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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72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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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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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黄轩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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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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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刘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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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230mm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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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12.5 字数：259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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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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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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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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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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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沙尼·奥加德教授受我之邀，登临本人主持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媒介与社会性别”（该课程于2018年获得国家在线精品课程）的课堂，声情并茂地为近百名同学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时光流转，一别数年，疫情期间，我意外接到理想国编辑的邮件，请我帮助审读刘昱翻译的沙尼·奥加德的论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我欣然接受编辑的约请，无论是理想国的品质，还是曾经在耶鲁大学偶遇出版社朋友的因缘际会，以及对奥加德教授研究的兴趣，无一不令我从容提笔，畅谈奥加德教授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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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对照审校之后，我建议编辑将此书的motherhood翻译为“母职”，而不以“家庭”一词宏观概括；intensive motherhood翻译为“高强度母职”来体现母职的劳累与艰辛；representation翻译为“再现”，言下之意是媒体或公共政策对经验事实的再表现，其意味着不是客观表达，而是经过多重权力过滤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表现，翻译为“再现”更加直观和言简意赅；全书women都翻译为“妇女”，而不能与“女性”这个修辞混用，因为women蕴含着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妇女，不是生理上的female女性性别，这个区分对社会性别研究是基本的常识。本书译者很严谨，字字句句认真琢磨，编辑也相当用心。此次笔者也深感荣幸，酷暑季节受邀先读伦敦政经奥加德教授的佳作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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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加德教授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论著与她2015年初春在新闻学院课堂的演讲内容一脉相承。五年前，奥加德教授首先从为什么要研究家庭主妇和劳工形象的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讲起，她认为媒介内容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这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接着，她勾勒了20世纪60—90年代媒介再现的母亲与劳工的历史脉络。在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媒介再现的妇女的主要形象，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妇女放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梦想。20世纪70—8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逐渐在媒介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头发飞扬的妇女形象”，也就是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这种形象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妇女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也不能缺席和卸责。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促使的。所以，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需求，但是这种再现忽视了“事业型母亲”背后的困难和挣扎。例如，这些母亲无暇照料孩子，往往需要请保姆，而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困难重重，且费用极高，诸多困境都在媒介再现中被掩藏了。一方面，媒介再现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其实，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而媒介再现的文本和现实很有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表现出“选择辞职”，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而返回到家庭的私领域。问题在于，这种再现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妇女被资本的力量所操控。在这一再现中，妇女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是被媒介文本所遮蔽的。奥加德最后总结道，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妇女争取权利，选择走上社会，却被男权社会否定，但她们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看似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故而，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人，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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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对话，彼此感同身受，都是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是带着生活压力和阅历来做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不仅是为妇女而研究，而且和妇女一起介入式地研究，特别容易形成共识。奥加德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的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是文本的社会意义的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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