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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没听到刚刚在会上大家讨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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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娃女士向我追问了起来，她的英语十分标准。我对她说可能我刚才对这个话题没太留意，她笑了。她对我说，有个人（名字我没记住）刚才论证过传统农作物比起转基因作物来更适合农民耕种，她说那人是用英语讲的这些话，我应该听到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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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很遗憾，那位先生刚才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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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对话的气氛有点尴尬。就像是老师在责备一个不听讲的学生，而学生又很不满老师来责备自己。而且学生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转基因种子身上，而是在跨国公司身上，他们试图利用种子来控制全世界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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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它的解决方案也只能是政治性的：从政治层面上想出一些办法来，利用先进的技术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了极少数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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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吧。上百个世纪前，人类还对木棍、石棒这些可以将土地翻动、犁出深沟的新工具充满恐惧呢，人们害怕这些行为会触犯到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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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佩德罗·格鲁略博士说的那样：“改变不见得永远是好的，但也不见得永远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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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发现将某种作物的种子撒到地里、几个月后就能吃上同样的东西的那一刻起，人类农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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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上百个世纪来做类似的努力：使作物适合在不同种类的土地中生长、改善灌溉方式、改良生产工具、发现新的肥料、与不同的害虫作斗争。改良种子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每当我们的技术有了新的进步，我们就会尝试改良种子。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有选择性地挑选作物的种子，达尔文主义被掌握在了农民手中，他们创造出了只有经过人类精心照顾才能生长的作物。三百年前，人们开始用嫁接、授粉的方式把不同作物的优良特性结合起来：把美味而不耐寒的苹果和另一种口感不好却很耐寒的苹果结合起来，创造出既美味又耐寒的新品种苹果，如此种种。人类不断地在进行各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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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人类突破了许多极限。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寻求用杂交的方式改良作物的耐力、产量和质量。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叫作诺曼·博洛格的美国农业科学家将氮气应用在为小麦增产上，并用杂交的方法提高小麦的抗灾害能力，但结果却是小麦的茎秆极易折断，谷粒纷纷坠落下来。直到博洛格发现了一种可以使茎秆变短的基因，这一问题才得到了根本性解决，茎秆在变短变粗之后就更有力量支撑饱满的谷粒。很短的时间之内，每块土地的产量就翻了三四番。当博洛格将同样的方法移用到稻米上之后，产量竟然增加了十倍。这次技术的革新可以说是来得恰到好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人类体质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使得贫穷国家的人口数量成倍增长，但这些国家却没有养活这么多人的办法。新的技术使得数十亿人在那场人口爆炸中活了下来。也许著名的六八革命也是类似的事情：1968年，印度的粮食总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国内临时停课来把学校改用作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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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有很多人批评“绿色革命”，例如范达娜·席娃就曾这样写道：“把土地的极限视作粮食生产的障碍的想法是很可怕的，美国专家们在全世界推销他们所谓的生态新技术，但那种技术实际上对土地的破坏力极强，这种发展不是可持续性的。”根据传统的农业知识，席娃知道什么是“土地的极限”。诺曼·博洛格这些批评都是“来自富人阶层的，他们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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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意味着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土地多产。在1950年到2000年间，地球人口总数增加了二点五倍。而粮食产量则增长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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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1964年总共在1400万公顷的土地上生产出了1200万吨小麦；1995年则在2400万公顷土地上生产了5700万吨。每公顷土地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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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好消息。粮食产量的增加带来了不安和疑虑。这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极度依赖矿物燃料、化肥和农药，而这大大破坏了土地的肥力，而且还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作物种类越来越单一。另外，因为需要购买大量的农药和化肥，很多农民背上了债务，最后变得一无所有。而另一些人则把这些农民失去的财富赚走了，这些人可能是幸运的邻居、当地的地主、公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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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生产粮食所需的劳动力却变少了，许多农民只能涌入农村到工厂里工作，这也是亚洲廉价劳力产生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工作量大，报酬极低，住房简陋。尽管如此，技术革新使得饥饿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往好的一面想，要是粮食产量没有提高，可能上百万人已经饿死了；要是粮食产量没有提高，可能会有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变成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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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基因工程科学家们开始着手重组部分植物的基因组来改善它们的性状：他们依然在做着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们都在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拥有了更多的知识和更先进的技术。如今，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称为转基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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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公司是1901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建立的，建立之初主要为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糖精。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来主营塑料、杀虫剂和其他种类的化学制品。孟山都公司真正开始获得名望是在20世纪60年代，越战的爆发使得该公司主营产品之一的“橙剂”成了战争武器。美军把“橙剂”喷洒在森林里和田地中，使越南军民无法获得食物。在战争期间，大量美军战斗机被用来喷洒这种毒剂，大约有50万越南人因此丧命，还有50万儿童生下来就是畸形儿。但孟山都公司却借机发展壮大了起来。在70年代，该公司又生产出了如今的旗舰产品草甘膦除草剂。之后该公司又把目光瞄准了豆类、玉米和小麦的种子，并成功提高了这些作物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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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的种子由美国、加拿大和拉美的大生产商负责倾销。目前，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已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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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否认转基因种子的产出量要远高于普通种子，而且它也不要求过度使用土地（所谓过度使用土地，就是指喷洒大量农药，运用大型机械作业，迫使农民远离土地等）。但它的潜在问题是：转基因种子的效能会逐渐降低，这也就意味着生产者要不断购买新的种子，而且他们还必须从孟山都手中购买种子，因为孟山都拥有这些种子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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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一个近代社会才发明的东西，现在却被如此粗野地使用着：不是说谁对那块土地有所有权，而是对像种子这样的自然物品有所有权，现在，只有种子的“主人”才有权决定谁能种它：人们开始对大自然有知识产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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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科学家们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项技术可以使上百万人受惠，但是科学家们是为私人企业工作的，因此最终受惠的只不过是那家企业而已。而在企业背后力挺的恰恰是国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所有人都要付钱才能使用企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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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科技进步并不意味着改善生活，而只是意味着有人要积累更多的财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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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型的生物工程公司自然是非常奸诈的。他们在营业执照上动一点小手脚，打打擦边球，来慢慢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这样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还有一些更极端的荒谬案例：休斯敦的水稻技术公司，在1997年申请并取得了印度香米的经营许可证，而实际上这种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种植了几千年了。孟山都公司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给一种专门用来制作印度传统食物印度薄饼的小麦注册了专利，把这种作物的使用许可权永久性地留在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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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式使用会产生许多其他的问题。谁改良了种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对这种种子即将长成的作物的使用权，也就有权决定这些粮食的去处。一家企业决定生产最好的玉米种子来制作玉米乙醇，于是大量农民开始种植这种玉米，因为这会比种食用玉米更赚钱。就这样，某家公司就越来越有权力可以去决定谁有饭吃，谁没饭吃，食物在哪种情况下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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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民们也开始越来越依赖卖给他们种子的公司，他们逐渐失去了自主权，失去了土地，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因购买种子及其附属品而欠下的债务。但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只有使用传统种子吗？还是说应该赢得相应的权限，来合理地使用新种子并且逐步改进它们呢？这就像是一个要坐公车的人却没钱买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让他搞到钱？让公车免费？让他骑牛出行？要是有个人看不惯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是水的话，他是对可口可乐公司不满呢，还是对水不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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