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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社会学家、政客和非政府组织，也许带着些许不自愿的犬儒主义，把这叫作包容。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直到最近，穷人和穷人的庇护者们要求的并不是包容而是平等。以前的社会知道该用什么机制来使唤穷人，给穷人们一些回报，如奴隶地位的稳定、从属关系的保障、固定工资的诱惑。阿根廷也不例外，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穷人地位很明确的国家，穷人就是工人。工业资本主义需要他们在工厂和服务中操作工厂的工具，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这些被需要的工人们能提出一些条件，例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尽管改善力度永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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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根廷的富人们决定派出军队去改变体制，重建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乌托邦，关闭工厂，赶走农民，让他们继续做回世界豆农，也许他们没预料到这会让几百万人失业，用激烈一些的语句来形容，就是让这些人回到没有用、没有需求的状态。最后这种制度成功地将工人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替换成穷人无组织的暴力，后者是一种个人的暴力，毫无头绪的暴力，随时随地可能爆发，不可预见。现在大家才对这事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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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当时本可以预见到这个后果，本可以研究这个后果，因为将几百万人排除在制度之外这种安排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但是阿根廷的富人们是有点白痴，他们相信，在建立“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之时，还能在街上闲庭信步。当他们明白自己错了的时候，已为时太晚，对穷人的排斥已经造成了这种暴力，这种基础暴力的性质是无目的、无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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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小女儿跟我说她想成为医生，小儿子跟我说他想成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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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会想到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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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从电视上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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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他们会做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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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呢，希望他们能成。但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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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阿根廷，根据永远模糊、愚蠢、总是需要人来澄清的调查，大约有75万18岁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也没什么希望能找到工作。每六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每三个底层年轻人中就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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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独特之处（这事真是有趣），就是出现了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那些被抛弃的人群成了可丢弃的垃圾，成了多余的人，这可是在一个曾经避免这种事情的国家中再度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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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过程已经发生了。詹·布莱曼早就在其关于印度的文章中警告过世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折回的点，当一大队储备劳动力在等待加入劳工程序，却被烙上了永远多余的烙印，他们是一群永远多余的负担，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融入经济与社会。这种比喻在我看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美国中情局（CIA）于2002年指出：“90年代末，世界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数量惊人，且大部分都在南方国家。”马克·戴维斯在《贫民窟的星球》中这么写道。他还说：“这几千万人，就是贫民窟的居民，是社会最不期待见到的阶层，也是目前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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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都各司其职。印度是一个好例子，几个世纪以来，印度的穷人都是最便宜的劳动力，一方面为富人耕种粮食，另一方面，还得伺候他们吃，为他们服务。而且他们这些穷人是可以交换的，他们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物件。没有人在意他们是死是活，几百万人具有了劳力储备的功能，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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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经典的模式：在大量使用劳动力的社会，人总是被当作必要的生产资料。我们知道问题之所在，例如，罗马帝国总是通过战争来获取奴隶，但是在成为大帝国之后，这种以战争夺取劳动力的方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反而成了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欧洲的工业革命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劳力需要从农村解放出来，农村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民们可以抛弃土地来到城市，操作这些离不开人的机器，甚至那些失业人员也履行了其经济职能，即对在业人员造成压力，让他们接受更长时间的工作和更少的薪酬，因为失业人员随时准备替换他们。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直到不久前都建立在农民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汗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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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体制合理地利用了它的资源，出于体制自身的目的，给每个人分配一项盈利的任务。这种平衡不稳定、不持久，从历史的观点看来，是太不稳定和太不持久了。如果情况不凑巧，也可能不会产生这种平衡：技术的进步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但技术进步未能解决这部分多余的劳动力相应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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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一个大机器生产很有效率的世界，劳动力和工作，包括人，都多余了。战争和传染病，以前是调节人口的利器，最近已经不大发生了。人们活得更长，孩子们存活率更高，我们人口太多了。但是人口不是在抽象意义和普遍意义上太多了，而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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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规的情况：我不知道这种强度和数量的情况是不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有时候我以为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之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口过剩了。让他们直接去死实在是说不过去，只能让他们勉强活着，营养不良，但也饿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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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一个例子：阿根廷关闭了好几千家的工厂和车间，用拖拉机和收割机替代了大部分的农村劳力，这些机器是越来越有效率，用更少的人生产出了更多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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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多出来的人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阿根廷的领导们，那些富人与其代表们，摄入足够剂量的麻醉剂，那他们的谈话可会是很有意思了：他们可能会讨论如何将这五六百万人除掉，他们真把这办法当作为国除害了，以为这样犯罪率就会下降了，教会的影响就会消失了，就会产生更多空地可以生产新的作物，会成立私人小区，公共交通服务会更好，国家就会节省更多的资源，补贴、机构、警察、监狱这些都可以不用了，剩下的钱可以用来改善中小学、大学和医院服务，受过教育的人才会理智地使用这些资源。也许把穷人除掉的过程中会损失一两个足球运动员，或几个拳击手，两三个歌手，也许庇护主义会损失几百万张选票，所有人都会苦于找不到佣人，但总体来说，这么做还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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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没这么做，也许是不敢，目前他们只是用救助计划来安慰穷人。也许他们更希望这几百万号人继续存在，通过一些补助计划，来保障他们的选票，他们也愿意为了获得权力，而牺牲一些，承受这些不幸。我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这场赌博也有风险，这就是再也不能放心地走在街头而不用担惊受怕了，而且他们时刻担心也许某个晚上，这些穷人们就受够了，起来推翻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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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这些人开始讲盗窃和抢劫的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冷静，冷静，这么干不值当。最后你总是倒霉的那一个，不划算。但是这些年轻人叫我别捣乱，说我软弱，说牧师把我变成了软骨头了。他们嘲笑我，有时候我一激动就开始骂他们，他们就笑得更起劲了，说啊，你不是那个好人小天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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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一个奇特的例子，对此有一个经典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说服我们自己，曾经生活在一个相对包容和同质化的国家，现在却沦落到那么多公民没有办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却变成了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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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当然形式会有一些不同，阿根廷政治导致的贫困与印度、孟加拉国经济导致的贫困当然是不同的，其他许多地区政治经济层面都不作为导致贫困更加不同，但是不作为的事情却在不断重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总是相同。阿根廷人口中剩余的一部分在世界上也一样多余，全世界14亿人，大约为世界总人口的20%，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1.25美元，他们就是那些挨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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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可能。达卡的工人与世界经济是接轨的，他们遭受剥削为第一世界生产便宜的衣服。难道最终的选择是以同样的方式将非洲人、尼泊尔人融入进世界？目前在经济领域还不大可能。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从这些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他们不需要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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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另一个世界”剩下的人自生自灭。安心照顾好自己饲养的瘤牛，种好自家园子，如果有人强占了他们的地也是活该，反正还有些肥力不高的土地可以留给他们。当富人的财富多得溢出来了之后，那就分一包粮食给穷人好了。最坏的可能是，穷人们会来打扰城市，会联合起来，会进行反叛。这种情况下事情就很明朗了，他们是一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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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枚死去的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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