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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2 在轴心文明中，对某一种超越视野的批判和否定同样也是这一轴心文明文化的一部分。如道家学说对儒家的否定，古希腊哲学中怀疑论于柏拉图理性论的否定，印度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否定都是例子。这一点对现代价值系统亦成立。因此，如果我们把现代价值系统视为轴心文明的新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可视为现代价值系统的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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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3 ［英］伊赛·伯林：《马克思传》，赵干城、鲍世奋译，时报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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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4 ［英］伊赛·伯林：《马克思传》，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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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5 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从蒙古人长达两百年的统治中独立时，领土只有8万平方公里，但到十六世纪前叶，已经扩大为435万平方公里(官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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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6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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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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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8 米尔这个词在俄文里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农村公社，第二是和平，第三是世界。它体现了俄国人的世界观。俄国人生活在农村公社里，享受着天然的和平，公社也就是他们的世界。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米尔组成方式与中国的人民公社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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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49 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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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0 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最大不同是在信仰中排除理性以及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我们在第五章指出，教皇革命导致救赎和理性的结合，即教会利用罗马法为根据使得其组织完全摆脱世俗政治权力的控制。由于罗马法背后是理性，教皇革命为亚里士多德学说全面纳入基督教准备了条件。正因为天主教是救赎和古希腊超越精神的结合，西欧才能形成政治组织分裂而教会组织统一这种全人类轴心文明独一无二的现象。否则，教会必附属于政治权力，理性被纳入救赎宗教是不可能的，东正教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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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1 赫克(Julius F.Hecker)把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归为虔诚和怜悯，我们将其视为希伯来超越突破的特殊形态。俄罗斯东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在于不那么重视作为人和上帝的契约(道德戒律)，而接受了斯拉夫村社传统的习惯法和道德。它在对救赎的渴望方面和天主教类似，但排除理性在接近上帝过程中的意义。俄罗斯东正教有所谓“圣愚”，即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对于俄罗斯宗教来说，由于真理已经被揭示，而且只能通过虔诚和苦行来接近，故西方经院哲学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赫克所说：“因为无须再发现新的真理，自然不再需要改变。……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甚至早先保持相当学术水平的神学院和研究院亦已停办。”(赫克：《俄罗斯的宗教》，高骅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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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2 俄国宗教不仅没有纳入古希腊理性精神，而且是反理性的。有一个俄国著名的诗人这样讲过：“理智不足以洞悉俄国，一般的尺度不适于她，她所具有的奇特性格，你只能用信仰来接触。”俄罗斯的东正教和拜占庭宗教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坚持人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冥想中可以得救。弗兰克指出：“俄罗斯宗教意识从来不会追问人是怎样走向拯救的：通过内在思想和信仰，还是通过外在行为。这两者在它看来都是以人与上帝之间的完全外在的关系和人与上帝的不应有的分离为前提的。无论是人的某些行为，都不足以确立人与上帝的外在联系；只有上帝本身，上帝一个，当人深入其中，上帝完全掌握了人之时，才能拯救人。”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yodor，1821~1881)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的灵魂不是一个特殊的微小的和派生的领域，它具有无限深度，根垣于存在的无底深渊，与上帝本身或魔鬼本身直接相联，而在对真理的强烈激情的瞬间被存在本身的一般形而上学力量所淹没。”(［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5页)正因为如此，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在俄国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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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3 当然，黑格尔主义是理性的，俄罗斯精神则是冥想的信仰主义。但和接受工具理性相比，俄罗斯精神认同为黑格尔主义相对容易。黑格尔在生前已在俄国有不少信徒。俄国思想家中，赫尔岑(Herzen Aleksandr，1812~1870)是左翼黑格尔主义者，他曾满腔热情地投身于1848年的革命，当他从这种迷醉状态中清醒之后，产生了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世界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憎恨西欧的资产阶级社会，向往一种类似斯拉夫主义的理想，即认为俄国以农民公社为基础，没有个体经济关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来说较之西欧可能更加成熟得多。别林斯基(Belinsky,Vissarion Grigoryevich,1811~1848)则是一个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法国作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1760~1825)、傅立叶(Francois M.C.Fourier，1772~1837)、皮埃尔及勒鲁的影响下也成为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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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4 必须指出的是，东正教和儒学不同，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观念系统为政治制度提供支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隐性的(即通过隐功能)，另一种是显性的(显功能)。隐功能的概念是默顿提出的，即某一社会系统虽有一功能，这种功能并不为这一社会系统所意识或明文规定。儒家意识形态明文规定了忠君和家长制，它有意识地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属于显功能。假定有一个观念系统，它本身并不讲政治应该如何，但实际上却有维持政治系统的功能，例如天主教，除了强调法制外，它的教会组织方式对农村的社会结构是构成影响的，但这只是隐功能，这时观念系统不能被视为意识形态。东正教就对沙皇的支持这一点事来说，不如西方天主教那样纯属隐功能，但毕竟其终极关怀是救赎，对现实政治社会制度的论证不多。因此，它对社会整合的功能在显功能和隐功能之间，不是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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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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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6 众所周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1694年亲政时就到西方考察，受到很大震撼，因此决定进行改革。“西化”这个词就是彼得大帝最先用的。彼得大帝的西化，在性质上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相似，即在不破坏原有社会整合结构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各种现代器物文化和制度。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提是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彼得大帝曾想在俄国推行这样的转化，这就是1720年俄国宗教的变革，即废除传统的牧首制，模仿新教国家的教会设立神圣会议，但这一转型是不成功的，沙皇的权威仍来源于东正教。官僚机构的统治权威来自于沙皇，而不能建立在理性之上。除非强调民族主义，俄国现代理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始终是作为瓦解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而存在的。换言之，由于俄国的西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彼得大帝的西化是保持原有社会整合结构前提下的现代化。但由于俄国离西方近，国家汲取能力强，接受西方现代科技比中国早，俄国现代化取得比中国洋务运动更大的成就。1725年，彼得大帝在他去世之前创办了科学院。帝俄的科学发展与西方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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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7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西化过程中，“一个有素养的知识上层开始循着现代欧洲文学、音乐、艺术与思想而形成。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彼得大帝最重、最有意义的成就”。(［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瑞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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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8 正如霍布斯邦所描绘的，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催化剂。它包括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拿破仑第二帝国的解体和巴黎公社的出现。它对俄国的冲击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推行改革，作出解放农奴的尝试。(［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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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9 Hugh Seton-Watson,〖STBX〗Nation and State〖STBZ〗，London：1977，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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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0 ［英］亚兰·伍德(Alan Wood)：《俄国革命的源起》，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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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1 我们在前面讲过，俄国知识分子来自贵族阶层。知识分子这个字源自于拉丁文中的intelligentia，它由Boboykin创造。在1861年改革后随着知识分子阶层之成长，这个词开始得到广泛运用。由于俄国知识分子是从反思俄国社会弊病，特别是人人反专制和批判农奴制中产生，故它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可以接受新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整合之阶层。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指出：“西方知识分子是指从事脑力劳动与创造的人……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它来自社会各种阶级：起初大多是贵族中比较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后来有了神父、助祭的子弟，也有的出身小官吏、及至解放了的农民。这就是完全被思想并且是社会性思想联合起来的平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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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2 为什么俄国知识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社会结构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东正教，东正教和工具理性始终存在某种对立。在思想史上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二元论不感兴趣。由于俄国贵族对平等的追求，就自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且，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是冥想式的信仰，在不信东正教时，一方面可以接受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另一方面接受黑格尔主义。众所周知，俄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是文学家，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也就是俄国的文学史。黑格尔主义加上浪漫主义，使得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倾向于对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和否定的思潮。而辩证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正是否定西方二元论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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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117~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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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4 1905年1月俄国因缺粮导致骚乱，军队向前往冬宫请愿的14万工人开枪，两千多人死伤，触发全国性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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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5 ［美］帕克斯顿：《二十世纪欧洲史》，王曾才、李孝悌等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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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6 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可以说是俄国传统社会整合危机之产物。它亦代表了俄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东正教后，从民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阶段。从1840年至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分成四代。1840年代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赫尔岑，他们本身为贵族。这一代人反对沙皇而倾向于民众，鼓吹农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相信米尔社会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第二代，代表人物为车尔尼雪夫斯基(N.G.Chernyshevsky，1828~1889)，他们中很多来自大学、文艺界，他们相信民粹主义，并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表面上看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正如弗兰克所说“(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极强的道德主义)只是其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反映。当然依照严格的逻辑，从虚无主义中只能推导出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即反道德主义……但是，如果在这点上作一次逻辑飞跃，如果设法在心理上从利己主义达到利他主义，从关心个人的自我达到关心大家或者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那么只有道德主义才能成为这种信仰。”弗兰克进一步指出：“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发出对他们(“人民”)主观利益的神圣化……因此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之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和评价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链条，它在逻辑上缺乏根据，但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他这样论证：“对此最适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会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反文化倾向，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人’，为了在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伴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己价值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0~56页)他们把虚无主义付诸行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典型的代表是列宁的哥哥。列宁的父亲是一个小贵族，他的哥哥则对社会满腔愤怒，在大学中参加了暗杀沙皇的计划。本来在计划中他并不重要，但在法庭上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结果被判绞刑。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俄国知识分子已开始从虚无主义转化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为第四代，这就是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代。1898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而且还为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的诞生创造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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