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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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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6 在马克思典范看来,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学习机制和起源机制的区别不那么重要。经济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者认为只要建立现代社会物质基础(即使它是通过学习过程实现的),上层建筑自然会变化。故马克思典范大多看不到文化价值系统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和马克思典范不同,广义韦伯学说将制度视为观念之实现,因此一开始就强调以文化现代转型来解释现代化进程。但在广义韦伯典范中,现代价值系统起源于西方。其他文明和国家学习现代化,无论制度层面还是价值层面均是学习过程,没有必要将价值层面的学习与制度层面的学习区别开来。故广义韦伯学说不能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和价值系统复杂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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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7 因北美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而征服南美的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使得南北美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定位完全不同。美国属现代性起源国家,南美则为由殖民而形成的传统社会。因新教徒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们互相认同建立政治共同体时是完全排斥本地土著的,故土著在美国认同形成中没有任何地位。南美则完全不同。同样作为殖民地,因天主教接受等级制度,故南美转化为一个由土著和殖民者共同组成的等级社会。十八世纪南美社会的等级差别之大远超过西班牙。但正因为如此,土著亦被融入天主教等级关系之中,造就了不同于西班牙的另一种新形态的传统社会。1810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拉美各国独立运动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共诞生了18个共和国。换言之,十九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意味着南美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因其民族认同是包含着不同身份的人,这一点构成南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关于南美的认同,可参见[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5、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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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8 正如卡尔(Raymond Carr)所概括的:“对于现代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一般的解释是,以先进的自由主义制度强加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的保守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当普选权实行时,至少有85%的人口靠土地为生。在巴斯克诸省中拥有雄厚势力的卡洛斯党,曾两次企图通过内战摧毁自由主义及其所做的一切工作,以恢复传统的天主教社会。”([美]卡尔:《惶惑的旅程: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许步曾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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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 由于传统文化一方面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另一方面又要成为民族认同符号,故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昔日统一帝国往往根据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甘地和真纳的分道扬镳,分裂为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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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 奥斯曼帝国和现代西方文明持久地冲突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现代化,史学家称其为西化的开端(1789~1878)。因无法找到引进西方军事制度背后的合理性基础,国防现代化不能成功。第二个阶段力图用奥斯曼主义对抗西方冲击时期,史学家称之为“从专制到革命”(1878~1909),引进的西方理性精神与伊斯兰教发生广泛而激烈的冲突;所谓奥斯曼主义根本无法立足。第三个阶段为帝国解体,这就是所谓从帝制到共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凯末尔和少数军人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但它根本不可能保留昔日奥斯曼的认同和文化。([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培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土耳其独立只是意味着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政治共同体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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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1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末尔虽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作为凝聚点,通过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才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但作为昔日之大帝国,已荡然无存。(侯赛因·那可尔:《伊斯兰》,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和殖民地。波斯和阿富汗社会转型过程和奥斯曼帝国有别,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上步履维艰却一模一样。1921年军人礼萨汗率领二千五百名士兵发动政变,在波斯建立巴勒维王朝,效法土耳其推动现代化,并将国号改为伊朗。但因伊斯兰教无法退出政治经济领域,1979年西化的巴勒维王朝被霍梅尼领导的激进伊斯兰革命推翻。阿富汗趁波斯力量的衰落在十八世纪中叶建国,但因无法建立有效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挣扎在北方俄国和南方英国(英属印度)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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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2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这样写道:“在我们所谈论到的伊斯兰国家里,现代化过程都十分的歧异、艰难。它在西方标志着独立与创新;但在埃及和伊朗,却是伴随着依赖及模仿而来。穆斯林改革者和意识形态家们,对此都敏锐地有所知觉。”([英]凯伦·阿姆斯特朗:《为神而战——基本教义派的起源与发展》,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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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3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家就发现不能用韦伯学说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其实远在韦伯典范出现之前,日本十九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能用马克思典范和其他理论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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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4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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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5 [美]安德鲁·戈登:《二十世纪日本》,李朝津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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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6 [美]安德鲁·戈登:《二十世纪日本》,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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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7 因唯名论视一切社会有机体为虚妄,自然法一方面形成个人权利为正当理念,另一方面来源于理性的法律则变成国际法。因国家非实体而用立法权界定,主权是人权合成的;国际秩序为遵循国际法的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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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8 这方面典型例子是1896年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二十五周年时提出“德国将成为世界帝国”。从1870年至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100万增至6400万,经济增加了4倍,钢铁生产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国力足以挑战英国霸权([日]官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73、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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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9 “社会”和“个人”这两个词汇同时成为最广泛流传的政治术语,经济学从家政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科学,这一切都可以看做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启蒙思潮中传播并不断扩大影响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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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0 如果我们要为当时普遍观念的这一特征寻找关键词的证据,就是随着“资本主义”这一个新词在全世界的使用(J. Dubois,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a 1872,Paris
:1963.),“社会主义”一词亦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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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1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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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2 必须注意,与工具理性相关的哲学为建立在心物二分之上的各种二元论。什么叫心物二分?“心”指人的理性、信仰以及与此有关的道德情感等;“物”指理性研究或面对之对象,它包括自然界、人的身体甚至是社会。心物二分是指心灵(包括信仰、感情和道德)和自然界(从天体到动物,包括人的身体及个人组成之社会组织)无关,自然界只是机器,它们符合几何定理,可以用几何方法进行研究,即是理性化的对象。心物二分理性主义注重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而贬低感情。而所谓理性就是几何般的清晰的思考。分析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即可看到:我可以对世界是否存在产生怀疑,但“我在想”或“我在怀疑”这一点却是无法怀疑的,于是“我在想”就构成了我存在的前提。这里“我在想”就是用理性来界定“我”最典型的例子。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心物二分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主流,它实为西方大传统对科学革命的回应。它有两种形态。一是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哲学即为早期形态。心物二分二元论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英美的经验论。经验主义认为理论来自于经验,道德信仰不能由理性推出,该原则保证了终标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得以成立之基础。英美经验主义以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为代表,它和怀疑论的成长紧密相连。而在欧陆理性主义中,只要主张信仰、道德可以从理性推出,工具理性即开始破坏;从笛卡儿哲学走向启蒙时代的理神论就是例子。故在某种意义上讲,十八世纪康德哲学对启蒙思想的再表述,可以看做在心物二分二元论之上肯定工具理性。康德哲学力图对经验论和欧陆理性主义作综合,对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作了观念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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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3 如前所述,康德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是完全支持的,并以它们为基础勾画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从本质上讲康德哲学认为理性是工具性的,即信仰、道德与理性呈二元分裂状态。正如克隆纳(Richard Jacob Kroner)所说:“在康德的世界观里,道德律则实在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根据他的看法,除了对道德律则的服从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对上帝的侍奉,也再没有另一种荣耀上帝的途径了。许多时候,康德被人称为一新教哲学家。”([德]理查德·克隆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译,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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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4 只要认为理性并不构成现代心灵之本质,就会主张对人的意志、情感和理性作一元论的把握,它构成西方浪漫主义的主调。浪漫主义诉诸个人情感和直觉,洛夫乔伊(Lovejoy Arthur O Arthur Oncken,1873~1962)指出:浪漫主义是对进步信仰的反动,主张回到“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以对抗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浪漫主义在1810年到1830年达到高潮。它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Lord Byron,1788~1824)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必须注意,浪漫主义在德国和在英法的情况形态是不同的,德国自狂飙运动开始,就认为个人情感必须以文化为载体,故它是和集体性认同符号(如民族认同等)相联系,这使得浪漫主义可以和文化民族主义结合,形成浪漫保守主义。二十世纪初保守的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结合,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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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5 查尔斯·泰勒这样论述德国观念论在黑格尔那里达到的高峰:“这一类型的概念终于在黑格尔的千锤百炼之下降生。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精神’(Geist)。黑格尔时常又将Geist称为‘上帝’(God),同时也宣称企图为基督教神学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实际上Geist绝非传统有神论中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尽管人类不存在他还是存在的一个‘上帝’。亚伯拉罕、艾萨克及雅各等人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存在。黑格尔这个上帝是一个精神,但唯有经由人类,他才成其为精神而在。他们是他的精神性存在的媒介,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他的精神性存在包含了意识、理性、意志等形式。不过同时,Geist也不可以化约为人;他并不等于人的精神,因为他也是作为宇宙整体之基础的精神实在,而且,作为一精神的存有者,他是有目标要实现的,他实现有限精神(正因其为有限)无法实现、但必须促成的目的。”([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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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6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7、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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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7 博兰尼曾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汤生的《济贫法研究》一书的出版讨论十九世纪初市场法则为自然规律如何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观念。该书讲了一个关于山羊与狗的故事。西班牙人偶然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留下了一只公山羊和一只母山羊。由于在岛上没有羊的天敌,羊开始无限繁殖。这些羊成为海盗的食粮,从而海盗猖獗。为了打击海盗,西班牙人便在岛上放了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狗以羊为食物,狗的繁殖遏制了山羊数量,从而控制了海盗的数目。这个故事把本属经济社会的法则的事物归于自然法则,即“商业的法则实际上就是自然的法则,因而也是上帝的法则”。根据这种逻辑,一个自由社会就可以视为由两种不同的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目受到食物供应之多寡的限制。现代社会只要保证私有财产,饥饿就会驱使劳动者去工作,并不需要什么保安官。这使得经济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205~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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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8 [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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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现代性的确立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被契约关系取代。他们曾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如果我们从上面的描述中抽走价值判断,这里讲的只是一件事情,这就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社会的差别。现代社会把契约关系凌驾在一切其他关系之上,而市场中的买卖关系只是契约关系中最典型普遍的形态而已。《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契约特征,另一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契约关系和金钱交易嗤之以鼻,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另一种非契约性现代社会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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