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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十六世纪初经济上先进的德国变成了落后的德国。恩格斯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碎片，流着鲜血。”注315据统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口已减少三分之一，在科隆、美因斯、特里尔大主教区境内，有二百多个城市和二千多个村落被毁。捷克居民在战前有300万人，战后减至78万人，一度以纺织品闻名的奥格斯堡战前有人口8万，战后只有12，000人。纺织品产量只及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遭到严重破坏，农奴制普遍地又盛行起来，自由农民就像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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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德国农奴制的消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破坏，农奴制又恢复了。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一般地基于两种力量：王权对诸侯的限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农奴制的再版一般也有两种原因：王权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破坏。东欧和其他地区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德国，由于王权从来没有强大过，所以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较为单纯，仅仅是商品经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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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结构取代封建结构的历史大大推迟了。它走了一条与英法完全不同的道路。首先要慢慢等待城市经济的恢复，此后又面临着西欧发达的商品经济造成的巨大国际压力。实际上，后来德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上，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随着容克地主转变为资产者，农奴转化成了被雇用的农业工人和工人。没有经过英法那种先转化为自耕农，再转化为雇用工人的过程。政治上则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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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比英、法、德三国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对结构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结构演化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细节。系统论史观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都显示出解释理论问题的巨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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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五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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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现实去代替另一个现实，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取代那个已趋于穷尽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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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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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学家讲过：“牛顿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就是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到秩序，在庞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只要从社会结构调节性的核心原理出发，应用系统分析，就能得到社会结构演化的普遍模式。我们用这一方法简要地分析了从罗马帝国到西欧资本主义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然而，系统论史观的生命力绝不仅限于此，它将为研究人类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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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还可以用于研究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化。随着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的不同，结构取代的方式也不同。另外，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第三章所讲的社会结构取代的三个步骤，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十分严格，无论是功能异化创造新子系统的过程，还是潜结构的形成及占主导地位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显然结构取代不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唯一模式。显而易见，当新结构不能取代旧结构时，另一种重要的模式就是旧结构的修复，这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呈现出一种“崩溃—修复”型。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到清朝两千年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关于这一种模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做了详细的分析。其特点是：旧结构功能异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上，由于形成潜结构的过程被阻断，旧结构自身又存在修复机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出现“修复—崩溃—再修复”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这种演化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而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般说来，要保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数千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部的潜组织要素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很快。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见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稳定地存在500年以上。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无论它看上去如何强大，都迟早会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但是，假如社会结构属于“崩溃—修复”型，情况就很特殊了。我们往往能看到一种颇为壮观的历史现象，古老的社会结构保持几千年，但并不是在静态中保持的，它经历着一次次的崩溃和修复。伴随社会结构停滞的是周期性社会动荡。控制论把它叫作超稳定系统。中国传统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它那古老的社会结构自秦汉到清朝长期地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每隔二三百年，旧王朝就要崩溃，新王朝就要取而代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实例证明，复杂而庞大的文明社会，只有依靠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才能保证生存数千年，这种演化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它很可能也适用于古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注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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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方法还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中生产水平进步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水平在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水平比罗马帝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比封建社会高。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生产水平的发展却并不是连续上升的。从罗马帝国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2000年中，生产水平的进步是一条颇为奇怪的波浪式曲线。罗马帝国生产水平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在这以后的几百年间，生产水平就处于停滞状态。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公元五至七世纪，人口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渐被遗忘。一直到八世纪，生产水平才重新开始上升。同样，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不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它发展最快的是八至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到达顶点。十四、十五世纪，生产水平的发展又陷于普遍的停滞，一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增长。为什么生产水平的进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波浪式特点呢？只要我们应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结构取代和生产水平发展的关系，就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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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经济关系网。生产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等。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期，经济结构基本不变，但物质财富却在日益积累，生产水平处于进化中，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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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章中把社会结构比喻为一个桶，社会生活是桶中所容纳的东西的总和。因此，考察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结构取代的关系，必须探讨仅仅作为容器的社会结构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必须要以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生产水平的积累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结构。就像蜜蜂酿蜜需要蜂巢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结构取代中出现旧社会结构瓦解而新社会结构又尚未形成的情况，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公元五到八世纪西欧生产水平的倒退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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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章中证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新结构的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下来，一直到八世纪才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为什么八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又重新提高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在某一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水平是不是可以无限增长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能永远保持稳定，功能异化和社会生活的增长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使社会结构和生产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结构存在是生产水平增长的前提，但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无限地容纳生产水平的进步。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就会成为一个天然的界限，限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社会生活就会把桶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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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处于适应和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生产水平提高往往较快，因为社会结构对生产力的支持作用较大，限制作用尚没有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一天天减弱，生产力的发展将碰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使生产水平的进步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所以，某种社会结构内的生产水平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多是在这种结构建立后的中前期。罗马帝国就是明显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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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到顶点，尽管当时距离社会结构的瓦解还很远，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已逐渐停滞了。当时，双轮犁和收割机械已经发明，水磨、筑堰修渠、利用水车、施肥等新技术都已出现。但是，这些新技术不能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广，其原因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奴隶制度。马克思说过，在奴隶社会中，普遍使用的只能是那些最笨重的生产工具。他说：“按照古人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是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注318因此，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尽管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但生产技术、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进步的要素却都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容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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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西欧农业生产力最大的改进是公元八世纪三圃轮作制和新的轭马法及马蹄铁的普遍应用，它提高了单位农田的产量，并使农业和运输技术出现了一次革命。其实，新的轭马法的改进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只是由过去把轭具放在马颈上改为放在马肩上，这样马在拉车时不至于让轭具压迫呼吸。因此马车的载重量提高了许多倍。为什么罗马使用了几百年的马车，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当然，古代技术发明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一发明在古罗马出现，是否也同其他那些机械发明一样得不到推广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奴隶不爱护牲口，对马车的载重量漠不关心。可以肯定，三圃制、马蹄铁这些看来并不困难的技术发明只有到西欧封建社会后才能普遍推行。这同社会结构的取代密不可分，农奴制在生产关系上比奴隶制先进，因而对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比奴隶制更大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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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结构对社会进步的容量限制是多方面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技术和其他创造性活动同样表现出固定的容量。罗马法是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创造之一。但无论是罗马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否定奴隶的人格。城市是罗马生活的基础，因而罗马是一个建筑大国，但是罗马皇帝拒绝用机器来搬运神殿的大柱，理由是它会使搬运工失去工作。阿基米得证明了杠杆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了滑轮装置，把一艘新造的大船拉到水中。然而阿基米得也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思想，因此常为自己设计的机械感到羞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罗马的工商业组织规模很大，却又很脆弱，为什么很多新技术发明出现在中世纪看来落后的修道院中，而没有出现在“发达”的罗马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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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世纪前后，即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古罗马技术水平发展的顶点。当时，亚历山大里亚是西方科学的中心。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都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从此以后，古代科学就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古代自由民科学家已经做完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科学史家在分析当时科学的成就时，都十分奇怪，既然他们在几何和天文学理论上已经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近代实验科学需要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这在古代社会是做不到的，狭窄的城市社会和古代宗教使当时的科学家成为不被世人理解的一小撮。科学活动的天然藩篱就是城市里小小学院的高墙，在此之外，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愚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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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限制生产水平提高的情况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同样存在。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西欧封建社会自八世纪以后，经济一直在稳定发展，但十四世纪似乎是一个顶峰。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经济普遍陷于停滞。英国的羊毛输出量仅为1350年的三分之一，全国羊毛产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注319西欧其他地区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当时的德国普遍存在“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发现当时的法国耕地荒废、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学家发现当时的弗兰德斯城处于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期。西方的史学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气候、人口、通货、战争等，结果却令人失望，几乎没有一条是能够普遍成立并令人信服的。但是，假如我们从任何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固定容量的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十四世纪正好是西欧封建社会从适应到不能互相维系的转折点，具有更大容量的资本主义结构还未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之桶又快要装满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已接近了社会结构容量的极限。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限制，使新的发展失去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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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技术发明来说，促进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大多数技术革新都是十四世纪以前完成的。英国用三圃制代替了二圃制，牧羊人饲养出大批高质量的羊群，尼德兰人完善了排干沼泽和筑提防海的技术，水磨工人制造出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建立了闻名世界的大面积专业化葡萄园，等等。从十三世纪末叶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英国十五世纪的农业进步根本不能同十三世纪相比。假如一个社会结构还存在创造生活的余地，它本身就鼓励人们去发明，而当人们的创造能力触到了既定的社会关系网时，它就要限制创造活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必然碰到巨大的障碍。那么，十五、十六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为什么又有新的增长呢？原因是代表新社会的潜结构迅速成长起来了，它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尽管完成取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出现了某种位于封建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中介结构，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占据了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是在旧结构中的新社会潜结构成长带来的。这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取代出现了同步现象。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产业革命一直要到现代社会结构建立后才开始，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比封建社会容量更大的结构形成，生产力大解放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法国革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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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传统社会每一种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容量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来判断容量的大小，进而判断结构的演化是否代表着进步。只有新结构的容量大于旧结构时，结构取代才是一种进步。我们说，社会进步很像中国的箱套。这种传统工艺品是一个大箱子，里面一层层地套着小箱子。如果不同的箱子代表不同的社会结构，那么箱子的大小代表结构的容量。但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恰好同箱套的顺序相反，是在小箱破裂以后，从中长出一个大箱子来。从小箱子破裂到大箱子长成，社会难免不发生动荡。动荡就可能损伤或中断进步因素的发展。就像哲学家常说的那样，历史上很罕见某种长久的进步不是伴随着暂时的倒退。要使进步成为一种连续过程，不仅需要及时地用大箱子取代小箱子，还要尽可能地使取代近于连续地进行。那样在旧结构瓦解时，更大的新箱子就可以把进步因素从旧结构中吸引出来。如果取代不及时或不连续，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我们研究社会结构的容量和取代过程，可以对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和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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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系统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研究纲领，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可以走出历史迷宫的道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被时间尘埃淹没的过去中发现事实，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寻找规律。人们渴望着一种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本书仅仅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来鼓舞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尝试。四百年前，培根说过：“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我们的尝试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坚信，如同人类正在逐步认识那浩瀚宇宙的规律一样，亿万人历史活动长河中存在的盲目性在人类科学和理性面前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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