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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不断推出浪漫化、理想化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母性特质的再现。例如，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展示了“辣妈”（yummy mummy）作为母性气质备受崇拜和景仰的理想形象，是如何体现在英国名人指南类书籍和言情小说中的——而该形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地）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和/或兼职工作的时期。利特勒指出，对辣妈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它将母育简化成“‘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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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辣妈和甜心妈咪的正面形象建设，也源于一再强调孩子的健康、幸福和成功得益于全职妈妈（“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有负面影响）的观念。例如，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发表的一项题为《职场妈妈有影响孩子前途的风险》（“Working Mothers Risk Damaging Their Child’s Prospects”）的追踪研究[24] 表明，出生后母亲回去工作的孩子，比起母亲留在家中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更容易失业，精神压力也更大。即便是第2章谈到的性别平等先锋、热烈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工作岗位的安妮—玛丽·斯劳特，在讲述导致她辞职的动机时，也重点谈到了大儿子的堕落，并暗示他有青少年犯罪行为：“到了八年级，他的行为升级；他曾经被学校停学，被当地警方逮捕。我好几次接到紧急电话……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乘最近一班火车赶回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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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政策话语中也有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拔高。一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大力鼓动妇女进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26] 因此，政府赞誉的，通常是在职的妇女，而不是离职的。正如下一节将讨论的，在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有谴责全职妈妈的恶名。另一方面，不同的政府（有时是同一个政府）又传达着相互矛盾的信息。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总统时，强调他的育儿政策“也支持选择留在家中的母亲，并且敬重和认可她们对家庭和社会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27] 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承诺，有全职爸爸或妈妈的家庭可以从税款中完全扣除平均育儿成本。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推特上说：“当全职妈妈是最有回报，但也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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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尽管过去30年来政府的政策和言论一直对全职妈妈持批评态度，同时却越发强调“优质培育”，并暗示这主要是母亲的责任。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6年关于人生机遇的演讲中，称赞了蔡美儿（Amy Chua）2011年的畅销回忆录《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并表示希望将虎妈战略的核心原则纳入社会政策中：“工作，努力工作，相信你能成功，（跌倒了）爬起来再试一次。”[29] 他的表态绝不是在夸奖全职妈妈。然而，卡梅伦在支持虎妈培育法（该书出版后不久，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也曾大力支持）[30] ——已被大肆渲染为培养孩子韧性、毅力、献身精神、责任心和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严厉教育法——时，也强调了给孩子提供优质培育是母亲（而非父母双方和国家）的责任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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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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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放弃事业择取家庭的做法在受到媒体和政策美化和称赞的同时，也常常遭到批评、攻讦和嘲讽。[31] 部分批评集中在对孩子的影响上。一有报道称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立马就有其他研究反过来说全职妈妈的孩子不如前者的快乐，表现也更差。另外一些常出现在新闻上的研究显示，全职妈妈更容易抑郁，更容易感到压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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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批评，中产阶级全职妈妈还常常遭到贬低和讽刺。之前提到的《纽约时报》文斯戴·马丁的文章就附和了对中产和中上阶层无业妈妈常见的刻板形象：光鲜亮丽、生活奢靡、懒散、无聊，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源于她们的自主选择。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梗图（meme）[33] 都是如此描绘这种“复古式主妇”的。“还有这么多家务要做，放部什么电影好呢？”品趣（Pinterest）上的一张梗图上写道，图片上是一位复古、无聊的主妇，她抹着口红、衣着整洁，说明根本不做任何家务事。“睡午觉听起来多幼稚。我更爱称它为水平的生活停顿”，另一则复古图片的标题写道，图中一位白人女性穿着印花睡袍、恣意躺在自家床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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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产和中上阶级全职妈妈的形象，令人联想到随着《绝望主妇》和《娇妻》（Real Housewives ）系列等电视节目（尤其是美剧）流传开来的可笑的“富家婊”形象——一种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娇母。[35] 然而，与富家婊不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妈妈不 会被指责母亲当得失职。相反，会把她塑造为投入了技能、资本和时间的“精心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典范。2013年风靡一时的言情小说《BJ单身日记：为君痴狂》[†] （Bridget Jones: Mad About the Boy ）中，后女性主义偶像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50出头，距其作为单身少女的时光已过去了20载。她如今寡居，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住在伦敦北部一处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她老是以人人艳羡、干练、完美得夸张的全职妈妈妮科莉特（Nicolette）来反衬自己“母亲当得失败”。妮科莉特过去是一家大型连锁休闲健身俱乐部的总裁，如今是“一流的母亲（房子完美，丈夫完美，孩子完美）。……着装完美，发型完美，挎着完美的巨大手提包”。[36] 她自命为“［她家的］家庭总裁”，称孩子是自己开发出的“最重要、最复杂、最激动人心的产品”。[37] 相比妮科莉特和其他人的培育方式，琼斯自叹弗如，自认失职。[38] 结果当然是讽刺意味的。该剧奚落、嘲讽了妮科莉特的“完美型”育儿法；而布里奇特的育儿方式，我们发现，虽然处处碰壁，乱糟糟的并不完美，却是健康的，而且最终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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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也时常批评全职主妇，特别是在倡导妇女加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时。[39] 2014年10月31日，奥巴马总统在关于妇女和经济的讲话中说：“有的人，一般是母亲，辞了工作留在家带孩子，导致她余生只能拿低一等的工资。所以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民做这样的选择。”[40] 不出所料，奥巴马此言掀起了全职妈妈们的滔天愤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一则回应总统讲话的头版文章题为：“为什么奥巴马对全职妈妈如此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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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全职妈妈构筑的不可取选择的另一个办法，是强调非母亲养育对儿童成长以及妇女健康与幸福的积极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国家儿童保育战略背后的依据，是认定“早期优质的日托服务对孩子的社会和智力发展有长远的益处”。[41] 2013年，联合政府出台的育儿政策进一步强调了儿童保育对于经济生产力的重要性，其侧重点在于促进儿童发展以提升劳动力水平，并充分挖掘父母劳动力的潜力。该项方案是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政府广泛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部分，它强烈鼓励母亲们在生育结束后尽快走出家庭、投入职场。尽管这项方案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为的是缓解儿童贫困问题，但表达的更大的含义是，不合理的长期脱离职场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也会损害这些妇女长远的经济前景。[42] 在金融危机前后联合政府和保守党政府（即2010—2015年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2015年至今的保守党政府）推出的经济紧缩计划下，这一信息得到了额外的加强。联合政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暂停所有儿童福利，并完全取消有成员高额纳税家庭的儿童福利。另外针对中等收入家庭，婴儿和孕妇相关的津贴有所削减，育儿的抵税额度也有所降低。[43] 2015年，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提高保育津贴——3～4岁儿童的免费托儿时长从每周15小时提升至每周30小时。卡梅伦附和了奥巴马的观点，宣称：“我的意思很明确，政府站在劳动人民这边，帮助他们前进，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支持。”[44] 2017年3月，在国际妇女节当天，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宣布拨款500万英镑，用于帮助长期中断职业后重新上岗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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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返职计划对男人和女人都适用，但我们得承认，通常是妇女放弃事业、投身于子女养育，结果发现再就业的道路已对她们关上了大门。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对经济发展也有害无利。因此我希望看到这项计划惠及所有妇女人数不足的管理层和行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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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策和政治话语在提到时往往用的是父母养育（parenting）而非母亲养育（mothering），但正如梅首相的声明所显示的，鼓励人们重新上岗的信息常常是针对妇女，特别是母亲的。就像英国家庭与育儿研究院（Family and Parenting Institute）前院长凯瑟琳·雷克（Katherine Rake）在21世纪初指出的，对于全职从事无偿照料工作的母亲来说，这类政策强烈暗示了政府认为此类无偿工作合理的时限。而政府政策传递出的规范性信息，雷克认为，依然是在完善有偿工作作为获得公民身份主要途径的制度，延续了长久以来对无偿照料工作的贬低。[46] 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一再重申提升英国女性就业率的迫切性，暗示“想要 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做了一个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47] 政府会把家庭主妇排除在儿童保育支持计划外，是因为她们并不想“努力工作，努力前进”，2013年首相卡梅伦的官方发言人如是说道。[48] 英国财政部网站上意外泄露的一份简报公文显示，官方曾明言父母一方全职在家的家庭不如双职工家庭值得政府帮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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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职妈妈在政府政策话语中被认作“不合常规的”，正如罗伯托5岁的女儿认识到的。而且关键在于，她们是自己选择如此的。因此，很多时候全职妈妈组织或个人指责政府政策、传统和言论有组织有计划地歧视、惩罚、施舍、贬低和诋毁她们，也就不足为奇了。[50] 特别是很多人指出，政府在推出鼓励母亲就业的新政策的同时，又在急速撤回对家庭和在职人员的扶助。社会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在当今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也有类似的表现：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极力招募妇女有偿就业，造成了一边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另一边却在削弱他们的照料能力的局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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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是对“高强度母职”的强烈期望，对福利制度的撤消，以及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变化都支持，甚至肯定了中产女性选择离开单调的工作、回归家庭投身全职妈妈（尤其是在丈夫挣的钱已经足够家庭开销时）。另一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政府和媒体倡导和支持的是参与和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妇女，而不是那些离开的（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背景下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刻画有着显著的差异）。[52] 在21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放弃多年的教育、训练和成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离经叛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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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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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女性正是在当代公共话语中散布着这类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信息的背景下，试图解释自己的选择和身份的。在解释自己的经历时，这些女人常常——而且是自发地——对照她们视为主流全职妈妈的流行形象和刻板印象，来定位和定义自己。甜心妈咪和家庭CEO便是她们在定义自己是什么人，或者更重要的，自己不是 什么人时，所援用的有力参照。受访者们感到，她们需要不断为人们对全职妈妈懒惰又无聊的误会辩解，而自我辩解常常导向歉疚地承认自己拥有的社会经济特权。“在很多方面来说，我是特别幸运的……［但］很多人觉得我们整天除了吃饼干啥也不干。”一位妇女说。另一位说：“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经济方面足够用了。所以，这点上我确实感激……不过，你知道的，我并不是到邦德街（Bond Street），在邦德街逛来逛去，大把大把花钱的那种。[53] 我不像有些肤浅的……”还有位妇女气愤地说：“有人认为全职妈妈成天只会翘着腿看电视，晚上把炸鸡块和薯条塞给孩子们完事儿……我真遇到过有人见到我就走开，走到房间那一头，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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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也否认自己是那种理想的全职妈妈——会把房子打扫得永远一尘不染，会烤蛋糕，感觉像是“天生”的妈妈。例如，44岁带着三个女儿、11年前辞去医生工作的苏珊说道：“我称自己为家庭主妇，但我并不是……我并不是那种全知全能的妈妈，跟你讲，我感觉做好这些没那么容易。烤蛋糕不是我的强项，真的！”类似地，43岁带着两个孩子、11年前退出演员行业的珍妮特解释道：“我觉得我不是明显特擅长当母亲的人，这从不是我定给自己的目标。感觉我好像没有成长为自己期望的样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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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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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到那些让她们觉得需要为自己辩白的成见来自何处时，有几位女人指向了媒体（尤其是新闻和流行文化），但更多谈到了政府。达娜以前是艺术节主管，如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指责英国政府为贯彻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再使全职妈妈失去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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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掀起了一场浩大的实验。政府非常希望妇女重返工作岗位，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参与资本主义建设。他们要的就是我们去消费。所以如果人们有了工作，就能去消费。因此，搞出了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孩子两岁时把他们塞给学校，然后督促妇女们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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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辩称，所有不符合这种模式的做法都会受到实打实的贬低。类似地，42岁、有两个孩子的克里斯蒂娜愤怒地谈到了政府对妇女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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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切感受到政府方面传递的很多信息，尤其是近两三年，完全不看重［做全职妈妈］这个决定。父母共享产假（the Shared Parental Leave bill）[55] 这类法案鼓励母亲们在六周产假过后就回去工作，而父亲们则会照常工作……如今选择花时间陪伴孩子的人不被重视，我发觉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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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强烈的信息，就是你没做贡献。你应该去工作，但凡可以，就该去工作！你应该好好利用托儿服务，应该把一个或几个孩子送往托儿机构，然后你就该回去工作！你不这么做的话，就有点不配合、有点没用了。你对整个经济和社会没有帮助，即便有研究表明，你的孩子会因此受益，但我们才不管！反正你没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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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话语和政策的这类反应，不仅是对政治和政策冷静理性的分析，也是很多受访者对遭受的压迫性要求和人身攻击的感性反应。这恰恰是因为她们放弃本业、成为全职妈妈的决定并不是 全然个人、自由而简单的选择，但她们感到政府却是这样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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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曾经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公司的高级会计师，丈夫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讲述了自己过去是多么理想的职工：“我是那种直到生产前两周才请产假的人，人人都以为我过几个月就会回办公室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蕾切尔继续工作，但像很多受访妇女一样，她和丈夫高要求、高时长的工作文化对家庭生活很不利。“我一直在想应该回去（工作）了。全是应该 ，社会的压力，让我感觉应该去，当然的。”她解释道。“谁给的压力？”我追问。蕾切尔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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