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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谨此提出我的想法，希望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我在伦敦的一个深知内情的美国朋友向我证实，一个年轻健康、营养良好的孩子在一岁的时候是味道最美、营养最佳、最有益健康的食品，焖、烤、煎、煮皆可；而我也确信无论做成浓汤炖肉还是蔬菜烩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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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谨将此建议提交公众考虑：上面提到过的12万名儿童，2万也许可以用于饲养，其中男性只需四分之一（这已经比猪牛羊的比例大了），我的理由是：这些孩子大多不是合法婚姻的产物，我们的粗人也不会计较这些，因此一男足以配四女。剩下的10万名儿童在满一周岁时可以卖给国内有权有势的人，但要总叮嘱他们的母亲在最后一个月让他们喝饱奶，把他们养得圆圆胖胖，这样做成饭菜也会更可口。在招待朋友的筵席上，一个孩子可以做成两道菜，家庭聚餐的话，孩子的前后腿的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作为一道好菜了，如果加点胡椒粉和盐腌上四天再煮，味道将更好，尤其是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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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建议当然不会被施行，但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没有人这样去做。他的老乡、可敬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似乎就有点把这个建议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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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整个巴黎城都陷入了饥饿中。每天早晨从四点开始，女人、孩子和老人们就从被恐惧和不安笼罩着的黑人区最深的巷子里拥出来，喊叫着‘我要生存’。一块面包可能就是一场胜利。但是，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面包呢？一块像是混了土的发黑的面团，不停地散发着恶臭，面粉里很可能掺杂着许多有害身体的成分。谁能体会一个怀抱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那种绝望感呢？”路易斯·布兰科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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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这一切的根源。在当时的巴黎，一个短工每天只能赚不到20苏[20]，而他每日所需的四磅面包（约合两公斤）的售价要大于15苏。因此成千上万饥饿的人们涌上街头，呼喊着要面包吃，而他们收到的回答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没有面包吃的话，吃蛋糕不就好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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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法国，革命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时至今日，这场革命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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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印度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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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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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酒囊，一个男人在不停地往里面灌水。我已经记不起上次看到一个酒囊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开始我都想不起应该用“酒囊”这个词来形容眼前这个东西。一个实实在在的酒囊，不是什么酒囊饭袋之类的成语里的东西。总之我看到了一个酒囊，“酒囊”这个词就在我的嘴边上，但我仍然过了一会儿才想到它。我喜欢这个词也好，不喜欢也罢，当酒囊里面没有了酒，人们往往就不会再提到它了，这种词有时会令我有些难过。（还会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用舌头和牙齿的接触来发出“酒，囊”这两个音来，然后能赋予它什么新的含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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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觉得很奇怪：一幅画、一个景点、一个古迹或者一些词语的消失会让我感到很难过，但是一个人的消失却通常不会给我这种感觉。因为我总是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也有它的道理：我觉得古迹、景点或是词语是不可替代的，而一个人仅仅就是一个人，是众多人中的一个罢了。在街角有一个老人，用亚洲人特有的方式蹲在上百个土豆中间：脚着地，屁股压得很低，膝盖翘起。他在往一个竹筐里一个又一个地扔土豆，筐里已经堆满土豆了，土豆滚动着，又落回到了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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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在20世纪上半叶还像是一座欧洲城市：有小径，也有宽阔的街道，有很多笔直的街道拐角，在30年代、50年代就有很多地中海式的四五层高的楼房。但是一个城市总是在不断地被创造中，它会经历不断的重组，一层覆盖着一层。这里现在充满着现代化的商业气息，有车，有灯光，有广告牌，但城里却仍然有成千上万生活悲惨的人，有各种动物，还有各种气味。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城市里，人们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来驱散各种气味。但是时至今日，在这座印度西孟加拉国邦首府中，仍然充斥着各种气味：动物粪便的气味、人类的体味、屎尿味、腐肉味、椰子香皂味、焚烧垃圾的气味、熏香的气味、香料的气味，所有的气味混到了一起，是那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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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古怪的气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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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两条堆满废旧电子产品零件的街道：电脑、电视、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手机……看上去都有二十年左右的生产年限了，都因为人口的压力而要被回收利用：我是买不起新式电脑，但这不意味着我就不能用旧电脑。与我们通常对现代消费需求的认识不同，十多个男男女女就坐在这两条小道里的长椅上，不断地拆卸、组装这些零件，来看看能不能搞出什么能用的东西来。人们走着、爬着，在这几百万个零件中搜寻、丢弃。在二三十个受潮的鞭炮中有人找到了两个熏香，这种熏香只有刚生产出来时才会有香气，香气很快就没了。现在，在这里，废熏香却找到了它们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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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年来，商品就一直按使用年限长短被分为耐用和不耐用的两类。食品和饮品是一次性的，衣服也可能很快就会被穿旧。但是很少有人在买床、车子或锅的时候会想着很快把它们替换掉，持久性是这些商品的固有品质。然而资本主义却几乎把所有的商品都变得和食品、饮品一样了，给它们起了个消费品的名字，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消费。消费，这是一个被扭曲了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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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有着比以前更多的商人，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买过之后再也不需要再次购买的了，所有的种类的商品都要无数次地被卖、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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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当我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中的那些国家的市场上时，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冲击。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衬衫，一模一样的拖鞋，一模一样的书包、便鞋、梳子、皮球、锅碗在等着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人们来把它们买走，然后那些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卖家赚到钱后会再去买来同样的衬衫、鞋子、梳子、锅碗、米面，第二天再到同一个市场给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人来买成千上万同样的衬衫、成千上万同样的鞋子和成千上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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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做什么别的事。他们等着，聊着，收取着微薄的利润。比起其他人来，他们可能更加没用。他们不会往衬衫、鞋子、绳索、橡胶、糖果上添加任何东西，即使没有这些人，日子也没什么不同。如果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看上去如此无用的活动：商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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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就和那些成天指手画脚地告诉你已经发生了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的人一样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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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成本上升罢了。最好的情况是：有些人能够搞到其他人弄不到的东西，然后他们可以成为有效的中间商。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卖的东西和其他人卖的是一样的，但他们仍然挣扎地活着，而且这种人越来越多。在富裕的国家，商业会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在商场里，在店铺里或是在网上。然而在这些国家里的情况却相反，“公开”变成了最明显的特点：当一个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跑到街上卖芒果、铅笔或是小包，这是最低等的城市贸易形式。这里的大街小巷变成了成千上万的人们进行买卖、谋生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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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要杜绝这种现象并没那么容易。苏联主义者们曾经做过尝试，他们把这些人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工人，这些人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更低了，而且他们也无法解决物品分配的问题。就算真的出现了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这上百万以这种街头贸易为生的人又该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吗？真的能够把这些人变成有效的劳动力，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这个社会吗？还是说到头来街头小贩没有了，却都变成了拾荒者和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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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和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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