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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丢弃的人最终并没有被丢弃，他们被维持在困苦的边缘，同时还给他人带来恐惧，一点儿恐惧，他们可是好几百万人，如果他们一起行动，什么东西都会被推倒。他们会变成威胁吗？什么时候？如何？什么情况下会爆发？富人须遭受什么样的困难、要忍耐多久金融问题才能真正考虑到维持无用人口已经无以为继了？如今富国已经削减了许多援助和合作资金：这是回应的开始。如果继续下去，“人道主义公共意见”还能有什么分量？将可丢弃的人转变为威胁美好灵魂的恐怖分子会是多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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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已经到了丢弃他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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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请蓄意地、系统性地丢弃他们，不要像现在这样，混乱无序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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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群是市场的剩余，消除剩余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逻辑带来的必然后果，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的话，这种逻辑意味着这将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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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马尔萨斯理论的复活是为这种最终的意外所做的准备。通过那些心血来潮的生态分子，饥饿再次威胁到了大家，论据是极为庄严的：我们人口太多了，我们对待地球的方式太差了，我们将其耗尽了。有一家英国的组织，“人口事项”（Population Matters）甚至提供了这样的网站，感兴趣的人可以计算自己的碳足迹，按照相应金额捐款进行赔偿自己排放的碳，捐款用于协助减少穷人孩子的数量。他们的解释为，生更少的小孩就带来更少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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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人直接说，减少人口的最佳方案是确保出生婴儿的生命和舒适，那样就没有必要生那么多孩子来确保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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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的预言预见到了人口的下降，一些人态度鲜明，希望死掉足够多的人口，因为地球到2050年养活不了90亿人。他们说的其实是那些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人，吃一半扔一半的人，到时可能无法称心如意地吃饭了。问题并不是我们人太多了，而是有一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仿佛地球上只有他们少数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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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是乐观的：“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多余，那就是假正经的马尔萨斯。”现在多余的人是上十亿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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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是这样，得有人计算下，如果我们消失了，地球的使用和营养方面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消失的人口占总比例10%，正好是那些集中了80%的世界财富的7亿人，那么其他人就能吃得很好。或者让著名的1%，即集中了40%的财富的7000万人消失，这种办法也许更加经济实惠。在这两种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人分配完所有财富之后还能有剩余，那时又会发生争夺剩余财富的斗争，重建一群特权人群，从中期来看，他们又会争夺足够多的财富，直至导致一部分人吃不饱肚子。看来让一部分人消失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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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可丢弃的人群的团结，部分归因于治理不善的弱势政府再不能代表全球化世界的真实权力，当西方大型公司强行推进华盛顿共识，就推翻了贫穷国家对最贫困人群的保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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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贸易已全球化，政府还没有，国际贸易越过了单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小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国际贸易。世界食品体系是这种新世界的反映和结果，企业是全球化的，在世界各地按其所好进行活动，而国家是有地理界线的，受到了国界和无能的限制，民族主义者还维持和完善了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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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这些可丢弃人群的出现，这种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渐渐解体了，这种概念已经运转了好几个世纪，问题不少。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其政治形式，国家还在那儿，但是决定权力已经减少了。尽管国家的存在还有其用途，例如让我们认为坏人永远是外国人，本国富人的过错得以开脱。国家反过来还有一个补充功能，使我们认为，加纳人民的饥饿是加纳政府的过错，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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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这种文明对可丢弃的人最极端的比喻。但是比喻有其自己的方式，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其内涵却始终未变。我想说，饥饿是可以消灭的，不需要消除贫困，剥削可继续保持，极端不公可依然存在，带着这些成千上万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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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穷的国家将消除饥饿，正如富裕国家的穷人已经不再挨饿，这种想法是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应用的最后痕迹，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尽管现在没有人会相信尼日尔的居民哪天会像瑞典人那样生活，许多思想无准备的人依然认为尼日尔人某天会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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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可能发生。我们知道，世界已经生产出了够给所有人吃的粮食，但是因三分之一人的消费习惯导致其他人粮食的短缺。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由于现在粮食的价格持续上涨，原材料在全球经济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宗粮食是金融投机的盘中餐，粮食供给的地区差异就越来越大，那些持有粮食的国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出售粮食，能支付的人才能吃到，不能支付的人就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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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述果腹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最终实现以前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我只是假设，假设我们实现了一个谁都不挨饿的世界，但是一部分人有财富，另外一部分人只拥有生存所需，我们会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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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到达那一天的。我们假设，托宾税实施了。托宾税是一个旧日的发明，1971年一位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提出了对外汇金融交易征收最小税额大约0.1%的税，目的是为了阻止导致货币价格畸形的金融投机行为。当时无人理睬他，90年代末的时候，反全球化运动重拾其理念，再一次提出征收这种税来援助穷人。可怜的托宾先生，立刻站出来说，这事与他无关，他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支持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停歇，现在投机交易数量上涨，通过电脑进行的金融交易日益增长，托宾税将征收巨额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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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可能也出现了。2013年，世界上共计售出了3.3亿台个人电脑、2亿台平板、9.8亿台智能手机，共计15.1亿美元的电子设备，每台价格大约为200美元。如果没有解决生存所需，人们是不会去购买这些设备的，在销售每台电子设备的基础上征收统一税5美元，这样收集的资金大约为每年7.6亿美元，可以用于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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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共计消费了8300万辆新车，每辆车均价为3.12万美元，如果每个购车者额外支付1%的税，将收集260亿美元。电脑和汽车的税加在一起，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太大的损失，每年可以给联合国粮农组织募集300亿美元，还多出来好几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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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提议只是个幻想，每当有人提议征收托宾税，或者相类似的消费税，如果征收有力，管理得当，就可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但实际中这些征税建议都得不到实施，因为没有世界政治权力可以强制执行。即使有征税的能力，也得有将这笔资金用至解决饥饿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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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提议还是很小范围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是一种重新分配方式，纯粹只是强制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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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饥饿，实现没有营养不良的世界，是文明的大跃进，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要紧的是，如何实现，谁来实现，这意味着多大程度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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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挨饿是一回事，让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能被施舍，他们因自己的权利而拥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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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不应该接受给他们的施舍物，一些人拥有太多东西却来施舍给他们，另一些人拥有太少，这样的安排真是不应该，真希望所有人都能有同样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很迂腐，但这是唯一值得真正为此奋斗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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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这种理念太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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