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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在上述人生机遇的演讲中，卡梅伦在强调优质培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时，也谈到“在妈妈和孩子之间建立终生的情感纽带”极其关键，并引用（第3章中提到的）《虎妈战歌》[22] 作为理想育儿模式的缩影。从广义上说，英国政府的政策话语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家庭观，对妇女的角色和责任也秉持保守的价值观，即便在其领导人历史上第二次由女性担任时也不例外。[23] 英国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仍旧沿袭了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原则，即视强健的家庭关系和（异性恋以及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姻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基石，并出台强调家庭责任的政策。在撒切尔政府的福利政策中，虽然“对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说法含蓄了不少”[24] ，但总体目标还是保持传统的家庭结构、角色和责任——暗示妇女，她们实际上只有继续照料家庭，才能拥有“平等”。[25] 因此，尽管政策和政治话语营造出平等的表象，但事实上它没有考虑造就母亲遭遇的顽固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26] 随着政策和政治言辞不断强化妇女为儿童照顾主力的观念，尽管措辞含蓄，但母职仍旧承受着性别偏见。[27] 由于身边都是“女人的角色和职责就是当家长主力[28] 和好妈妈”这种强劲而一致的看法，我采访的女性退而认为她们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职责就是抚养孩子——各类研究表明，诸多女性和男性都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29] ——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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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过去20年来，随着宏观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母亲和母职的再现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包括女性学历的提高、就业率的提高、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母职的“酷儿化”[†] 。[30] 和过往时代相比，当代再现对母职的刻画更为细腻和复杂。从好妈妈——坏妈妈二元对立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形象，动摇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身份之间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关联，也挑战了长久以来统治文化领域、传播“高度浪漫化但要求苛刻的母职观，成功标准可望而不可即”[31] 的“妈咪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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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已经成为“越轨”母亲形象的重要生产源和传播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诸如《拖家带口》（Married with Children ）、《墨菲·布朗》（Murphy Brown ）、《罗斯安家庭生活》（Roseanne ）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32] 之类的电视节目，到最近上映的影视剧《大小谎言》《傲骨贤妻》《绝望主妇》《单身毒妈》（Weeds ）、《广告狂人》（Mad Men ）、《极品老妈》（Mom ）、《护士当家》（Nurse Jackie ）、《谋杀》（The Killing ，美剧）、《代班》（The Replacement ）、《福斯特医生》（Doctor Foster ）、《我的妈啊》（Motherland ，英剧）、《权力的堡垒》和《丽塔老师》（Rita ，丹麦剧），都刻画了更为复杂和多面的母亲形象。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者苏珊娜·达努塔·沃尔特斯（Suzanna Danuta Walters）和劳拉·哈里森（Laura Harrison）发现，美国大众媒体中出现了“反常的”“毅然决然反常规”的新型反面母亲形象，她们抵制男权支配和常规的家庭主义。[33] 沃尔特斯和哈里森认为，像《傲骨贤妻》[34] 中出色的女律师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广告狂人》[35] 中失意的家庭主妇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谋杀》中的女侦探萨拉·林登（Sarah Linden），以及网飞公司（Netflix）在国际发行的丹麦剧《丽塔老师》[36] 中的女教师丽塔这类角色，填补了“公众对母职的理想认知与复杂得多（也往往苛刻得多）的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落差。[37] 即便是以散布带有性别歧视的刻板女性形象和守旧妈妈形象闻名的广告业，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非常规的母职再现，例如菲亚特汽车公司（FIAT）嘲弄完美、自然、幸福妈妈神话的商业广告“母亲的壮举”（The Motherhood Feat），或德芙食品公司（Dove）2017年“真实妈妈”（#RealMoms）的广告宣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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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推动对母亲的审查、评判和自我监督日益强化的同时，也为表达和阐述更为复杂的母职状况提供了空间。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妈咪博客”、网站和社交平台，呈现出细腻而丰富多彩的母亲故事和形象。例如，关于Facebook“假正经妈咪”（Sanctimommy，与“sanctimony”［假装神圣/虔诚］谐音）社区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嘲讽那些通常与“高强度母职”有关的自以为是——尤其是认为母亲天生是最能干的家长，要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观念——该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一块批判压迫性母职理想、交流其他母育办法的空间。[39] 这类平台通过凸显母职的复杂性，即它不仅包含满足感和幸福感，也糅合了沮丧、失落、愤怒和忘恩负义等强烈情绪，来解构和重建母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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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台上这类更复杂的母职呈现，在受访女性的叙述中得到了回应。她们从母育工作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乐趣，从母亲身份中获得不少满足感。她们很开心能积极地培养孩子，在“任何他们需要的时候”陪在他们身边，而不是依赖有偿保姆。但与此同时，她们常常也很坦率地谈到当母亲的挫败和困难。几乎每个人都碰到过忘恩负义、不知感恩的情况。有些痛苦地吐露，感觉自己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毫无存在感，就像一些人说的，总是处于“底层”。媒体上日益复杂、矛盾和“反常”的母亲形象，和交流母育平淡、杂乱而沮丧一面的平台的涌现，似乎为受访女性们表达当母亲的矛盾经历和复杂感受提供了许可和语言（事实上，部分人提到加入了“妈咪网”［Mumsnet］和“在家妈妈很重要”［Mothers at Home Matter］之类的网络平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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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职在公共视野越来越高的可见度和非常规母亲再现的涌现，掩盖了妇女生活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就像美国社会学家阿丽尔·库珀伯格和帕梅拉·斯通的研究（见第3章）显示的，“女性的新奥秘”出现了，其中“母亲角色取代了妻子角色”。[41] 即使是《傲骨贤妻》这样一部标题表明直面妻子话题的电视剧，关注的重心也是女主角作为母亲和成功律师的角色。艾丽西亚·弗洛里克的丈夫在故事开始进了监狱，被释放后二人分居，因此剧中描绘现实中妻子身份的篇幅十分有限。在“女性的新奥秘”中，母亲身份挤掉了妻子身份。这一奥秘帮助受访男女隐藏起妇女因为人生中核心的妻子角色而做出的艰难妥协和矛盾心理，及其给她们的身份认同造成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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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职的私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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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女性陈述中母亲角色的部分同妻子角色的部分分割开来比较难办，因为二者在她们的生活中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她们还在极力压制妻子身份的核心地位。她们非常清楚妻职的贬义色彩，因此总是尽力把自己同母亲那一辈旧式、传统的妻子区分开来。然而在她们的叙述中，妻子身份尽管层层遮蔽，却从未被完全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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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过去是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嫁给了一位事业成功的银行家，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在她讲述的无私母亲放弃事业的故事中，就隐隐透露出了妻子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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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从事高要求、长时间的工作］，对处于破碎边缘的家庭没有帮助。有点太自私了……继续工作是种自私的选择，因为你工作的理由是……它给予你 过你 的生活所需要的，我是指，给你规划，给你权力，给你从事这个行业的荣耀。就这点来说，它满足了我的需求，却满足不了我孩子或丈夫的需求。要想两个人都出去满足自个儿的需求，而不管家里其他人在受罪，我就得……母亲应该要无私，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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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但是，天哪，你把这些都记下来了，我要想想有没有说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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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母亲应该无私奉献的主流期望，萨拉将她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解释为任性和自私的行为。她把离职选择描述为夹在两种相互冲突、无法调和的奉献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对自己的，一边是对孩子的。这一选择要她在从业者身份或 母亲身份之间做出取舍。然而，隐藏在她叙述中的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奉献：对丈夫的。她认为继续工作是“自私的”，虽然工作赋予她“荣耀”“权力”和“规划”，但无法满足孩子们和 丈夫的需要。在她满足孩子需求的诚恳愿望——这一点是主流再现所崇尚的——背后，还有满足丈夫的愿望。然而，不同于讲到为孩子奉献牺牲时的大谈特谈、引以为豪，还引用母亲应当无私的社会期望作为支持，她只是简单提了一下满足丈夫的需求，一带而过，弄得好像和满足孩子的需求是一回事（“或丈夫的”）。萨拉知道，承认她重大的辞职决定，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当妻子的考虑，就像“说错（了）什么”。因为（像她后来做的）承认离开职场部分是为了丈夫，不符合她很想坚信的“女性新奥秘”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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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受访妇女来说，做出辞职决定的后果，便是像她们所描述的，“陷入”了一种“守旧”“传统”的家庭模式。很多人承认，甚至在有孩子以前，婚姻生活就出现不平等了：虽然夫妻都有全职工作，但打理家务的还是妻子。大多数时候，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双职工家庭模式才渐渐无法应付多重压力的。于是妇女“选择退出”职场，而家庭转换为“传统”“守旧”的模式。“我包下采购的活儿，包下烧饭的活儿。恐怕是，相当老式了。”达娜说这些时，不住地深呼吸。“我们陷入了非常，可以说是传统的家庭角色，［深呼吸］呣，尽管我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人。”葆拉有些惭愧地解释道。“突然之间，我们就接受了特别特别传统的性别角色。”珍妮不安地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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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的家庭模式是怎样的？那种性别分工是如何影响女性的生活和身份的？当前的文化想象，尤其是对母职的盲目崇拜和理想化，又是如何支持性别分工，以至于模糊了妇女妻子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其造成的复杂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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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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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受访男人和女人描述家里的家务分工情况。妇女们几乎都报以得意的微笑。例如，曾因工作出色获得过杰出表现奖的前会计师海伦就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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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我丈夫工作，工作很辛苦。他回到家，就拿起他的平板。然后坐下来。然后打开电视，然后，呣，基本，基本就这样了！［笑］啊……所有文书工作都交给了我。账单都我来结。假期我来安排。孩子上学我来管。我来……所以他都用不着多想，或者沾手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 ……因为那些都由我包办了。我要确保家里不会搞得一团糟。我要采购，采购食物，呣，然后，啊，不过我也就随便，随便买买，可以这么说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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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伦只是“随便买买”，但她总要在担任一家大公司高级财务总监的丈夫晚上下班回来前，尽力确保“家里井井有条”——为此每天把孩子哄上床后，她还要花一小时整理家务。一年前，为了排遣无聊和“让大脑活动起来”，海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她过去习惯在床上温习功课，直到有天晚上丈夫说：“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最讨厌躺在你旁边听你划拉东西！”尽管在书页上划重点的声音或许的确让想在床上安安静静看书的人火大，但也可以说惹火海伦丈夫的并不是那声音本身。对他而言，海伦在课本上划重点的声音，是她母亲和妻子以外的身份和活动讨厌地侵入了他的栖息领地。他独占的经济生产公共领域，和她独占的社会生育领域，必须分隔开来，这样才像海伦坦言的：“他都用不着多想，或者沾手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海伦觉得不该在书房熬夜学习，身为妻子意味着晚上丈夫睡觉时，她也必须躺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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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常在不知不觉中纵容了丈夫投身工作的公共领域、自己投身家庭领域这种几乎完全分隔的安排。历史学家叶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认为，这一性别分工的历史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制度特性。[42] 早前介绍过的曾是新闻制作人，如今是两个孩子全职妈妈的苔丝，也闷闷不乐地谈到这点。她多次深呼吸、停顿或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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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晚上8点半才到家，所以不指望他能做什么。说实在的，到那时活儿都干完了，对吧［笑］。他其实也不做家务，我感觉他都几百年没拿过吸尘器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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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时候——我来，呣，我会，基本上，大部分时候……好吧，是我来做饭，还有，你懂的，家庭聚餐之类的。［吸气］缺了什么（他）会去买，零零碎碎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可能会带他们出去打一会儿板球，呣……他们的板球赛季快到了，但他，他会［停顿］……天气好的话，肯定会带他们出去练一会儿球。［吸气］但除此之外，我得说……他不怎么带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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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停顿］……他不怎么管他们的家庭作业。他指导作业就是“去，去自己做”，你知道吗［笑］，就好像说“有问题再来找我”。但他不……我就觉得他不大愿意。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吸气］……他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停顿］。像是有点不再注意那些事儿了，真的［停顿］。但或许也是我给了他那样的机会，你知道。因为［吸气］，我好像，呣……有点太把这些事往自个儿身上揽了，因为确实我有时候会想［笑］，我希望这些井井有条的，而不是［笑］，不是这不好那不好，一团糟。但是，对吧，要是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自讨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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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的陈述鲜明地展现了她是如何放弃反抗不平等的可能，转而选择妥协的，而选择那种经济生产领域（顽固地被归为男性担当）和社会生育领域（归入女人的照料范畴）的旧式划分，又是如何在她家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的。苔丝所说的丈夫“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可以看作一种基于历史传统的辩白：男人在经济生产领域待得太久，不再注意家庭了。“男人们周五工作完了，所有事儿一推，往往会想：结束了！现在是娱乐时间！属于我的时间！”苔丝后来补充道，她深吸了一口气，大笑起来。她属于英国社会学家罗斯玛丽·克朗普顿（Rosemary Crumpton）指出的，那种打消了和丈夫争辩家务不平等的念头，而把问题和解决办法揽到自己身上的女性——几乎全靠自己找到应对家务和育儿责任的办法。[43] 造成这种情形，苔丝这样的女性也有责任，不管是过去作为家庭主妇，还是现在作为妻子和家庭CEO。如此一来，她们不仅自讨苦吃，也让整个社会跟着受罪。“也许我确实有点太惯着他了。”苔丝一边承认，一边不安地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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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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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分隔经济/工作/男人领域与家庭/陪护/女人领域的关键标志。不同夫妻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不同：有些女人和丈夫办了联名银行账户，另一些有自己的独立账户。丈夫们都有自己的独立账户。有几位女人只有个人账户，依靠丈夫转账。安妮就是其中一个。她成长于英格兰北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很小就学会了经济独立，从未向父母伸手要钱。她回想道：“我觉得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一直都很独立，一直都用自己的钱，但现在需要什么，就得去找我丈夫，跟他说：‘我这个月的钱用完了，但是还需要做这个。’”不得不向丈夫要钱让安妮觉得既幼稚又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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