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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出现在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的过程。众所周知，公元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逝世以后，东罗马帝国的危机接踵而来，萨拉森人在亚洲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亚美尼亚、佐治亚和卡帕多西亚。从瓦尔达尔河到摩拉瓦河及亚得里亚海，希腊和希腊化文明被斯拉夫人扫荡殆尽。帝国的权力仅仅限于君士坦丁堡本身。实际上，此时作为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灭亡了。这时，东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剥离下来的过程。那些世袭庄园纷纷独立。但是帝国东部的环境和西部大不相同，西部的世袭庄园生活在日耳曼人入侵的环境中，而东部的世袭庄园却碰到了斯拉夫人入侵的旋风！表面上看，作为蛮族入侵，斯拉夫人似乎和日耳曼人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斯拉夫人并不像日耳曼人那样由于长期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而罗马化。他们更为原始。因此对待那些从旧结构上剥离下来的世袭庄园的态度与日耳曼人完全不同。日耳曼人只是改变了部分领地的所有权，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潜组织要素。斯拉夫人的办法是彻底破坏它。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指出：“日耳曼野蛮人既使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又强夺了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二来互相分配，以作为报偿。”注285但他们在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实行了采邑制度，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仍旧保留大世袭庄园。实际上，不同的日耳曼部落对大世袭庄园的剥夺也不相同，西哥特人仅仅没收了领主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分配，东哥特王国则是日耳曼各蛮族王国中最为罗马化的国家，他们仅仅分配了无主荒地。在意大利的大世袭庄园几乎没有失去土地。这就是说，无论哪部分日耳曼人都没有取消世袭庄园，最多不过把它变成自己的采邑。而斯拉夫人却完全破坏了世袭庄园，代之以他们自己熟悉的农村公社。这一扫荡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公元570~600年间巴尔干山以北地区“老的人口几乎消灭殆尽”，注286甚至在罗马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的马其顿、色雷斯，大世袭庄园也所剩无几。汤普逊指出，到了公元620年，帝国各行省讲拉丁语的人仅剩下十分之一。注287在东罗马帝国，古老的农村公社普遍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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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农村公社和世袭庄园、采邑制是完全不同的潜组织要素，它从来就是小农经济的温床。它本身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却没有坚硬的政治外壳。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可以为统一帝国提供赋税和兵源，可以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只要有一种政治模式来组织他们，或者说只要城市来重新统治他们，他们就可以同某种政治结构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本来，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瓦解了小农经济，现在，斯拉夫人的入侵又把它带了回来。它使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回到罗马征服以前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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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由于斯拉夫人的入侵，世袭庄园从罗马帝国的旧结构中剥离下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斯拉夫人强迫它们变成农村公社，它在结构上与农奴制庄园完全不同。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东罗马帝国已经不可能演变到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去。它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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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呢？它同样可以通过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潜组织要素来判断。斯拉夫人的政治组织比日耳曼人原始，不可能提供身份等级这样的潜组织要素。就算东罗马帝国存在贵族身份制，也不能和农村公社耦合起来。它们必然被淘汰。那么，有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潜组织要素能与农村公社耦合呢？有！这就是军事官僚制度。这种潜组织要素之所以能出现，也和东罗马帝国政治结构演变的特殊过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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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奴隶制商品经济衰落的程度上，罗马帝国从公元三世纪末开始了商品经济的普遍衰落，但是，在东部和西部的程度却是很不同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商品经济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城市荒芜，世袭庄园是唯一残存的实体。然而东罗马却不是这样。据统计，公元五至六世纪时，东罗马还有6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注288尽管城市生活已不是公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但东罗马帝国濒于解体时，还有少量的城市存在。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城市有一点与西罗马的城市不同，它们能部分地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这一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城市是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枢纽，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消失，它必然要灭亡。那么，东罗马帝国的少数城市为什么能脱离旧结构而存在呢？关键在于，东罗马帝国的很多城市是由国内、国际双重贸易支撑的，国内贸易衰落后，只要国际贸易尚存在，那些对外通商的城市就有可能相对独立于旧结构而生存。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一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注289是当时国际贸易中最大的枢纽。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国际贸易给君士坦丁堡带来大量的货币收入。东罗马可以用它来组织军队，收买蛮族领袖，从军事角度来看，君士坦丁堡也有特殊的地理长处，只要它的水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城市的三面就都不会受到威胁。因此，即使东罗马的土地全部丧失，君士坦丁堡依靠自己也能存在下去，并为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提供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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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一旦从旧结构中暂时剥离出来，就在新结构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一方面，从城市产生出来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可能发展成新的潜组织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可以作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潜组织因素结合的母体。只要城市重新统治农村，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经济要素就能和新的政治、文化系统耦合起来。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首先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系统是基本相同的，都信奉古罗马宗教。但东罗马受到东方、希腊和埃及的影响比西罗马大。西罗马作为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在思想上比东罗马保守。在罗马帝国濒于崩溃之际，东罗马和西罗马在文化上的差别明显起来。东罗马的旧贵族元老少，新贵族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抛弃了旧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而在西罗马，随着城市的消失，基督教与帝国的政治机器产生了更大的距离，甚至被抛了出来，最后成为游离于政治结构以外的力量。因此必须有中介体，才能把基督教和政治结构重新组织起来。而东罗马帝国不需要这种中介，它的部分城市一直存在，成为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新因素结合的母体，结果，东罗马的基督教与帝国政府逐步合一，成为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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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罗马帝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有着相互结合从而创造新社会结构的可能，但其创建的过程仍旧是十分痛苦的。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怎样改变旧的政治结构才能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所以，大多数尝试者仅仅怀着一种建立秩序，甚至是恢复旧体制的希望去东碰西撞。从查士丁尼到立奥三世继位，拜占庭的政治动乱频繁，它经历了三个正统王朝和六次篡位的宫廷政变，包括十七个皇帝更迭，新结构才大体建立起来。经济结构是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经济、部分庄园的混合形态。它为政治结构提供税收和兵源。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官僚体制。公元七世纪起，君士坦丁堡开始实行军区制度，利用大量的自由农民作兵源，并把地方行政大权交给军事长官。这种军区制和古罗马总督统帅行省军团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以城市为基础，前者以农村为基础。拜占庭的军队由自由农民和拥有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根据份地的多寡确定兵役。它实际上包含着军事封土制的因素。从此，拜占庭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新结构确立的另一个标志是《伊苏里安法典》代替了奴隶制的《查士丁尼法典》。新社会结构的建立甚至对文化系统也进行了进一步清理。东正教虽然属于新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旧结构瓦解时，相当一部分教会庄园化了，它拥有很多地产，与军功封土制不能互相维系。因此，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出现了连续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皇帝立奥三世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土地颁发给军人。直到马其顿时期(公元867~1057)，拜占庭帝国新的社会结构才最后完成了取代，达到一种互相维系的状态。此后出现了社会发展安定而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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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军事封土制度会出现功能异化，分裂割据倾向的抬头必然使中央政府衰落。这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农民农奴化，军功采邑慢慢演变为世袭庄园。拜占庭经济结构不断向庄园经济演化正是拜占庭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拜占庭帝国与查理曼帝国不同，它有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有官僚机器。可以采取措施抑制和减慢功能异化过程。拜占庭社会结构有一个微妙的特点，当功能异化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态时，中央政府衰落，政权重新龟缩到君士坦丁堡城中，只要国际贸易存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修复帝国的据点。所以我们在拜占庭帝国长达800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它的版图处于一种反反复复的伸缩之中。每当社会结构不能互相维系时，农民起义和外来入侵总是或多或少地消灭积蓄在社会结构体内功能异化的结果和无组织力量。为下一次修复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直到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国际贸易地位被新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取代时才结束。拜占庭帝国一直维持了近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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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只要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它的潜组织要素产生的过程，以及相互结合和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就不仅可以理解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还可以明白，每当一个旧社会结构瓦解时，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瓦解后剩下的组织要素不同，就为不同形态的新结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演化会出现分叉现象。当一种社会结构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时，它自身的调节能力可以维持稳定。这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的某些细小差别，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外来微小干扰，等等，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旧结构趋于瓦解时，以上因素对形成新结构的作用则不可忽视。新结构的形成之所以对各种偶然因素十分敏感，关键在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剥离下来后，本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如晶种一样，会造成由它们发展起来的潜结构出现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解决了本书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既然人类社会都起源于原始部落和氏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模式的巨式差异，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解决，是指提供了一种方法。要真正理解各文明的演化道路，还要具体地分析各种演化机制，分析不同社会结构的组织要素，分析其特殊的功能耦合系统。虽然，有些要素还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难以知晓。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的演化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片无规律的混乱。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无非是这种规律和人们原来想象的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有所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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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四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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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外，它能够做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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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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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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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最先从西欧封建社会中产生？表面上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世纪西欧、中国、日本、印度、拜占庭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在这里逐一进行具体分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某些独有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推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可能在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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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代议制和契约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往往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大多只能在城市中完成结合。从这个特点出发，联系社会结构的取代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这种旧结构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潜结构形成的母体。道理十分明显，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当旧结构瓦解时，城市也必然同旧结构一起同归于尽。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与西欧封建社会潜组织要素除形态不同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能游离城市而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却不行。基督教可以游离出城市而乡村化，但现代价值却需要城市作为实现的场所。代议制和契约关系也是同样。所以，假如城市属于旧结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就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形成。首先，它作为旧结构的统治中心，是旧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地方，即使资本主义潜组织在这里产生，成长也十分困难。其次，当城市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落时，资本主义的潜组织由于无法从城市中剥离出来，它会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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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兴盛之际，如果仅仅从商品经济的规模来看，它们远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的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公元十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私人作坊及个体手工业者极多，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会力量也十分强大，城市人口已达60万以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末期也是这样。明末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10万之众，而且大多数都采用雇佣劳动形式。注290一般说来，城市生活繁荣，市民文化就容易产生。今天，人们公认人文主义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人文主义最早出现在拜占庭。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米海尔普塞鲁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分离。十三世纪以前，拜占庭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化，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不少意大利青年来到这里求学。拜占庭许多著名的学者常去意大利讲学，比如瓦尔拉姆和他的学生皮拉特，就曾教过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学习希腊文字。格米斯脱·普利顿为了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可以说，拜占庭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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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有可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如何呢？它们虽然发达，却不能相互结合。它们在旧结构的土壤上显得繁花似锦，却不可避免地随着旧结构的衰落而凋谢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根植于郡县城市和地主经济中，它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大一统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时，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市场经济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烬。拜占庭帝国瓦解也同样出现城市衰落及自由农民农奴化的现象。虽然中国和拜占庭社会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但资本主义结构都不能在这些社会中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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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封建社会：它内部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又不是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呢？有的，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西欧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庄园领主经济，政治结构是贵族政治。社会组织框架主要不依靠城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构成主要的经济关系网，一个个孤立的高墙壁垒的城堡是庄园领主的统治中心。因此，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旧的封建结构。这一点，可以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起源得到证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后才慢慢出现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被组织到旧结构的框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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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卫戍”起源说，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罗马社会残留下来的，有人则说是宗教集会中心形成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起源说并不正确。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例如，中世纪德国的城市，最初是一些商人从伯爵领地中借来的“城堡防效区”或公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作为临时售货点或居住点。他们付给领主一些租金。逐步地，栅栏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社会生活，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政治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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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而是掺进旧机体的异物。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旧社会结构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无法阻碍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尽管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较小，无法同东方大帝国的城市相比，却使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日益发展、壮大。历史学家们认为，虽然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却存在三个共同的要素，即贸易、市民和市政府。这三者不仅是新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且一旦出现，就是完备的、可以互相结合的。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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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潜组织要素的产生和潜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潜结构就顺利地形成了。其标志是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对新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突出表现在设立一种保护机构来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并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虽然城市自治政府并不能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服役。但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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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自治根本不同。罗马的城市虽然也实行自治，但它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维系帝国政治文化统治的同时，又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尽管在后期城市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组成来说，城市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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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旧结构之桶瓦解时，它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一天天壮大，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容器。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而不是像中国、拜占庭的封建社会和古罗马所见到的那样，城市兴盛于旧社会结构的鼎盛时期，又与旧社会结构一起瓦解。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西欧城市的数目却在此时增长了10倍，每个城市的人口也平均增长了两到三倍。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潜结构，正是在这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过程很像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最后飞出的那些天鹅就是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是从画面上的那个白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说，那个白色三角形代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结构——中世纪城市的话，那么，它在画面上恰好是黑色图案本身的空隙部分。黑色图案代表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应当说，任何一个人在挥毫作画之时，都无法担保图案的空隙部分正好形成一个潜图案，就像一个组织的否定和异化不一定恰好是另一个组织一样。而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恰好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刚好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相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刚好同分裂割据的贵族政治相反，论证近代资本主义为正当的意识形态亦是从否定天主教中形成的。只要旧的封建结构瓦解，相反的白色图案就放大。这种特殊的取代机制只有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才有。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先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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