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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最初的症状是口发干，并且有强烈的尿意。在不少案例中，病人们每天能尿4升尿。然后他们的脂肪会快速消失，并且有强烈的想要咀嚼东西的愿望，哪怕是不能嚼的东西也想要嚼。饥饿的程度越深，这些症状反而会减轻。接下来的症状就是心理上的了：病人们会愈发虚弱，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完成不了。他们变得懒惰，他们想睡觉，但是睡不熟，还总是觉得冷，想要有东西盖在身上。他们的睡姿就像婴儿，蜷缩着身子，会有肌肉痉挛。然后病人们会觉得失落、无精打采。最后他们会失去饥饿感。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食物时还是会一把夺过，不嚼就直接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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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们的体重相比战前会下降20%至50%，他们的体重大约只会有30公斤到40公斤，最极端的案例是一个30岁的女人，她的体重只有2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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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的活动开始变得剧烈起来，很多时候会引发出血性痢疾，这会使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浮肿会首先出现在脸上，然后是四肢，再然后扩散到全身，在胸腔和腹部会出现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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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肌肉会愈发虚弱，动作会变得越来越缓慢，哪怕他们再想活动也是一样。举个例子：有一个病人偷了医生的一小口面包，想拿着面包逃走，但是刚下床就跌倒了，然后他大叫道：‘我的腿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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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临床的描述、统计数据、实验、解剖写满了一页又一页纸。他们在绝望中努力想要帮助这些病人：“他往病人的食物里加入了少量的牛肝和牛血，给病人进行了注射和输血，还给他们补充了维生素A。但这些都没起作用。最后，医生发现最好的治疗方式其实还是为病人提供含足够卡路里的食物。这种研究结果其实早就可以预见，因为治疗饥饿的最好‘药物’本来就应该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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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曾祖母古斯塔瓦（也就是我爷爷维森特的妈妈）是如何熬过她人生中最后的几天的。没有人活到现在来告诉我们她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每天摄入够184卡路里的食物的：她是卖了些东西然后到黑市上买了点面包和土豆？还是强忍住饥饿感？她有没有感到绝望、想过自杀？她有没有想起她在远方的儿子和阿根廷孙女们，然后因为自己的血脉能延续下去而感到一丝安慰？他们也没有给她留太多的时间：她已经老了，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她送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火车。在那里，她和另外25万华沙隔都的犹太人一起在短短几个月内都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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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现在放任如此多的人饿死并不是什么很让人吃惊的事情：我们早就对此无动于衷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成为旁观者。现在的人和七十年前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面对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集中营、原子弹时的态度被我们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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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的饥荒是欧洲最近的一次大饥荒。据计算，5600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超过1800万人在那六年中饿死。白俄罗斯人口的一半因为饥饿而消失了，在传统意义上的“先进国家”荷兰和挪威，情况也是一样：饥饿杀死了无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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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一亿欧洲人每天消耗含1500卡路里的食物：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同一年，一家新创立的专门为了避免再次爆发类似战争的机构发起了第一场对抗饥饿的运动。二战刚过，联合国此时惊魂未定，而1944年1月罗斯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则说得比较清楚：“我们认为：真正的个体自由是建立在经济独立、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的。需要依赖别人的人不是自由的人。所以饥饿和失业的人都是造成独裁的根源。”于是他们的理念展露无遗了：饥饿的人是罪恶之源。实际上给几百万挨饿的人饭吃自然要比对抗希特勒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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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最早签署这一宣言的只有六十四个国家，但其实原因是剩下的国家大部分是它们的殖民地。《宣言》的第二十五条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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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早的常设专门机构，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它的宗旨建立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原则之上：所有人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人道。“人道这种东西往往会在缺失它的地方被提出来：我们要知道在小群体中，一个人的命运会影响到所有人。在这一点被人们想清楚的时候，人们就会互相帮助了，”一位阿根廷现代作家这样写道，“但没有什么想法是牢固不破的。人们手上做的和嘴里说的往往完全不一致，可是大家总会说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糊涂，于是那些最好的想法往往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它们的不现实性又使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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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突出的就要属吃饭的权利了。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说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该享有的权利是比其他事情要重要得多的，某些个人因素也好、“自由贸易”因素也好，都不应该阻挠这项权利的兑现。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保证本国的人民全都能吃得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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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少被人提及的也恰恰是吃饭的权利。这很奇怪：当人们谈论人权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可能是不被无理由地拘禁、不被折磨、不被杀、被允许旅游、言论自由，但却很少会想到食物。吃饭的权利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当上述那些权利遭到侵犯时，会演变成社会丑闻，而当上亿人吃不饱饭时，人们或某些机构的愤怒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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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那些习惯发表关于饥饿的政治演说的国家里，饥饿变成了其他国家的事情。只有出于宽厚的仁慈之心和些许的内疚，政治演讲里才会出现饥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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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叶开始，饥荒又在非洲和亚洲卷土重来。提到饥饿，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那几张在比亚法拉共和国拍摄的照片：那些细胳膊细腿的小孩子，脸瘦得像骷髅，肚子却涨成了一个圆球。我们这一代的阿根廷人每当看到有人很瘦时，还是习惯性地喊他们“比亚法拉人”，可能我们这些人一直坚信饥饿只存在于照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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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农业大变革发生在20世纪初的德国。巴斯夫股份公司的几位科学家设计出了以工业合成氨为基础的新化肥，这也使得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30年代时，这种新肥料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国家散布了开来，使得农场主们不必再费尽心思生产肥料，这也推动了农民选择转基因种子进行耕种，虽然这种种子比较脆弱，但是却更加多产。转基因种子需要用更多的农药，浇灌次数也更多。1930年时，被灌溉的土地有8000万公顷，而到了2000年则变成了2.75亿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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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所谓的“绿色革命”蔓延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中国、印度、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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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飞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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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吃上饭是一个奇迹。很多人吃不上饭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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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几个世纪中都没有找到对抗饥荒的办法。那时，每当干旱、洪水、战争、瘟疫降临的时候，饥荒也就随之到来。最有钱的人自然总是有吃的东西，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王国，周边地区会给核心地区提供粮食，但是在这些王国，交流和交通方式往往都很落后，偏远地区饥饿人民的呐喊声可能要耽搁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才会传达到上层那里，而那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可能已经饿死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能拯救这些人的性命，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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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给饥民食物已经变成了意愿问题。如果有人吃的不够、如果有人因为饥饿而生病或是死亡了，那是因为有食物的人没有把食物分给他们：我们这些有食物的人不给他们食物。如今的世界，生产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需求，我们全都知道是谁吃不饱饭，给他们食物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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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饥饿在当下已经变得比一百年、一千年前更加残酷、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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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饥饿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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