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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都录了音，并且逐字逐句记了下来，包括停顿、笑声和词句的重复——所有这些在表达受访者无法言喻的感情和瞬间时尤为重要。为保证调查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可能认出调查对象的细节（例如公司名或所在伦敦街区名）皆已删除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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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历与媒体和政策再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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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具体分析妇女们的叙述，大多会谈到细节，以便尽可能还原她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情境。我将尽己所能地以理解、共情和关怀的态度对待她们，但我也会努力解释我感到她们在否认或难以言表的那些体会，点出一些她们未能谈到的问题，来更好地理解她们已提及的问题。我的分析绝不构成对受访个体的评判或批判，而只是想对造成这些妇女生活和经历的状况或背景做一个解释。我会分析她们的经历与宏观文化、政策叙事和话语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一致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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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媒体和政策再现，目的不在于详尽地再现受访妇女的经历和主体性形成的所有文化背景，而是有选择地分析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文化或政策再现。因此，我的目标是找出和妇女的亲身经历相呼应和/或相冲突的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的例证 （见附录二）。我所说的文化和媒体再现 （cultur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是指流传于杂志、电影、通俗小说、自助/指南类书籍、名人、广告、社交媒体和通俗学术作品等当代媒体领域的叙事或形象。而政策再现 （policy representations），则是指政府的政策报告、讲话和声明，以及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方针报告和文件，比如职场性别平等政策的报告。有些例子引用了政治言论，如政治领袖的演讲。凡是提到这些，都是与政策讨论有关。在附录三中，我列出了更多细节，关于受访者样本、访谈如何进行和分析、如何选择媒体和政策再现的样本并分析，以便同受访者的讲述相对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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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初，我以为自己显然与受访妇女们不同。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经历以及讲述和改变经历的能力虽有差异，但 也有很重要的共性和延续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有意避免用“有工作的妈妈”和“不工作的妈妈”的叫法，而称她们为从事或不从事有偿工作的妈妈。毕竟受访妇女们的叙述显示她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证实了女权运动长期以来所抗争的：家务、生育、情感和母职劳动总是受到贬低，而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成了常态。[77] 倘若真如本书所示，话语实实在在地塑造了身份和经历，那么我们的用词就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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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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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每一章都会围绕性别、工作与家庭再现 的某个核心主题（文化意象），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实际经历 之间的不一致展开。对比在各章标题中表示出来：前一半对应文化或政策再现中的意象，后一半对应妇女经历的一个核心方面。虽然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不同的主题，但各章主题在媒体、政策再现和妇女的叙述中，都有一定的关联或重叠。例如，第2章探讨了女人们用“平衡型妇女”（balanced woman）的文化理想要求自己，把失败看作自己的不正常，哪怕她们未能成为“平衡型妇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和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不平等。第4章再度挖掘了家庭内部不平等这一主题，展示了女性实际生活中作为妻子的经历与文化和政策话语高调宣扬的母职之间的反差。鉴于各章主题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有时我会在不同章节用到同一则媒体或政策实例，或同一则访谈语录。此外，有些核心的文化论据，如（多位受访者提到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影响深远的作品《向前一步》就出现在多个章节，用于探讨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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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第1章和第2章）关注的是妇女的辞职选择：在文化和政策大环境都鼓励妇女生育后继续工作的当口，她们和丈夫要怎么解释这种“选择”？为什么她们没能实现女人应该既事业有成又当“好妈妈”的期望？对于“平衡型妇女”的要求与这一决定之间的矛盾，她们是怎么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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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第3章和第4章），则着眼于妇女回归家庭之后，是如何变成家庭主管 ，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的。这一部分探究了她们在成为全职妈妈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在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信息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是如何协调全职妈妈（尤其是全职太太）的新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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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回归何处？被压抑的渴望”（第5章和第6章）中，我分析了这些妇女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生活的设想，发现她们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憧憬和幻想都是一团模糊，这种迷茫也是当代关于未来工作和性别平等的主流叙事造成的。在结论部分，我反思了本书讨论的（再现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脱节如何体现了——借用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78] 的说法——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残酷乐观主义想象。这种想象点燃了一种希望，引诱妇女们去向往它所提供的可能，但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质疑和解决妨碍她们实现理想的社会结构问题。[79] 更重要的是，它把妇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了：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种种结构性因素，却依然把这一（充满矛盾与痛苦的）选择归咎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只能从自身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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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讨论了社会对于受访妇女生活中的失望和愤怒持续而一致的缄默。我分析了一些有助于打破沉默、表达失望的结构性条件，尤其在职场和家庭方面，以及文化和政策再现中必要的改进。本书中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再是呼吁妇女通过调整自己的感受、心态和行为来获取平等，而是呼吁重建限制了她们主体性的不平等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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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垂直型（整体配套）的生产模式，“批量生产、批量消费”是其特征（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标示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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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fault line，此处比喻矛盾冲突点，常规体制已经无法维系，甚至难以掩饰，仿佛在此处“断裂”。而裂开的“假面”暴露出的正是体制的局限和（一定程度上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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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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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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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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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自信文化 vs. 有害的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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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22岁时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和政治学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一家丹麦公司的英国总部担任市场经理。这位聪明、能干、有抱负、俄语流利的新员工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赏识，工作几个月便被晋升为公司在俄罗斯的运营经理。虽然工作需要大量跨国出差，还有一次长达两年的外派，但露易丝“十分中意：工作特别忙，特别有挑战性，让我获益匪浅，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12年来，公司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机构普遍非常先进，思维意识非常超前。”她告诉我。回忆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自己作为年轻职业女性的满意人生，露易丝顿了顿，“明显那是［停顿］，可能不太明显哈，但那都是我女儿出生以前的事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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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的停顿，以及后来收回一开始的说法——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她“明显”能享有回报丰厚的事业——透露出一种深层的矛盾。她体会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孩力量”论和“新性别契约”[*] 许诺给西方受教育妇女的满足感、赋权感和独立性。[1] 露易丝这代妇女从中小学、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被鼓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她们自己也预设所有这些领域都奉行性别平等的准则。要求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新性别契约”，是占统治地位的、“显然”得遵从的契约。因此，对露易丝来说，显然——与她育有六个孩子而从未做过有偿工作的工人阶级母亲不同——她能够 而且应当 在有了孩子之后继续享受有经济回报，并能获得个人成长的职业生涯。然而在露易丝和其他像她一样的妇女看来，诱人的“新性别契约”在现实中远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她这代的妇女“意识到那是痴心妄想……［而且］根本实现不了”，露易丝非常沮丧地反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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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别契约”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愉快”要求与实施困境之间的矛盾，就是（文化）再现与实情之间的矛盾。我采访的妇女大多和露易丝一样，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与她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后来人生中所接触到的文化、政治和政策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她们所讲述的自身经历尤其强烈质疑了妇女、家庭和工作的文化及政策建构中两个关键且互相关联的概念：选择与自信。然而，正如我在下文和后续章节中会说明的，再现与实情之间的脱节，并未使这些竭力追求却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女性排斥它们。相反，这种选择范式和我后文称为“自信文化”（confidence culture）的假想，牢牢框定了她们对自己经历的认知。要她们用“选择、野心和自信”之外或与之相反的说法为自己的经历辩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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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念和自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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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事业兴旺而家庭美满的女强人形象，已大面积取代了五六十年代英美杂志、广告、指南类书籍、报刊和电视节目中流行的快乐主妇形象。这一新形象打破了过去年代标志性的古板“女性奥秘”，因为它推翻了战后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妇女角色，而贤良妇道本质上是建立在遏制性欲、禁止外出工作的基础上的。[2] 那种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视野中最典型的形象。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的特征：“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她成功打入男人的世界，却未曾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是靠自己做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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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加公文包是美国流行文化中超级妈妈的标配。霍克希尔德在《第二轮班：那些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事》（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中，就曾描述过《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84年9月刊封面上一位年轻貌美、赶着上班的职场妈妈特写，一旁笑眯眯的女儿“努力拖着妈妈的公文包”。[4] 类似的形象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美妇女杂志、大众报刊、电影和广告。[5]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1988年的一条广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提着公文包的职场妈妈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跳上飞机，在接下来的商务会议上大显身手，惊艳了客户，一天工作结束后再闪电般及时赶回来接孩子。[6] 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职场妈妈形象似乎既反映又推进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至90年代末最为显著的巨大历史变迁，即劳动人口中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就业率的大幅增长。[7] 因此，过去数十年间的再现和妇女经历似乎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在老一辈妇女的不懈斗争下，如今的女性可以选择同时 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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