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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一个有名号的，有建设性的运动，有建议可提，并且大声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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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讨论饥饿，我说的是正在。在饥饿问题上人们采取的主要是防御性态度，几亿人吃不饱饭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太让人愤怒了，我们得让他们吃饱饭啊。他们得接受救援物资，得有一个犁或两头牛，不能过得那么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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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将防御转为进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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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曾是历史上多次革命的起点，清楚明了地展示出现状不足，不能满足最低需求。而且将生活置于一种相对价值之中，我没有食物我就会死，那我们就战斗吧，那样还能有些希望。因此，饥饿会产生他人的恐惧，所以他们着急寄来一袋袋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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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饥饿依旧能成为变革的起点。严肃的变革，或叫作革命之必要元素，不仅是绝望，而是一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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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的运动：一种果腹的行为。是这位国王让我们饿肚子的，我们受够了将我们陷入贫困的沙皇，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独裁者了。这些果腹的行为依旧存在。但是，最后这些运动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提出建议：它们都只是防御。推翻一个政府，并不自动建立一个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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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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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政策是一回事，设计欲望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政策并未设计成实现这些欲望的方式，政策就只是悲伤的和中庸的管理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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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我不相信饥饿可以在这种社会模式下被消除。想要消除饥饿就得改变这种模式。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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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提议。一个半世纪之内，革命运动都有明确的目标。他们犯了错，我们犯了错，错在我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错在我们对成功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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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试图发动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是拿生命做赌博，三十年前我曾写过：“没人会叫喊着一种可能的信念而赌上生命的。为了忍受压力和威胁，人们都需要一个确定的未来，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需要相信，他们想要的东西会得到外力的保障，如上帝的话语、历史不可避免的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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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信仰的偏见中最糟糕的一种，就是将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教士的手中。坚定的信仰，绝对的事实都被用来构建食肉型权力的阴险的机器，如那些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卡斯特罗主义，还有其他很多主义。那么，我现在得说，找到一种建议的方式，放弃纯粹的防御而去建议，回避确信，接受失败的可能性，有能力说这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信仰的，为此值得拼一把，也许最后不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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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信仰来组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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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知如何做。首先，所有的革命计划都是带着怀疑的意味，这就是灾难性过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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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尝试最终导致了权力过于集中和滥用，这已有例子。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不再尝试了？我们忘了那个旧日的傻话，如果我们不平等，世界就一文不值了？我们已经适应了发达国家温和的不公正和发展中国家严重的不公正？我们对新的法国革命已经满意了，继续喊着安全、性和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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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毫无计划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前的范式已经衰落了，新的范式还没有出现；目前这一阶段，比20世纪中期出生的人在一种范式的鼎盛光辉下能想象的时期更加频繁，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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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个困难的时期，孤立无援的时期。人们很容易毫不怀疑地获得信息，但是这也是一个精彩的时期，是一个纯粹寻找的时期。没有任何事情比寻找更加令人激动和更加让人痛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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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没人知道如何树立新的范式。最新的例子是，一位留着胡子的先生关在最好的图书馆里，读书写字，独立思考，时不时从封闭空间出来走走，他拥有的是一个超凡的头脑。现在，我们在维基百科时代，模式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合作、冲突、重建，千万人的寻找仍处在萌芽之中、犹豫之中，这些都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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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思考这种旧的先锋机制，那种以为理解了另外一些人的需求，一种只建立了最残酷最专断权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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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的定义为一群人所作或所想是其他人没想到的，先锋人群认为这就给了他们权力了，我们认同他们是有害的，历史也是这么证明的。但是，没有他们，思想如何变革？如果整个文化机制即意识形态的设计是让所有人按照既定理念去思考，谁还会去思考没人思考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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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的厌恶、愤怒、不适应、不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总是有一些人在进行不同的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自认为知识会带来权利呢？如何才能建构一种非威权的先锋呢？如何建立一种可质疑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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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不是获得某种不可能的目标，困难的是定义这个目标。法国的哲学家开始思考一种没有国王的政府这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美国的一些商人和律师开始思考自我管理的可能性，英国的几位女士想象自己能如丈夫一般投票决定谁是统治者，印度的几个接受英式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开始思考不使用武器就可以胜过一个庞大的军队，如此这般波及开去。在每种情况下，不可能的事情都非常明显：没有国王，自我管理，成为公民，战斗而不杀戮。尽管这样，那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了几十年时间的冲突、倒退、疑惑和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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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这种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它们已实现了那么多次。只需想想你想要什么样的无法想象的事情，尽力去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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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范式也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它职能、吸引力与其困难之所在，也正是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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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想要说的就是强制分配的方式，财富得平均分配，权力得平均分配，寻找与经济道德观相对应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去寻找适应政治道德观的经济体制，这么说貌似太过于简单化，我们也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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