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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娜和我开始计算：一个很好的年份每块地可以产900公斤米，总共1800公斤。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大家庭每天需要消耗五公斤米：五公斤未去壳的米。一年的话就是1825公斤。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很好的年份，他们也不能保证天天有饭吃。这还不算其他的花销：盐、糖、茶、一点点西红柿、衣服、鞋子、出行交通、点灯的煤油、工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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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就是分配食物。我的男人种黍子，他负责照顾和收获谷物，然后把它们交给我。我得在家里把它们保存好。有时候我们会吵架，因为他让我多给他点吃的。但是他从来不打我，好吧，几乎没打过我。我对他说：‘你想在后面种地的时候有饭吃吗？那么咱们现在就得少吃点。这样食物才能维持到那时候。’最后我把他说动了。但有时我也怕自己出错，我怕我算错了食物的数量，到了某一天突然发现食物不够了。你要知道，这事儿曾经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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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那一次你算错了，最后发现食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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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娜笑了，用一种像是怜悯似的奇怪表情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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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不算好的年份里，食物都会在六七个月里被吃光，更别提像上一年的那种年份了，几堆黍米都产不出1公斤谷物。为了弥补食物的不足，很多人试着在十二月开始种洋葱，但也不是每次都能靠种洋葱过活，因为他们需要钱来买种子和肥料，而且水源也时常会枯竭。不能种洋葱时，萨鲁会找些小活干，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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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吃上饭，有时候不能。有时候我们的邻居会给我们送点米来，我就给孩子们做点吃的。有时候我们能从树上摘些叶子下来吃，有时候我们连树叶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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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娜看到我惊讶的表情，竟然笑了。她一定在想她眼前的这位先生压根不懂什么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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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除了黍米还吃过什么别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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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周六市场开市的时候我们会去买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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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买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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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点土豆、木薯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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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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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吃大米。但是我们买不起。市场上买五斤大米要花1500西非法郎，黍米也得800西非法郎。现实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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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斤黍米要花800西非法郎，每公斤值300多西非法郎。几个月前收获季的时候，黍米还只卖每公斤70西非法郎。商人们总是在背后操纵着市场：他们从负债的农民那里买来米，囤着，等着，时候一到就大发一笔。然后，饥饿就会不定期地降临到穷人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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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年我吃到了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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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她对我说，“一个很有钱的亲戚的婚礼，在婚礼上我吃过1小块牛肉。”1块牛肉，她强调着，1块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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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工作笔记中，关于尼日尔的这章总是带着“饥饿的结构”这样的标题：我试图探究一些饥饿根源上的问题，类似于本体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尼日尔这个国家，饥饿看上去是恶劣的气候及地理环境的产物：这个地区太干旱了，能够种出的作物品种极为有限，无法养活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类。这是尼日尔的问题，也是整个萨赫勒地区饥饿问题的缩影。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不认可这个理论的。饥饿一定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它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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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说到“结构性”这个词，其实指的是一个事情糟糕透顶、无法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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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类似的官僚主义辞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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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过得好的时候，你开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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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能吃上饭、还能让我的孩子吃上饭的时候我最开心，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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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抓捕奴隶，然后进行贸易。从15世纪开始，一部分非洲贩子和一部分欧洲贩子带走了大量黑非洲居民，许多历史学家说这一数字几乎达到当时黑非洲人口数的一半。之后，欧洲人在19世纪末对非洲进行的侵略彻底摧毁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当地工业不复存在，贸易被切断，土地被占据，当地种植的农作物被其他对宗主国有经济利益的作物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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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之际，欧洲人带走了所有他们能带走的东西。大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形势都很严峻：底层贫困人口过多、缺乏技术人员和资金，另外还有社会和政治冲突。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被提出后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债相威胁，迫使非洲多国政府减少对其国内众多领域的干预，这众多领域之一就是农业，因为农业仍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它维持着非洲人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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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会针对不同情况进行自我调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重复这个论调。因此，国家应该停止对农民发放补贴，停止承诺由国家定额收购他们的产品，停止由国家干预维持商品价格的稳定。它们提议非洲国家要“加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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