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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买点什么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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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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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啊，您肯定是要买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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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那是物资的仓库、垃圾场或坟墓，这些西方死去的物件最终达到了这里。例如，雷诺4和雪铁龙2CV，在西方二十年前就淘汰下来的车型，在这里的街上运转，涂上了奶白色，用作了出租车。我们本以为这些车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了，没想到，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在这里继续存在。旧的笨重的电脑、电视机、堆成山的鞋子和衣服。若用一个我杜撰的说法来说，塔那是纯粹贫乏所在的地方。之所以说它是纯粹贫乏所在是因为没有特征性的传统、行为或空间可庇护：成千上万的人占有一个衰落的西方城市、逝去的物件、破旧的衣服，这些二手衣服让市场上的裁缝失业了，以前大家都得靠他们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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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文明和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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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老板，您想要买。白人总是想买点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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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拿着破帽子在乞讨，我想这些硬币就快从他帽子里掉出去了，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别人给的硬币，而是待在那看着别人是否给他，还是等着看别的什么。直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马达加斯加是没有硬币的。最小面额的纸币就是100阿里亚里，大约四美分。拿帽子的孩子大约八九岁了，硬硬的头发竖在那里，这么冷的天，他光着脚，站在一家学校大门的旁边，是学校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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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门的另外一边是斑驳的墙面，孩子们到了，老师迎接他们，摸摸他们的头，叫着他们的名字。然后她对我说，看起来像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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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像是谎言，我们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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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老师西尔维亚娜是这样告诉我的。她大概二十几岁，矮矮的，厚厚的嘴唇，穿着蓝色的厚套衫，胳膊肘那有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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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一家非政府组织给我们带来了早饭。您可不知道，上课效率提高了多少。以前我们上课效率不高，一直没发现原因就是孩子们太饿了，没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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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跟她解释：并不是马达加斯加人天生就矮，而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少，跟不上身体的需求。这是那家非政府组织的一位女士跟她说的，这些孩子，如果营养跟上了，就会比现在高10到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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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知道这让我多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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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亚娜告诉我，矮矮的母亲们十五六岁就生孩子了，她们自己也没发育完全，孩子们生下来也比较矮，她们自己已经停止生长了，因为一个女孩生产之后就再不生长了，西尔维娅那说有人给她解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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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长了，就这样了，一直这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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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为数一半的孩子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吃不饱饭，许多人只吃大米，无法满足营养的需求，无法健康成长和开发潜能。法国农业发展中心（CIRAD）的法国研究员佩里那·比尔诺德给我解释，80%的人口靠吃大米为生，有段时间马达加斯加能生产本国所有的消费量的大米，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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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口占很大比例，每年政治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定进口大米的配额与价格了。如果进口商引进过多的大米，就会导致价格下跌，本地生产商就会破产，挣来的钱无法覆盖自己的劳动成本，但是如果进口较少，进口商就挣得更少，国家也会有粮食不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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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那解释道，另外，大的进口商处在马达加斯加政治权力中心，从那里直接控制他们的生意。例如今年，50公斤大米卖五万阿里亚里已经到了极限了，很大一部分居民已经无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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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叫人难过。事情天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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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有2200万人口，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年的收入为47万阿里亚里或234美元，相当于九袋半的大米（每袋50公斤）。马达加斯加人平均花费四分之三的收入在粮食上。21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善，自2008年起，情况又有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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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人口都处在饥饿之中，这个数字在农民中更高，达47%。”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首席观察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在马达加斯加撰写的报告中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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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的，我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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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9年出现了政治危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计划大幅下降，西方大国决定撤掉这些援助，以此对该政府进行民主施压。那些援助占据马达加斯加政府预算的一半强，就这么一下子消失了。卫生预算削减了45%，教育预算就更少了。美国取消了与该国的贸易协议，该协议本允许小纺织工厂生产的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现在这些工厂倒闭了，好几千工人被辞退。大量政府公务人员，如教师、医生、保健员的工资因援助的减少而大幅下降，他们进行了罢工。悖论由此产生：成千上万的人，穷人、工人在受苦，仅仅因为西方民主社会决定捍卫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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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那的咖啡馆，人们，尤其是白人在吸烟。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好处之一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需要遵守，如果是白人的话，就更加不用去遵守所有的规矩。在一家法国味道浓过法国本土的法国咖啡馆，苏菲·卡扎德是“反饥饿行动组织”驻马达加斯加的代表，给我讲述了他们如何资助在南部贫瘠地区的发展计划：她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该地区的居民，得出如何更好介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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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他们想在好几个问题上进行援助。他们想要改善居民饮用水的获取，因为缺乏饮用水的供应是导致致死疾病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一旦开始帮助他们挖井或挖渠，谁来管理这水呢？非政府组织自然倾向于创建民主参与机制来管理水源，但是当地人不会这么干。那么，难道不应该适应当地居民的方式来保障饮用水的分配吗？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支持那些传统威权的方式是对的吗？或者最好与之作战，但风险是无人理解民主方式，而且水还会被浪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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