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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我所采访的女人或男人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确实，依靠一个人收入生活是大多数家庭所负担不起的——但同时，它们揭露和代表的也是大多数后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中受过教育的妇女和伴侣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套用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职业男性的观察[73] ，我采访的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关于她们个人 ，更是关于她们这一代“有抱负”的妇女的矛盾心态、压力和经历。因此，我采用的妇女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不在于其他妇女是否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而在于我的研究对象能否作为妇女、工作与家庭“这一宏观问题上的突破口，给我们一些启示或教训”。[74] 理解了这些妇女的选择和亲身经历，再对照一下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大背景，便能发现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体制的“断层”[†]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换句话说，妇女未必要“回归家庭”才会对本书妇女在叙述中提出的问题燃起兴趣或产生共鸣，因为它们凝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性别、工作与家庭危机的很多关键方面。[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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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访的女士和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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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足够多愿意和我交流的生育后辞职的妇女，实属不易。没有什么明确的机构环境，像工作单位等等，可以锁定这类妇女。因此，为了寻找受访者，我在伦敦中产/中上阶层社区很多学校的家长邮件列表、可能集中了高学历妈妈的伦敦各种社交媒体妈妈群，以及这些街区当地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运动俱乐部的布告栏上发布了招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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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度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不工作时长为8年。除了一位，其他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曾是各行各业不同资历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我采访的妇女有一定年龄跨度，但大部分是40岁出头的，最小的35岁，最大的51岁。她们育有1～4个孩子，年龄在2～20岁。大多数是白人，有3位混血和1位黑人。所有受访者都是异性恋，都用异性恋的婚姻、家庭和育儿规范来描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价值观。大部分受访者是英国人，但有略多于四分之一（10人）是移民，她们为了寻求职业或其他发展机遇来到伦敦，经常是跟着丈夫工作调动搬过来的，其中包括6名欧洲人、3名美国人和1名拉丁美洲人。除了两名离婚妇女，其他人的丈夫都有经济实力供她们当全职主妇——她们的丈夫大多是高级律师、银行家、财务总监，或者科技和传媒公司的高管（附录一列出了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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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外采访了5名男性，他们的妻子或伴侣也是从职业人士转型为全职太太的，但他们并非受访妇女的丈夫或伴侣。因为我认为，受访妇女们之所以能够坦诚相告，部分是因为知道我不会 采访她们的丈夫。5名男性受访者都是白人，年龄在45～49岁，在科技或金融公司担任高管职位。我本想多采访一些男士，但跟他们约谈实在太难。即便我通过朋友和熟人联系到的那些，也大多“不靠谱”，尽管我多次想安排采访，他们还是不肯面谈。虽然男性受访者数量偏少，但我把从这5次采访中得到的一些见解，融入了讨论的不同方面，诸如他们的工作日程和家务分工，并展示他们与妇女受访者视角的异同点，以及同媒体或政策表述的关联（或无关）。尤其在全书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丈夫对于他们口中妻子安逸生活的愤懑和怨怼——这点在男人和女人的访谈中渐渐构成了一个较大的主题。尽管如此，由于我只采访了5名男士（相比于35名妇女），而丈夫们的观点大多是由妇女转述的，所以对男士感受和想法的表述或有不足之处。说到底，本书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妇女的叙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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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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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前文斯科特对经验权威性的批判，以及社会学家莱斯·巴克（Les Back）所主张的访谈不是了解社会本质的渠道或让研究对象“发声”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学方法，我把采访视为一个场合，人们通过做出评判、拿出依据，试图合理化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76] 我想倾听辞职妇女的心声，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本原或最终的真相，而是想知道，对于辞职决定及其给她们生活和身份带来的后果，她们是如何自圆其说 的。我还想探究她们在阐述自己的经历时，沿用或选取了哪些符号资源、判断标准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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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半数的妇女邀请我到家中会面，其余的则选在离家不远的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到妇女们家里拜访令我获得了对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兼家庭主管生活的宝贵认识——这些角色会在第三、第四两章详细探讨。大多数采访是白天进行的，那时候孩子们在上学或上幼儿园，丈夫在上班，因此她们可以畅所欲言而几乎没人打扰。在咖啡馆的采访，以及有一回在社区中心做的采访，由于噪音、干扰和缺乏隐私，进展得艰难一些。虽说如此，大多数约在家外见面的受访者都特别开朗、坦率，往往还比较情绪化。她们在采访过程中常常落泪——离开家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场所、日常生活中各种烦恼的聚集地，似乎给了她们短暂的喘息和释放情感、反思自我的空间。事实上，在采访结束时，很多人说感觉像做了场（心理）治疗，有些还主动问我能否推荐她们也是全职妈妈的朋友联系我做采访。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后来发邮件给我，说采访让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思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当情感的闸门打开后，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一位妇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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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采访为时90～150分钟，目的是探讨这些妇女的人生轨迹和影响她们做出辞职决定的因素。我想尽可能给予受访者们时间和空间，来阐述她们所认为的人生中最核心、最重要，以及/或者最困难的事情。因此，我大多采用开放式问题，为她们以最契合自己、最准确的说法表达这些内容，以及我尽可能细致地理解她们的世界观留有余地（更多细节请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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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由于我选了不同的道路——一边全职工作，一边抚养孩子——或许无意中会显得对她们的选择指手画脚，因而在采访中引起对方防卫、紧张或敌对的情绪。我不否认，采访环境的安排、受访者的心理预期、我与她们不同的职业和家庭路线，都对她们的表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整体上，这些妇女的讲述轻松、适意而诚恳，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和快慰。她们的叙述非常丰富、坦率，且带有思考，多数时候我只需要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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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都录了音，并且逐字逐句记了下来，包括停顿、笑声和词句的重复——所有这些在表达受访者无法言喻的感情和瞬间时尤为重要。为保证调查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可能认出调查对象的细节（例如公司名或所在伦敦街区名）皆已删除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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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历与媒体和政策再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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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具体分析妇女们的叙述，大多会谈到细节，以便尽可能还原她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情境。我将尽己所能地以理解、共情和关怀的态度对待她们，但我也会努力解释我感到她们在否认或难以言表的那些体会，点出一些她们未能谈到的问题，来更好地理解她们已提及的问题。我的分析绝不构成对受访个体的评判或批判，而只是想对造成这些妇女生活和经历的状况或背景做一个解释。我会分析她们的经历与宏观文化、政策叙事和话语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一致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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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媒体和政策再现，目的不在于详尽地再现受访妇女的经历和主体性形成的所有文化背景，而是有选择地分析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文化或政策再现。因此，我的目标是找出和妇女的亲身经历相呼应和/或相冲突的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的例证 （见附录二）。我所说的文化和媒体再现 （cultur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是指流传于杂志、电影、通俗小说、自助/指南类书籍、名人、广告、社交媒体和通俗学术作品等当代媒体领域的叙事或形象。而政策再现 （policy representations），则是指政府的政策报告、讲话和声明，以及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方针报告和文件，比如职场性别平等政策的报告。有些例子引用了政治言论，如政治领袖的演讲。凡是提到这些，都是与政策讨论有关。在附录三中，我列出了更多细节，关于受访者样本、访谈如何进行和分析、如何选择媒体和政策再现的样本并分析，以便同受访者的讲述相对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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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初，我以为自己显然与受访妇女们不同。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经历以及讲述和改变经历的能力虽有差异，但 也有很重要的共性和延续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有意避免用“有工作的妈妈”和“不工作的妈妈”的叫法，而称她们为从事或不从事有偿工作的妈妈。毕竟受访妇女们的叙述显示她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证实了女权运动长期以来所抗争的：家务、生育、情感和母职劳动总是受到贬低，而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成了常态。[77] 倘若真如本书所示，话语实实在在地塑造了身份和经历，那么我们的用词就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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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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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每一章都会围绕性别、工作与家庭再现 的某个核心主题（文化意象），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实际经历 之间的不一致展开。对比在各章标题中表示出来：前一半对应文化或政策再现中的意象，后一半对应妇女经历的一个核心方面。虽然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不同的主题，但各章主题在媒体、政策再现和妇女的叙述中，都有一定的关联或重叠。例如，第2章探讨了女人们用“平衡型妇女”（balanced woman）的文化理想要求自己，把失败看作自己的不正常，哪怕她们未能成为“平衡型妇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和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不平等。第4章再度挖掘了家庭内部不平等这一主题，展示了女性实际生活中作为妻子的经历与文化和政策话语高调宣扬的母职之间的反差。鉴于各章主题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有时我会在不同章节用到同一则媒体或政策实例，或同一则访谈语录。此外，有些核心的文化论据，如（多位受访者提到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影响深远的作品《向前一步》就出现在多个章节，用于探讨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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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第1章和第2章）关注的是妇女的辞职选择：在文化和政策大环境都鼓励妇女生育后继续工作的当口，她们和丈夫要怎么解释这种“选择”？为什么她们没能实现女人应该既事业有成又当“好妈妈”的期望？对于“平衡型妇女”的要求与这一决定之间的矛盾，她们是怎么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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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第3章和第4章），则着眼于妇女回归家庭之后，是如何变成家庭主管 ，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的。这一部分探究了她们在成为全职妈妈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在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信息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是如何协调全职妈妈（尤其是全职太太）的新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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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回归何处？被压抑的渴望”（第5章和第6章）中，我分析了这些妇女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生活的设想，发现她们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憧憬和幻想都是一团模糊，这种迷茫也是当代关于未来工作和性别平等的主流叙事造成的。在结论部分，我反思了本书讨论的（再现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脱节如何体现了——借用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78] 的说法——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残酷乐观主义想象。这种想象点燃了一种希望，引诱妇女们去向往它所提供的可能，但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质疑和解决妨碍她们实现理想的社会结构问题。[79] 更重要的是，它把妇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了：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种种结构性因素，却依然把这一（充满矛盾与痛苦的）选择归咎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只能从自身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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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讨论了社会对于受访妇女生活中的失望和愤怒持续而一致的缄默。我分析了一些有助于打破沉默、表达失望的结构性条件，尤其在职场和家庭方面，以及文化和政策再现中必要的改进。本书中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再是呼吁妇女通过调整自己的感受、心态和行为来获取平等，而是呼吁重建限制了她们主体性的不平等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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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垂直型（整体配套）的生产模式，“批量生产、批量消费”是其特征（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标示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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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fault line，此处比喻矛盾冲突点，常规体制已经无法维系，甚至难以掩饰，仿佛在此处“断裂”。而裂开的“假面”暴露出的正是体制的局限和（一定程度上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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