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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旧社会结构不明显阻碍潜结构形成，但阻碍潜结构的壮大和取代时，结构取代三步中第一、第二阶段往往不易区分，但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下面，我们以罗马帝国演化的历程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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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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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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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袭庄园和日耳曼人的政治组织代表了罗马帝国内部文化、经济、政治三类潜组织要素。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旧社会的大厦尚存之时，尽管这些潜组织要素在一天天成长，却不能互相结合，形成一种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如果仅仅从功能上讲，它们是可以实行耦合的。但旧结构的大厦和无组织力量的洪水却妨碍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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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庄园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广泛存在，在帝国后期已成为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态，但管理它们的却是罗马帝国的旧奴隶主，它们是腐朽了的帝国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同样，蛮族中的政治组织尚且不能和帝国的政治大厦融合，当然也不可能和帝国广大的世袭庄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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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文化系统中的潜组织要素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的结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做到这一点也很难。罗马帝国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它的文化也只能以城市作为形式化社会化的基地，这一点，对于在形成之中的新文化结构的要素也是成立的。历史学家公认，基督教一开始是一种城市宗教，在罗马帝国稳定的时代，它的传播和教会设立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深入农村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即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表明，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前，基督教不可能广泛地和农村中的世袭庄园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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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罗马帝国潜组织要素的结合必须等待罗马帝国的崩溃。因此，我们在罗马帝国演化的历史上，首先看到了一个代表新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这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世袭领地的独立和教会的庄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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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大厦开始倒塌，组成旧结构的巨石如雪崩般地碎落下来，这些碎片大多数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各式各样的结构畸形的子系统在崩溃过程中被消灭了。古代商品经济衰落，城市中杂草丛生，建筑物的废墟成了农人的采石场。寄生的罗马自由民消失了；军团政治结构完全被粉碎；古罗马宗教也被人们所抛弃。然而只要这个社会中的人没有在动乱中全部消灭，总会有某种可以暂时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的组织要素残存下来。它们就是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和基督教会。世袭庄园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和旧社会结构的脱离并不会立即危及它的生存，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可以从旧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也是一样，旧结构崩溃带来的灾难愈是深重，拯救的渴望越是强烈。只要基督教会也建立起维持它生存的庄园，它不仅可以从城市组织中剥离下来，而且这正好给它造成深入农村的大好时机。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上百年的动乱之中，虽然很多世袭领地被蛮族入侵和奴隶起义所摧毁，但其中一部分很快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庄园，在这些庄园中，残存的奴隶制完全被摧毁。庄园主们筑堡而居，组织私人卫队，使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在政治上也封闭起来，以保证在乱世中的栖身。城市被消灭后，教会的地产迅速演变成独立的教会庄园。总之，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我们在西欧看到了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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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结构的瓦解使阻碍潜组织要素结合的壁垒消失了。特别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机器崩溃后，蛮族中盛行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成为整个社会中唯一值得重视的力量。这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西欧广大地区普遍地混杂在一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蛮族王国。人们常有一个错觉，认为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如果我们仅仅分别分析蛮族王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子系统的内容，是容易发生这种错觉的。大多数蛮族王国的经济结构均由世袭庄园组成，基督教已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而蛮族军事性组织也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成分。但是，这三个组成封建社会的子系统虽然混合在一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它们并没有形成功能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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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需要庄园经济结构、蛮族政治结构和基督教形成一种互相维系的整体(图3.1)。子系统是否真正耦合，可以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相维系来判断。众所周知，西欧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由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组成。宏观调节表现为领主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一种金字塔式的身份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安定下来，为庄园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必需的社会秩序。由于在领主中形成了统一的分封制和骑士制度，整个社会才能从一个个近乎于独立的庄园中获得一支相对有效的军事力量，才可以组成军队来抵抗各式各样的入侵，以保证经济生活正常进行。政治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在微观方面也十分重要。它主要表现在领主政权对庄园内部的调节。其标志是领主对农权形成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关于领主的权利，人们谈得很多，它们是：领主征收地租权，对农奴的人身支配权，甚至还有对农奴女儿结婚时的初夜权。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些权利是领主承诺了义务才换取到的。权利需要人们普遍接受，必须和义务相结合。义务就是对庄园生活的调节，领主必须承担在乱世中为农民和农奴提供保护的义务。领主的城堡往往是盗贼侵犯时全庄园人藏身的地方。这种调节作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们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牵去做俘虏……人们生活于或可说开始生活于粗鲁而又残酷的统治之下；他们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获得了保护……”注284此外，领主对习惯法的维持，他们对庄园中争端的裁决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重要方面。甚至后来成为封建领主恶习的游猎行为在当时对经济都有调节作用，因为它可以抑制狼群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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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政治结构的子系统对庄园经济都没有这种调节作用。一个个庄园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政治上完全独立，领主私人卫队拥兵割据，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确定的身份关系。蛮族武装几乎是游离于经济结构之外的统治力量。他们在文化上实行普遍的旺达尔主义，除抢劫和破坏外，对社会秩序没有任何建树。因此蛮族王国大多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盗贼横行，战乱四起。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在混乱中苟延残喘，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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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文化结构也没有和政治结构耦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基督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耦合不仅意味着基督教为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使骑士忠于他的伯爵，使农民安于现状。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基督教会在每个庄园中建立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宗教组织。功能耦合意味着意识形态组织——教会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组织形成一致的管理网。教会组织也必须确立与金字塔身份制一一对应的层次，形成互相配合的调节系统(图3.2)。绝大多数蛮族王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庄园化了，但教会设立庄园并不等于在每个庄园设立教会。由于世袭庄园完全独立，各自信奉的教义不能保证统一；因此一个世袭庄园信奉一种教派，形形色色的教派混杂的现象在西欧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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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如果不能形成互相维系的整体，社会就不存在稳定的结构，就没有容纳经济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框架，这就势必出现巨大的破坏！公元六世纪的意大利就是典型的例子。那时，意大利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争夺土地的战争接连不断，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仿佛一下子倒退了1500年。据历史记载，罗马公民们逃到山区和森林，那里豺狼成群，以致许多地方豺狼成为一种恐怖。田地荒芜，野生的谷物没有人收获，当年人类的住宅成了野兽的栖身之所。其实，这种情况在六至七世纪的西欧是到处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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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方面的潜组织要素不能自发实行耦合，迅速构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这些潜组织要素要能从旧社会的躯体中剥离下来，必须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世袭庄园要不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给自足，早就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了。教会庄园和蛮族军事组织也是这样。既然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是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的条件，那么它必然带来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的困难。要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在领主间建立服从和等级关系。必须用行政的力量将宗教组织深入到每一个独立的庄园中去。这只有在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才能完成。每一个世袭领主的私人武装虽然用来保卫庄园，但大多都不足以发动一场征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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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它只能通过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才能实现。从理论上讲，法兰克王国的作用就是完成了结构取代必需的第二个阶段，把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潜在的新结构。没有法兰克王国短暂的统一，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不能被打破，就不能实现功能耦合。法兰克王国依靠剥夺部分世袭庄园和广大的空地建立起采邑制度，从而使采邑的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确定的金字塔式的君臣关系。它不仅使国家获得了统一的军事力量，而且也获得了行政力量，有力地促进了统一教会网的建立。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些领主曾顽固地拒绝教会触角伸到自己的领地中来，国王不得不派骑士和伯爵充当主教，用武力打破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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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指出，在法兰克王国中，未来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仅仅是一种潜结构。占主导地位的采邑虽然含有领主经济的成分，但毕竟不等于世袭庄园。金字塔式的封臣关系在法兰克王国中只是潜含在国家组织之中的，它当时还是一种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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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必须等待法兰克王国的解体。它需要君臣关系演化为贵族之间的等级身份制，军事采邑演化为领主庄园。这时领主庄园已不同于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世袭庄园。它们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已经同政治结构、文化结构耦合起来。同样，这时出现的新贵族，也不是拥兵割据、占地为王的领主，而是已确立的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有在统一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潜结构才能占主导地位。社会结构取代的第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这表明，法兰克王国的瓦解和它的形成一样，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建立，潜组织要素不可能结合，没有它的瓦解，潜组织不可能实现最后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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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把一个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封建社会，就像用一个网兜把马铃薯装起来。网兜的经线是等级身份制，纬线就是宗教组织。由于潜组织要素的自我封闭性，封建网兜不可能从个别领主庄园这些马铃薯中生长出来，它需要通过一个统一体的解体生长出来。只有依靠这个统一体才能把旧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功能耦合的整体。法兰克王国的瓦解，把君臣关系演化为金字塔的封建等级关系。尽管骑士对伯爵，伯爵对国王的依附关系是松弛的，然而毕竟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法兰克封建化的同时，宗教组织的纬线也深入到每一个领地，与政治结构的功能耦合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彻底的农奴化和典型的封建化仅仅出现在日耳曼和罗马因素完全融合的地区，它仅限于墨洛温王朝的疆土。西欧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庄园不是从罗马帝国的大庄园直接继承下来的。法兰克王国建立和瓦解后，对大部分领地进行分割、碎破及重新组合，才形成了整个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领主多数是法兰克军事采邑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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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过程表明，任何社会结构的取代都必须经历潜组织形成、潜组织结合，最后占据主导地位这三个阶段。而且，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受到阻碍，结构取代就不能顺利完成。在西欧封建社会取代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潜组织要素的互相结合，由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而带来的封闭特点，它们的结合一定要通过法兰克王国这样的中介体。没有这一中介，正是很多地区长期不能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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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中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曾在不列颠建立了许多蛮族小王国。但一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之前，英国始终没有确立完整的封建结构。诺曼底公爵带着远征军入侵不列颠，实际上起了类似中介的作用。而在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却都没有充当过法兰克人那样的中介作用。东哥特人想建立一个统治众多独立世袭庄园的政权，结果他们自己被消灭在世袭庄园的暴动和拜占庭帝国的入侵之中。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是蛮族王国中生存最长久的，但罗马留下的世袭庄园及他们的私人武装是西哥特王国最难消化的东西。西哥特人太少了，他们只是浮于社会统治的表面，他们在西班牙的历史上几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西班牙建立封建社会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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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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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东罗马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罗马帝国的演变，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新结构，一个是由法兰克王国瓦解而生成的西欧封建社会，另一个是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从生产关系上讲，虽然二者均属于“封建社会”，但这两个社会的结构却是大不相同的(图3.3)。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城市几乎消失，商品经济萎缩到不能再少的地步。政治上皇权衰落，政权彻底地地方化了，甚至龟缩到一个个的城堡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等级制。而拜占庭帝国却还存在强大的王权，存在官僚机构。城市仍旧统治着农村，继续保持着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甚至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罗马帝国大厦倒塌时，基督教分成了两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西欧出现了横跨各封建国家而又与地方政权并行的统一教会。但东正教却几乎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