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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阻止官僚机构的膨胀。英国虽然很早就设置了官僚系统，但由于三角均势的存在，立法权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僚机构不可能膨胀起来，只能一直处于“吏”的地位。1694年，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税务人员不得参加议会。1701年又规定，凡领取皇家薪俸和养老金的官员不得成为议员。稍后，又规定政府部门的官员，除少数高级官员外，不许参加党派和政治活动。1710年又颁布法令规定，任何邮政人员通过口头、书信或其他方式运动选民，要受到罚款和免职的处分。后来又规定取消邮务人员、税务人员和警察的选举权。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官始终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活动。议会手中掌握着立法权，是官僚机构膨胀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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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英国之所以最早建成资本主义，是同英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相连的。大量的中小贵族经商，经营土地，和市民打成一片，所以他们能和市民结盟限制王权，那么，为什么独独英国的贵族如此开明？为什么英国从事商业的贵族们不齿于市民事业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官僚机构受到议会的遏制。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关系解体，贵族骑士有三种转化道路：一是动摇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诸侯人数越来越多，土地日益分割，大量贵族不得不成为游手好闲者或拦路抢劫的匪徒；二是失去封地的贵族转变为国王的官吏，即贵族子弟成为官僚机构的来源；三是贵族去经商。这三条道路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可能的，但哪一种占优势则取决于中介体的状况。如果王权弱小，中介体不存在，那么必然出现第一种情况，即德国中后期的情况。如果王权过于强大，官僚机构发展很快，贵族无疑于倾向变成宫廷官吏，这也就是法国的情况。据统计，十六世纪法国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多达100万人，注299 到十八世纪后期还有40万左右，其中有爵号的宫廷贵族共约4000户。注300在英国，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诸侯的土地不能无限分割，王权也不能无限膨胀，社会秩序又相对稳定，贵族的其余子女只有经商。所以，十三世纪以后，英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传统，封地由长子继承，次子以下的贵族子女进入商界。当时大公司的学费往往要200~300镑。许多贵族子女不得不经商，形成了李尔本之类的特殊学徒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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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中介体的形成，不仅促使贵族去经商，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取得骑士的称号。由于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三角均势、两两结盟的政治共同体，使三股势力在政治滚动中日益融合了身份差别。所以，英国骑士和贵族的爵号是廉价的，国王很乐意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资产者只要付少量的“盾牌税”就能进入骑士行列。在贵族政治或君主官僚政治系统中，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权力。而在英国这种议会制系统中，身份制的政治作用逐步削弱了，甚至资产者把贵族的爵号作为一种负担，当时在英国有许多绅士为逃避义务不愿接受骑士称号。查理一世在1630年对收入40镑以上无骑士称号的地主课以罚金。这一年就有13250人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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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英国最早出现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发动的土地兼并——圈地运动。王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维持自耕农的稳定，这在英国也不例外。英国国王曾多次颁布法令限制圈地，但英国已经形成议会制中介，大量的贵族经商，加入市民资产阶级的行列，土地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国王限制圈地法令的颁布及实行都要受到议会制中力量对比的限制。这样一来，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君主的力量虽还强大，但无奈市民和贵族的两两结盟，最终只能限制圈地的速度，而不能消灭它。所以英国的圈地运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随着议会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圈地越来越不可遏制。据R.G.Lang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个世纪，议会议员的大多数已是圈地运动的支持者和获利者。如伦敦市参议员的140名富商中，有118人拥有田产。其中96人有309处庄园，平均每人3.2个庄园。当时富商市民把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经营土地。一个叫R.阿克戴尔的富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用1000镑钱经商，11485镑投资土地。注301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于议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圈地运动还不能破坏自耕农经济的话，到资产阶级革命后，一系列加速土地兼并的法令颁布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自耕农经济几乎全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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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因为议会制中介体的存在，大量市民代表和资产阶级化贵族进入国家政权。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新教徒比例很大，才使亨利八世敢于因教皇不批准其离婚请求而同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国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拥有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议会制中政治力量的对比起着决定作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常常和清教徒运动互相呼应，它表明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进程中，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政治结构的取代是同步的。国会战胜了君主，包含着卡尔文教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同时被普遍接受，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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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三角均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诸侯的力量是不断减小的，而市民和王权的力量却不断增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诸侯的力量已小到不足以支持三角均势，那时就会出现绝对专制王权。然而，此时市民的力量亦增长到相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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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数学公式来证明这一点。令X、Y、Z分别代表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根据三角形的均势条件，议会存在时必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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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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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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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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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Z为常数，就可以得到图4.4，显然，满足方程的X、Y在阴影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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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区间的变化取决于Z的大小，当Z很小时，区间如图4．5所示。也就是说X=Y，这一结果的意义是：当议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X、Y、Z在议会存在的条件下变动，随着Z变小，X、Y的大小趋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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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当王权力量增长，诸侯力量减小时，如果市民力量不同步增长，那么三角均势就不可能维系较长的时间，而会迅速破坏。因此，当英国绝对专制出现时，资产阶级以它与王权相差无几的力量出来抗衡。三角均势的破坏就预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绝对专制王权很快就被清教徒革命推翻，王权的中介作用结束，资本主义结构实现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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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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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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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结构比英国晚一百年呢？为什么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明显不同呢？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法国是采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方式，用暴力推翻专制王权，建立了共和国，而不像英国那样采用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乎于平稳的过渡。在经济结构的取代上，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有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瓦解了自耕农，逐步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对英国来说，资产阶级政府确立前后自耕农的瓦解和雇用工人的产生只是速度和规模不同。而法国大革命前这种转化过程几乎不存在。自耕农、佃农经济足足保持了两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是市民、自耕农和佃农等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联合暴动。法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也很特殊，它没有如同英国和德国那样，经历过宗教改革，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即通过启蒙运动来确立现代价值，因此声势比英国、德国更为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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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些特点似乎同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百年毫无关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法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王权、诸侯与市民力量的消长过程，分析一下法国王权的特殊形态，就会发现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现象完全可以得到统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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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中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王权和城市力量的壮大这两点来看，法国和英国基本相同。法国王权的强大也相当早。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法两国王权力量与城市市民力量的对比相差不多。腓力二世时期(1180~1223年)，法国战胜英国金雀花朝，夺取了金雀花朝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从而使王权一跃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腓力二世也采用与市民结盟的办法来抑制诸侯力量。他实行了全国的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加强了官僚机器，他规定国王铸币为全国通货，促进了经济统一。注302可以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同英国一样，依靠王权与市民结盟大于诸侯的力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立起中介体。但法国和英国有一点不同，法国贵族诸侯与市民之间的等级鸿沟比英国深得多，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英国的封建主义是从西欧输入的，诺曼底人带着血统等级制度征服不列颠后，不得不同英吉利人的各种观念融合，结果淡化了等级观念。而法国却是西欧封建传统的发源地，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约四百年中，贵族等级制度深深侵蚀了所有贵族的灵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即诸侯与市民结盟极其困难。在英国，诸侯只要与市民在利益上一致，双方就会跨越等级鸿沟，携起手来反对王权。但在法国，这种结盟几乎从未实现过。十六世纪后则完全失去了结盟的可能性。法国国王把部分市民商人吸收进官僚机构。法王还把一些主要的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者将税款预先垫付给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税。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级被王权分化了，其上层和王权联合起来对付下层市民。于是，市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诸侯结盟的可能性势必丧失。我们知道，英国诸侯与市民结盟大多发生在反抗国王附加征税的问题上。但在法国，这种时刻来临时，被分裂了的市民阶级根本无力去同诸侯结盟。特别是由于法国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务，可以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了官职，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超额收回捐官的本钱。这样一来，上层市民商人进入官僚机构，成为穿袍贵族，王权与上层市民的结盟就更加牢不可破。最终使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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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法国不存在英国那种王权、市民、诸侯两两结盟，形成三角均势的条件。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王权与市民结盟。这样，法国的王权中介体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形态，不是议会制系统，而是短暂的三级会议和随后立即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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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法国的三级会议类似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法国不存在诸侯与市民结盟的可能，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被破坏了。由于王权势力的膨胀比市民力量的增长快得多，因此三级会议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议会，而只能是绝对君主制的前奏。我们翻开法国三级会议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级会议仅仅出现于王权弱小的时候，王权一旦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很快就被膨胀起来的专制王权所吞噬。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是1302年召开的，到了1483年，王权足够强大之后，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开过。十六世纪末，法国王权再度衰落，三级会议又一次召开。但到了十七世纪初，王权很快又占了统治地位，国王索性把三级会议取消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0年间，三级会议竟然无人问津。三级会议两起两落的过程，说明法国缺乏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法国王权与英国王权中介体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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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三级会议出现的条件是王权力量小于诸侯力量，而王权力量加上市民力量则大于诸侯力量。因此它与市民结盟便能抑制诸侯，实现统一。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究其社会背景，表面上似乎是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实际上是王权与市民联合反对代表封建割据力量的诸侯。在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与诸侯在经济利益上往往是一致的。王权越衰落，诸侯力量就越强大，教皇的权威也就越巩固。但是，由于法国没有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三角均势不能保持，导致王权无限地扩大起来。三级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王权的约束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决定怎样分摊新税，不过对行政和司法的改良提出一些要求，根本不可能像英国议会那样迫使国王遵守法律。这就难怪法国王权和官僚机构会迅速地膨胀起来。当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超过诸侯的力量时，英国的议会会出现诸侯与市民的联盟以抑制王权，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则绝不可能，唯一的历史结果就是停止三级会议，王权演化为绝对专制的形态。历史证明，1484年以后，王权凭借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抵制诸侯的分裂割据倾向，因此三级会议就有70年没有召开。等级君主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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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时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历史常愿意把内在规律向人们再现一次。十五世纪末，法王发动了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被威亚大败被俘，丧失了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紧接着，法国又陷入三十年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法国的王权衰落了，诸侯势力膨胀起来。王权不得不再次与市民结盟，以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三级会议又一次戏剧性地出现了。但到了路易十三时期，王权又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干脆被取消了。1614年，贵族为了限制一天天膨胀起来的王权，坚持要召开三级会议，但是城市代表不肯与诸侯结盟，他们都支持王室，贵族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很显然，法国和英国不同，市民宁可让国王取消三级会议，也不同诸侯结盟。因此，法国的三级会议不能成长为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性质的议会。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加紧从穿袍贵族中选择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入鼎盛时期。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专制王权官僚机构已强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市民与诸侯结盟，也不可能同它抗衡。1648年巴黎法院的贵族反对王权斗争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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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君主制这种中介体决定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结构不可能和平地取代封建结构。强大的中介本身就是障碍。从政治上看，虽然它把一个个自治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组织在统一的君权之下，自治城市的市政厅却是隶属于官僚机构的。虽然大批的穿袍贵族加入了官僚机构，但这毕竟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它同议会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包含一个像议会这样的资本主义政治组织。资产阶级虽然通过参加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但就一个阶级而言，它没有从旧的政体中分离出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要从绝对君主制这一中介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首先粉碎原有政体。革命的过程势必十分激烈，而不像英国在议会制条件下能够实现较为短暂、顺利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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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因为专制王权要维护自耕农、佃农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国王取得了对诸侯的胜利后，就开始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官僚机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证明，法国进入绝对君主制以后，整个经济停滞在自耕农、佃农经济上。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法国的农业已大大地落后于英国。可见，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至多把农奴从对领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却不能建立现代契约社会。随着王权力量的膨胀，对自耕农、佃农的剥削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国王和贵族把大部分领地作为贡地分给农民或下一级领主，坐收贡赋。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领地直接出租，以获取高额地租。从领主那里得到份地的农民，每年要缴纳贡赋，他们被称作纳赋农或年贡农。向领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以收获的一半来交纳地租，称为对分制佃农或分成制佃农。由于绝对君主制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发展，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尖锐起来。当农奴刚刚被解放为佃农之际，整个农业生产充满了活力，但是，只要社会停滞在绝对君主制，农民获得的自由很快又被沉重的赋税、地租吞没了。在中世纪，领主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而绝对君主制剥夺了领主对领地的行政管理权，仅仅留下了领主对农民收租的权利。这就使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日益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因为贵族越衰落，剥削就越加剧。同时，膨胀起来的官僚机构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封建反动时期，领主们把多少年前已被废除的各种税收特权又强加在农民头上，如养鸽权、打猎权、桥头税、尘埃税等。同期，国家的各类税收也急剧上涨，直接税在1715~1789年的74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间接税在十八世纪增加了两倍。国税之高有时竟至夺去农民收入的一半。注303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的延续，使整个农民阶级同贵族、王室、官僚机构的矛盾一天天尖锐。最后导致了自耕农、佃农和市民的联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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