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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貌似“选择退出”了前文达娜所说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参与实验”。她们离开职场的选择，正如一些人主张的，可以看作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抗——反抗它只注重商品生产领域和所依赖的有害竞争工作文化。她们甘当全职妈妈，可以理解成试图调整优先级，将照护置于竞争之上。看起来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的要求中解脱了，从公共领域的工作中解脱了，但那仍是她们的政府在提倡的，而她们的丈夫——大多从事位高权重、薪资不菲的工作——仍然身在其中。而且，回归家庭 ——部分迫于发达资本主义压力的选择——的后果之一，是妇女们成了家庭的首脑 ，把家庭当成小型企业来经营，并且采用“高强度母职”[72] 的方式试图确保孩子无可撼动的中产阶级未来和安定生活。这些妇女在把专业技能和竞争精神转而用到孩子身上，自己扮演起家庭CEO角色的同时，可能延续了职场上很多人认为残酷的景象。她们实则延续了新自由主义，因为把孩子当作了人力资本——对他们的投资，是一种提升未来收益的手段。[73] 用前财务总监萨拉的话来说：“于是竞争还在继续，只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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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时装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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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 ）的第三部，前两部曾被改编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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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招聘女性时排除已婚妇女，或在女职工结婚后将其解雇的做法。20世纪初曾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非常普遍，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尤甚。二战后经济逐渐复苏，西方就业岗位增加，女性劳动力日益得到重用，“结婚关限”现象有所缓解，但部分国家仍会因经济国情（如就业压力大等）和性别偏见而限制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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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真人秀美剧《橘子郡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 ），讲述了几位带着孩子的贵妇人的奢侈生活。她们攀比成性，为了爬上社交顶层而挥金如土、不择手段。该剧第一季于 2006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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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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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常规的母亲 vs. 被禁锢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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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受访妇女的陈述围绕的是母亲身份：母职是她们决心放弃工作的主要原因，于是母亲成了她们辞职后的首要身份。但母亲的故事背后，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虽然妇女们很少直接谈到妻子身份和职责，但她们所做的决定、她们的人生轨迹和日常生活，都深受妻子身份的约束。然而，这些高学历的现代自由女人们对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感到非常矛盾。她们同丈夫一起制订了策略，掩盖妻子职责，模糊过去丈夫负责事业和经济领域，妻子负责家庭和照护领域这种传统性别分工造成的冲突。本章将系统化地说明这一掩饰办法。首先由妈妈们讲述她们当母亲的亲身经历，分析它们如何依托对母职的通俗解释，反过来又支持了后者。但这些母职行为的公共或私人叙事只是幌子，掩盖了本章第二部分的主题，即女人作为妻子的核心身份和角色，以及她们对其无比矛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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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一下苔丝的故事，它很好地体现了女人们的表述如何借助关于母职的流行话语和政策叙事掩盖了她们的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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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私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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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苔丝以前是高级新闻制作人，有两个孩子，已经当了六年全职妈妈。她在访谈一开始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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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岁时，我就很明确自己想做什么了。我一直想当记者……我一心一意想闯出一番事业……那就是我的人生计划！我的计划里没怎么想过要孩子……基本上没考虑那个，也不是完全不（考虑）……20来岁的时候我心想：“老天，我不要孩子了，不然会毁掉我的人生的！”而且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来着。我真心觉得女人应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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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的人生计划，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赋权、自信、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主流妇女的理想（令人回想起1988年电影《上班女郎》中梅拉妮·格里菲思［Melanie Griffith］饰演的角色，或者1980年电影《朝九晚五》［Nine to Five ］中简·方达［Jane Fonda］、莉莉·汤姆林［Lily Tomlin］和多莉·帕顿［Dolly Parton］饰演的女主角们），可能也受了后者的影响。苔丝曾获政府管理学学士学位，其后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报社记者训练，接着被派到英格兰南部一家地方报社，开始了第一份工作。随后几年，她辗转于英格兰各地的地方报社，积累工作经验和晋升资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在英国一家龙头电视网络公司拿到第一份电视新闻业的工作。工作很紧张，而且常常要上夜班。苔丝说它“很有趣”“特别有意思”“太棒了”，赋予了她“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极大的自由”。她的事业稳步上升，一直做到高级新闻制作人。她供职的机构“非常大方”。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请了一年的产假。过了两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又休了12个月产假。之后在有偿全职保姆的支援下，继续工作了三年。然而，当大孩子快6岁开始上学，而小的才3岁时，她辞掉了工作。她的单位给出了慷慨的裁员补偿，据苔丝回忆，“非常诱人”，“是个很好的离开契机，本身我也需要休整”。但是为什么苔丝顺利的、处于上升期的事业需要休整？为什么那会儿成了很好的离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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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问这些之前，苔丝补充了和辞职决定相关的重要信息。她一天工作十小时，此外每天还要花一小时通勤。孩子们还小，“他们需要我”，她解释道。尽管头几年，保姆“减轻了她的负担”，但孩子一入学，她就感到（他们）迫切需要自己。她告诉我，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上了学，他们仍然希望她继续当全职妈妈。“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可能还是需要我的……一听说我想找份工作来做，他们就会难过。什么？什么？你要出去工作？那我们怎么办？！”因此，当好母亲似乎是苔丝做出重大辞职决定的主要原因，而单位慷慨给予的裁员补贴更是推了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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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处房间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张四口之家的照片：苔丝、两个孩子，和一个男人，我推测是孩子的父亲。我有些惊讶，访谈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苔丝一直没提到她的丈夫。我不想直接问，怕会触及敏感或痛苦的话题。于是我问她，能否进一步谈谈她的辞职决定。“你说裁员补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我说。苔丝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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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的，是的。不是，我是说不光是因为这个……我那时感觉，呣，我，我有点，你知道吗，我在这上面有点纠结……而且，也有，也有其他原因。我丈夫是律师。他要工作特别久。他比我小一点，他要追求他的事业和发展。而我能理解他的事业……我感觉，可能正处在上升期……他不可能当我的后备计划……［要是孩子们生病了，］我丈夫绝不可能说：“噢，不要紧，我来请一天假。”［笑］这叫我很心酸，真的很心酸。我无法想象自己要怎么［留］在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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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要休整”的决定，看来并非全赖于本身。苔丝承认，放弃顺利的事业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需要她，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母亲的责任以及难与工作协调虽然重要，但只是苔丝辞职的原因之一。丈夫蒸蒸日上的事业前景，及其包含的高要求、长时间工作，对她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她明白那既会造成家中实质性的父亲缺位和丈夫缺位——用她的话说，叫她“心酸”——也会断送她的事业。但双职工家庭无法应付父母两方既要保证经济收入又要照顾家庭的多重压力，所以苔丝还是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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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辞职的是你 ？”我困惑地问道，尤其因为苔丝离职那会儿，已经挣得比她丈夫多了。“孩子们生病时，”她解释道，“总是我请假，而不是我丈夫……我，说来好笑，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必须由我去，因为我必须照顾［孩子们］。我是看护员啊。”苔丝的“说来好笑”透露出她意识到，她“自发”接受看护主力的角色，进而放弃工作，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她知道，放弃成功且回报丰厚的事业去照顾孩子，不见得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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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辞职妇女挣得比丈夫少，但就苔丝（以及其他一些受访者）而言，她挣得更多。[1] 所以那种考虑育儿的经济成本，认为妇女不该继续上班的传统观念就说不过去了。苔丝的经历让人不禁怀疑她在访谈一开始小心准备的说法，即她离职主要是出于母亲的责任。她决定辞职来照顾孩子，那么丈夫便不用请假，而能继续投身长时间的工作，发展他宏伟的事业。因此，苔丝辞掉她热爱、享受，而且干得非常出色的工作，似乎既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是她作为母亲的选择，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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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42岁的朱莉也是辞掉出版业的美差，去照顾两个学龄孩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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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很多很棒的工作，女人真是做着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充满激情，［而且］处理孩子问题很有一套！……想要成为那种职业派，那种模范型的，那种，你知道吧，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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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和为家庭做贡献之间，有种矛盾……呣，而且，呣……我觉得这种矛盾不会凭空消失：虽然你很想说……说我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家庭做贡献……但是如果我决定要孩子，我 就要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我决定了要孩子，所以我要去照顾他们。我要陪在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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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想当那种模范型的“职业派”，相信自己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想去照顾孩子，因为丈夫“把上帝给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她和苔丝一样，竭力压抑这种矛盾情绪。她坦言道，即便已辞去工作九年，这种矛盾仍未消失。她也像苔丝一样，用感情打了个掩护。照顾孩子是她唯一职责的说法，压下了她对那些拥有“很棒工作”的妇女的嫉妒，以及成为其中一员这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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