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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经济领域和妻子的家庭领域之间的划分，常常是通过空间分隔来形成和维持的。丈夫们通常早出晚归，很多人工作日期间在外出差过夜。而就像安妮说的，对妇女而言，家是她们的工作场所。很多用人单位引进和实行弹性工作制，试图推翻“出勤主义”，让员工能在方便的地方工作，这被视为打破性别分工的巨大希望。这种观点认为，若能让男人和女人在家工作，夫妻就能更平等地分担家务和养育责任。然而，尽管一些受访男士或受访女士的丈夫有时候是在家工作的，但他们仍要工作很长时间，几乎顾不上孩子和家务。罗伯托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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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务活儿、家务琐事，还是落在我妻子头上，因为我即便在家，也要坐在书桌旁看电脑。而且我真的走不开，因为这样……对吧……那样没法集中注意力的！所以，尽管我意识到……有必要，对吧，分担家务，但它不是……对吧，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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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家庭办公室门上贴了张“请勿打扰”的纸条，以防在家工作时受到孩子们（和她）的打扰。BBC世界新闻（BBC World News ）2017年3月的一则采访，也滑稽地暴露了在家工作未能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的问题。采访播出后，一度在网上疯传。视频中，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一位白人中年男性——坐在自家书房的办公桌旁，回应记者关于弹劾韩国总统的提问。没想到他身后的房门开了，4岁的女儿晃悠悠地走进来，兴奋地挥着胳膊向爸爸扑来。凯利注意到她进来了，但依旧面对屏幕，只是竭力想从背后把她推离镜头。几秒钟后，她的小弟弟也骑着娃娃脚踏车闯了进来。很快凯利的韩国妻子（全职妈妈，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误以为是保姆）[45] 跟了进来，手忙脚乱地在房间里追赶，费了会儿功夫才逮住两个淘气的孩子，然后拼命矮下身子把他俩拽了出去。这则滑稽的片段（除了其他含义还）表明，男人能顺利、不受干扰地在家工作，起码部分要仰仗妻子管住孩子不乱跑，确保丈夫的家庭办公领域和家里的其他地带以及家务活动稳妥地分隔开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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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受访妇女们是如何维护空间分隔，而它反过来又维持了妻子的角色，令她们“安守本分”的，安妮在采访中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安妮的丈夫在金融城当信息技术顾问。他一早离开家，通常要到晚上9点才从办公室回来。因此，工作日期间他很少送孩子上学或帮忙照顾他们。然而，他每周有一天在家办公。他还是个狂热的壁球爱好者，所以每周有壁球比赛的那天，他必定会在下午6点前赶到他家附近的壁球场。我很想知道安妮的丈夫在家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帮忙照料孩子和/或家务。我问安妮，他在家的时候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安妮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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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有的！我往往得出去，因为他要工作。家里有三个孩子，没有固定给他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在厨房办公……周一由于［伦敦地铁］铁路罢工，他只能在家工作，而我要做饭。有一回上午10点，他说：“你还要多久啊？乒乒乓乓太吵了！”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我一天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所以啥时候你快做好了，告诉我好吗？你太干扰我工作了！”［皱眉苦笑］多么讽刺！［她挖苦地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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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这种讽刺情形击垮，暴露出安妮那种对丈夫控制的屈服，也为了应付纵容丈夫导致的偌大让步和痛苦感受，女性们和丈夫制订了策略、说辞和计划来隐藏她们作为妻子的重要角色，压抑身处资本与照护、工作与生活、经济与家庭的性别分工之中所面临的冲突。正如下一节将探讨的，这种惯用的情感掩饰回应并利用了性别、工作与家庭的当代再现、话语和想象所提供的文化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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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策略：家庭迷思、遁词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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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的天然性别差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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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男人和女人用来证明（反过来又强化了）男女分管不同领域的依据之一，是本质主义的“天然”性别差异论。西蒙娜在解释为什么周末陪孩子做家庭作业的是她，而不是（一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的）丈夫时说道：“他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我就比较容易操心。”类似地，蒂姆解释说，他对青春期女儿的行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像他妻子那么紧张，也是由于他俩的处事方式有本质区别。但他没意识到这种区别可能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劳动分工导致的。“我妻子和我对这事儿的看法略有不同，我就不觉得叫女儿怎么怎么样能给我带来多大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我接受了她就这样，现实就这样，有些事不是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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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蒂姆不同，海伦说她的丈夫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她相对要冷静一点，抱怨得也少一点。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周一到周五照管孩子和家务，孩子们周末的活动也是她全权负责接送。因为她和丈夫的“性格”不同，所以海伦觉得，“老实说，我直接自己开车接送，都比叫他过来要容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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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访者对男人和女人相反的性格有不同的描述。比如，西蒙娜说她更容易操心，而丈夫“说不管就不管”；但海伦说，相比于脾气暴躁的丈夫，她更冷静，处事更有耐心。不过，他们在描述妻子和丈夫的心理特质时，几乎都会重复这种二元论框架，把女人和男人划归进两个迥异、不相交的阵营。以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过往经历时，男女受访者们还引据了流传甚广的本质主义性别差异论，特别是性别差异源于心理构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格雷（John Gray）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47] 出版后风靡一时，近年来在对发展心理学的广泛引用下又有所拓展，把性别差异解释成自然且不可避免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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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性别差异自然化有助于受访男女解释和捍卫自己的选择：既然无疑是天性造成的，那么他们改变不了，也没有直接责任。因此，平时和 周末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大多是妈妈们，因为她们不像“躺着偷懒”“诸事不管”的丈夫，是“精神抖擞”“尽心尽力”的。[49] 但同时，这类评价也充满了矛盾情绪。“我认为说男女之间存在差异不一定就是性别歧视……差别是有的，对吧，个体差异，或许有些人就更适合另一套过法。”夏洛特说道，像是为丈夫和她“天生”有些不同的说法辩解了一下。虽然受访男女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类观点和性别差异论中（很多人提到）的守旧倾向和性别歧视倾向，但这些观念有利于他们捍卫自己的选择，并维持不平等的现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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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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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男人和女人在沿用两性存在“天然”心理差异的本质主义观点的同时，还常常说他们是平等型伴侣关系。受访男女们称自己的家务分工是建立在“绝对公平”“平等的伴侣关系”之上的，哪怕丈夫们工作日基本不在家，而周末又常常由于太疲惫照顾不了孩子。他们采用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的想象，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或团队，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即便就像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的，“这意味着爸爸全职工作，妈妈全职带娃”。[51] 例如，曾任高级会计师、现为三个孩子母亲的蕾切尔，是在第二胎出生后不久辞的职，当时恰好在同一家事务所工作的丈夫升了合伙人。蕾切尔的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是护士，不过一当上母亲就“迫于那一代的压力，停了工作”，为此她“相当痛心”。“为了重回工作”，她不得不“极力拼搏”。因此当蕾切尔中止职业生涯时，她的母亲非常难过。“但后来她看到我俩实际上分工合作，关系平等，效果还不错”，蕾切尔说，母亲便接受了她的辞职。蕾切尔用平等主义迷思说服母亲，也说服自己，她和丈夫的“平等伙伴关系”切实可行，自己的经历与母亲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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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坦言，她“有份好工作”，让她丈夫“也增光不少”。“他喜欢说，‘我老婆以前在金融城里当什么什么，可不得了了’。”在公众面前夸耀他昔日事业有成的妻子——就像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常在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妻子一样——是这对夫妇维护表面风光的某种掩饰。这虽然说明蕾切尔不是（她母亲那样）屈服于父权支配的传统、守旧的主妇，而是实现了职业抱负、主动选择当全职妈妈的独立女性。但是，她丈夫用她以前的职业背景给自己“增光”，用炫耀她来突出自己的身价这点，正暴露了这对夫妻竭力掩盖的、根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坚持平等型夫妻理想让蕾切尔和丈夫显得像一对自由、进步的夫妇，但实则维护了建立在她无奈主妇身份上的不平等和男性特权。“我俩在孩子们面前表现 得像个团队。”曾是演员的珍妮特在回忆拥有事业、作为独立妇女的过去，反思如今严重失衡的婚姻生活时这样承认。类似地，罗伯托告诉我：“让我妻子感受到 ‘你也是负责人’‘你也在掌控’，这点很重要。”维持平等伴侣关系的神话，需要不断有意识地去表现和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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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男女们似乎创造了一种特别的说法，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希尔达·斯蒂文（Hilda Stiven）和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称之为“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论。[52] 20世纪80年代末，韦瑟雷尔等人调查了学生对于妇女就业机会现状的看法，发现受访者们同时采用两种论调。一边针对现实状况，采用本质主义论，把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解释为被建构出来的自然性别差异。另一边又表示支持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个人选择自由和平等分担责任这类笼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参与者们将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营造出韦瑟雷尔等人所谓的“理论——实际型”话术：他们一边维持父权制的特权和现状，一边又不断用积极的自由主义来粉饰自己。[53] 因此，尽管现实有力地削弱了理想，但重申理想令参与者能够展现出正面形象，同时接纳一种“特别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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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为自己和妻子的选择辩解时，就体现了如何自相矛盾地一边利用本质主义差异论，一边大谈平等关系理念。彼得40多岁，是一家跨国技术公司的高级主管，有两个学龄孩子，妻子是全职主妇。他是公司里的“多元化捍卫者”之一，因拥护性别多元化、力求——用他的话说——“踏平性别偏见”而小有名气。他是这样描述自家的家务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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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家务做了分工，这样大多是我妻子去采办食材，大多是她来做饭，对吧？我包了家里、花园里所有维修的活儿。我包了孩子们所有周末的体育活动，她包了所有平时的。这样效果不错，感觉很平衡。我试过去采购，特别是有阵子我妻子回去工作。我把采购当作一种平衡性活动。吃是吃得饱［笑］，但不够理想。还是她做得来！同样，我修整草坪要擅长得多。她去修的话，线条总归不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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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所描述的家务安排，无疑比大多数受访妇女们讲述的更公平。然而，即便这种彼得引以为傲的模式——“平衡”“公正”、基于自己和妻子“天生”擅长的不同技能和强项，实际上也很不公平。虽然他有时候做饭，但妻子也做。另一方面，定期进行的采购，主要由妻子负责，而专门由他负责的修剪草坪，则是几周干一回的差事。周末带孩子做体育活动要投入的精力，和妻子负责的整整一周照料孩子，加上 部分周末活动所耗费的精力，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彼得赞同平等主义设想，赞同各人做他/她理论上擅长之事的精英管理设想，并借用了职场上团队合作和保持平衡的花言巧语——“这样效果不错”“感觉很平衡”。这一平等主义设想帮他掩盖了根本上的权力失衡，因为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彼得是经济生产领域小有成就的高级专业人士，而他的妻子不再是职业人员，如今全权负责备受轻视、没有报酬的社会繁衍和照护领域，仅仅是母亲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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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本质主义/平等主义叙事构成了阿莉·霍克希尔德所谓的“家庭迷思”（family myth）：夫妻双方共同打造的一种遁词，他们反复说与自己并且深信不疑，因为这样有助于避免冲突。[54] 它掩盖了致使妇女做出离职“选择”的极不平等的外部环境，而她们仍生活在其中。塔尼娅的评论就揭示了，维持表面上的平等，能确保郁闷情绪得到压制，否则容易引发夫妻痛苦的争吵（部分妇女还可能会爆发）。“西蒙和我的关系还蛮平等的，”塔尼娅说道，“要是他敢阻止我做什么，我就会说：‘你知道我为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有权支配你一半的钱吗！’……嗯，我们永远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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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掩饰会时不时地突然崩塌，暴露出平等主义理想和不平等的生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利兹曾是一名学者，嫁给了一名律师，八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中断了事业。她讲了一个短暂打破平等主义家庭迷思的小插曲。她9岁的儿子从学校带回来一份问卷，问他帮忙做过多少家务。他勾选了“我经常去采购，我经常打扫浴室”。利兹恼怒地质问他：“好像不对吧！我没见你经常干这些！”儿子坚持说他经常干。这时，利兹的丈夫插嘴：“不是啦，我去买东西时，他确实常跟我一起去。”“但我一个礼拜采购三次，你俩从没帮过忙啊！”利兹生气地说。利兹的愤怒暴露了平等型夫妻不过是她悉心营造的家庭迷思。然而，像这样短暂地颠覆迷思，几乎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就像利兹的话暗示的，她的愤怒是针对儿子没能分担重任，而不是丈夫。最终，她压下了在这一事件中浮出水面的矛盾。“好吧，”她笑着总结道，“每人干多干少总归各有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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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主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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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建立和维持平等主义家庭迷思的关键，在于不断努力拉开自己同家务或家庭主妇的距离。正如在第3章说过的，我采访的妇女与她们母亲那代被圈在家中“埋头洗碗碟”的主妇[55] ——因《广告狂人》中的贝蒂·德雷珀等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当代再现和流行梗图中的复古主妇而流传开来的形象[56] ——不同，她们强调自己并非 家庭主妇。她们都强调自己是多么讨厌家务活，而且靠着有偿家政工的帮助，把要干的家务琐事压缩到了最小范围。丈夫们呢，他们通常鼓励妻子尽量把家务工作交给佣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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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采取了两个关键策略，来拉开自己和主妇生活的距离，而两种策略都仰赖了她们的经济特权。不过也正是这些本是为了避免成为家庭主妇 的策略，维持甚至巩固了她们的妻子 身份。策略之一是用和房屋相关的“创意”活动来取代传统的主妇工作。受访女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经常投身房屋的规划、管理，有时还部分地参与到房屋建设、装潢工作中。与打扫和做饭这类受人轻视的主妇职责不同，DIY相关的活动被称为“项目”，让妇女们引以为豪，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夏洛特曾是律师，丈夫也是小有成就的律师。我去她家时，她自豪地向我展示了过去两年设计和装修的成果。之后的采访中，她巨细靡遗地讲述了房屋重建的“项目管理”中各种工作的细节。“房子里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样最小最小最小的东西，都是我定下来的！每一样都是！”她心满意足、颇为自得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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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妇女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进行某种形式的进修。有几位决定通过远程在线学习或非全日制项目攻读硕士学位，有三人攻读博士学位，其余的在伦敦成人教育机构修习短期课程。就像她们经常说的，学习让她们“活动大脑”，而且重要的是，让她们确立自己除了家庭主妇之外的身份地位，尤其因为学业令她们身心都跨出了家庭及其延伸领域——学校、商店以及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场所。45岁的海伦就是一个例子，她过去是高级会计师，有两个年龄分别为6岁和10岁的孩子，丈夫是一家大型公司的财务总监。由于意识到陷入“完美”家庭主妇怪圈的危险——“必须把所有东西掸干净收拾好”“把床铺像医院里一样折角铺叠”——她从两年前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但念得很慢，一门课一门课地念，以便每天送孩子上学和接他们回家。这样不但充实了孩子们在校时她的空余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她用轻松的口吻说的：“让我有足够的借口当个糟糕的家庭主妇了！”但是她在孩子们上学、丈夫上班期间花在大学里的“任性”时光，必须隐瞒起来。“我美滋滋地一周听几堂讲座，小孩们浑然不知。我丈夫也浑然不知。完全不受影响。我就这样上了两年，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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