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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在美国，雅各布·里斯发表了《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纽约住房研究》：这是史上第一本影集，由于闪光灯的发明，里斯能够来到纽约最穷的人居住的棚屋中进行拍摄，并把这些照片展示在这座城市其他的居民的眼前，这些居民极为震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丑闻无疑给了这个大国重重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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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这些事件还被当作丑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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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时，饥饿又找到了新的受害群体。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举了塞西尔·罗德斯的例子，此公曾把他夺得的非洲地区命名为“罗德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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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在伦敦东部参加了一场事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场集会中听到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面包！面包！’当我回到家后，我陷入了沉思，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了（……）我总是说，建立帝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乎胃的问题。要是你们不想要内战，那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吧。”罗德斯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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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5年至1914年间，各个殖民大国瓜分了地球上四分之一面积的土地。仅仅英国就霸占了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全欧洲的面积还大。法国，900万平方公里。对于这些宗主国而言，强占土地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国内的失业者可以在遥远的土地上寻找工作、赚取廉价食物来填饱肚子，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爆发内战。这样看来，饥饿既不是天谴，也无关懒惰或是瘟疫，而是变成了对于国家制度的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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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殖民侵略造成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今的模样：上百万半奴隶式的劳工在帝国的土地上生产着食物，来让帝国中心的工人们哪怕营养不良也不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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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几乎没有国家（如今一个都没有）比印度的饥饿问题更严重。在20世纪初，很多人说这是统治阶级或是宗主国造成的，因为这些阶层制定的恶劣政策是很显而易见的。印度最早的独立人士曾说，在1860年至1900年间，在英属印度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但是却爆发了十多次大型饥荒，造成了1500万人死亡。没有什么比这些数字更能证明侵略者的残暴了。殖民侵略不仅没有为印度带来西方的文明，反而掠夺走了本可以养活所有印度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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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饥荒的原因很复杂，但普遍认为19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大型饥荒是世界资本涌入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上百万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迫为世界市场而劳动：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为宗主国的工人提供食物……这些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食物。不是落后杀了他们，杀死他们的是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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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大屠杀”改变了我们了解的世界结构。正如迈克·戴维斯所写，殖民活动“创造了”第三世界国家，也创造了那些没有资产的半无产阶级，使他们总是处于饥饿的边缘，并且为接下来一个世纪的多场解放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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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对于数十亿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暹罗、印尼和韩国都受到了波及。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死了多少人，有的历史学家说是2500万，也有的说是1500万，就数字层面看，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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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类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以前的人们总是习惯储存一些粮食：咸肉、熏肉、腌肉……不过大部分食物还是在新鲜状态下就进了厨房：带着泥的胡萝卜、还未脱羽的鸡……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食物可以以罐头的形式储存下来了，可以保存数月或数年之久。随着航运的发展，这些罐头被运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食物的生产已经逐渐失去了季节性，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食物全球化了，当然这只是针对买得起它们的人而言。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也开始全球化了：从那时起，一只塞内加尔的鸡卖的价钱已经不再像一只塞内加尔鸡应该值的价钱了，它按在巴黎的塞内加尔鸡或是在纽约的塞内加尔鸡来算钱。在这种模式下，生产粮食的人已经越来越没可能买得起他们自己种的粮食。而大部分购买者往往也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很少的全球化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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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吃的食物来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它们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来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也不知道它们都经过了何种处理。如此，吃饭成了一种信任的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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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例子：自从食物全球化开始，一个苏丹的黑人要在本地市场上买一公斤黍子，就要花与在芝加哥买黍子相同的价钱。这是饥饿最有影响力的创造物之一了。吃不上饭已经变成了国际市场操纵的结果了，它集中食物、撤走食物、使人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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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遍布世界的欧洲殖民地中，农业反转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例结构：它把原本有很多人而地很少的情况变成了地很多人很少。随着蒸汽机和矿物燃料的出现，人类发明了用于农业的机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加拿大，尤其是美国，农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1902年在美国出现了第一辆汽油拖拉机，而五十年后，这个机器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农场主中几乎人手一部。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在某个地区生产的粮食可能会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出售，当然价格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还不到不可接受的范围：在1870年到1900年间，把美国谷物运到欧洲，价格会上涨三倍。而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农业生产，人们所谓的“农业领地”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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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麦克马洪写道：“粮食全球化可以在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同时代的伦敦农民身上看出端倪。那位农民吃着用美国面粉制作的面包，喝着用加拿大大麦酿造的啤酒。面包上抹着爱尔兰奶油和西班牙果酱。周末能吃到阿根廷或澳大利亚烤牛肉。喝着印度茶，茶里加的是产自加勒比地区的糖。他们位于全球化食物体系的顶端，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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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具体说来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在一些富裕国家传统意义上的饥饿被逐渐消除了，因为这些国家变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或者说，它们不再依赖于自己的土地、气候、农民或者本国粮食是否丰收。因为这些国家创造了一套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食物不再是种出来的，而是买来的。而其他的国家只能遵守这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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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不仅是普通的受罪，或是某种口号、团结的借口，它也是极端呐喊的一种方式。有人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因饥饿引发的罢工再次在西方世界出现。英国妇女呼吁她们也有投票权，而且她们表达呼吁的方式有时充满暴力。在妇女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丑闻事件。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人们会很奇怪妇女竟会在争夺如今看来不容置疑的权利的时候进行那么艰苦的斗争：事实上这些都是历史的陷阱。这又是社会巨变的一个完美体现，我们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以前并非是同一个样子，在将来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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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是以暴力的方式迫使另外一群人——当权者或是国家——对这些暴力行为负责：罢工者们开始使用暴力，而当权者则有义务通过给予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方式来结束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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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只对那些罢工者们信任的政府才起作用。一个真正的暴君在面对罢工时可能只会哈哈大笑，或是什么也不做。罢工者们的筹码就是政府重视民主或正义，就是政府不愿意背上让一个只是为了让上层阶级听到自己声音的人饿死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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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绝食是从社会边缘人群中开始爆发的。那些英国妇女让它进一步运转，而一位印度律师却把它变成了一种艺术或是一种范例。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一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生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原本充满暴力的政治问题。当艾哈迈德巴德的工人们向甘地求助，希望他帮助他们争取让磨坊主为他们生产粮食的劳动支付更多的钱的时候，甘地决定用绝食的方式支援他们。当时的甘地已经是名人了，他的绝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天之后，那些苛刻的磨坊主们就同意给工人涨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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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甘地多次用绝食的方式推动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建立良好的关系，鼓励印度教徒接纳那些属于“不可触碰的种姓”的人到他们的神庙里去、并与帝国主义做斗争。他的最后一次绝食发生在1947年底，那年他已经78岁高龄了，而印度也已经取得了独立，那次绝食的目的也是为了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解。在那时，双方的冲突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亡，而在甘地绝食后的几天内，冲突就停止了。不久之后，1948年1月30日，一位名唤纳图拉姆·戈德森的印度教军人枪杀了甘地。此人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死刑。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的两个儿子请求对犯人进行减刑，因为死刑不符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以及甘地本人一直以来对死刑的反对态度。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戈德森在11月15日被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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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地开始、经过甘地的努力，绝食成了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最极端的武器之一。或者说，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种极端的方式迫使政府去决定它的公民的死活，让政府不得不面对它想逃避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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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在整个20世纪，饥荒发生的次数还是成倍地增长，而它的特点越来越不同寻常、令人恐惧：最大规模、最可怖的饥荒是由某一个人造成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吧：饥荒是当权者的决定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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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蒂里姆·阿莱克桑德罗维奇·索罗金是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政客，曾是1917年革命中失利的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那几年中席卷俄国的饥荒使得索罗金在1922年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名为《人类事件中的饥饿因素》的著作，他在这本书里试图从多个角度对饥饿进行分析。他的书是建立在足够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它的作者很可能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只吃了少量的土豆皮。那同时也是一本反革命的书，因为它谈了许多本不该谈的问题，因此它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了。直到五十多年后，他的遗孀才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将此书再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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