僚机构是没法建立的，所以自由农民的消失必然伴随王权的衰落。领主权力和私人武装日益强大，帝国终于瓦解。整个西欧陷入封建领主的混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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