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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蒂姆不同，海伦说她的丈夫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她相对要冷静一点，抱怨得也少一点。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周一到周五照管孩子和家务，孩子们周末的活动也是她全权负责接送。因为她和丈夫的“性格”不同，所以海伦觉得，“老实说，我直接自己开车接送，都比叫他过来要容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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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访者对男人和女人相反的性格有不同的描述。比如，西蒙娜说她更容易操心，而丈夫“说不管就不管”；但海伦说，相比于脾气暴躁的丈夫，她更冷静，处事更有耐心。不过，他们在描述妻子和丈夫的心理特质时，几乎都会重复这种二元论框架，把女人和男人划归进两个迥异、不相交的阵营。以这种方式解释他们的过往经历时，男女受访者们还引据了流传甚广的本质主义性别差异论，特别是性别差异源于心理构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格雷（John Gray）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47] 出版后风靡一时，近年来在对发展心理学的广泛引用下又有所拓展，把性别差异解释成自然且不可避免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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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性别差异自然化有助于受访男女解释和捍卫自己的选择：既然无疑是天性造成的，那么他们改变不了，也没有直接责任。因此，平时和 周末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大多是妈妈们，因为她们不像“躺着偷懒”“诸事不管”的丈夫，是“精神抖擞”“尽心尽力”的。[49] 但同时，这类评价也充满了矛盾情绪。“我认为说男女之间存在差异不一定就是性别歧视……差别是有的，对吧，个体差异，或许有些人就更适合另一套过法。”夏洛特说道，像是为丈夫和她“天生”有些不同的说法辩解了一下。虽然受访男女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类观点和性别差异论中（很多人提到）的守旧倾向和性别歧视倾向，但这些观念有利于他们捍卫自己的选择，并维持不平等的现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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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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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男人和女人在沿用两性存在“天然”心理差异的本质主义观点的同时，还常常说他们是平等型伴侣关系。受访男女们称自己的家务分工是建立在“绝对公平”“平等的伴侣关系”之上的，哪怕丈夫们工作日基本不在家，而周末又常常由于太疲惫照顾不了孩子。他们采用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的想象，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或团队，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即便就像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的，“这意味着爸爸全职工作，妈妈全职带娃”。[51] 例如，曾任高级会计师、现为三个孩子母亲的蕾切尔，是在第二胎出生后不久辞的职，当时恰好在同一家事务所工作的丈夫升了合伙人。蕾切尔的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是护士，不过一当上母亲就“迫于那一代的压力，停了工作”，为此她“相当痛心”。“为了重回工作”，她不得不“极力拼搏”。因此当蕾切尔中止职业生涯时，她的母亲非常难过。“但后来她看到我俩实际上分工合作，关系平等，效果还不错”，蕾切尔说，母亲便接受了她的辞职。蕾切尔用平等主义迷思说服母亲，也说服自己，她和丈夫的“平等伙伴关系”切实可行，自己的经历与母亲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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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坦言，她“有份好工作”，让她丈夫“也增光不少”。“他喜欢说，‘我老婆以前在金融城里当什么什么，可不得了了’。”在公众面前夸耀他昔日事业有成的妻子——就像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常在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妻子一样——是这对夫妇维护表面风光的某种掩饰。这虽然说明蕾切尔不是（她母亲那样）屈服于父权支配的传统、守旧的主妇，而是实现了职业抱负、主动选择当全职妈妈的独立女性。但是，她丈夫用她以前的职业背景给自己“增光”，用炫耀她来突出自己的身价这点，正暴露了这对夫妻竭力掩盖的、根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坚持平等型夫妻理想让蕾切尔和丈夫显得像一对自由、进步的夫妇，但实则维护了建立在她无奈主妇身份上的不平等和男性特权。“我俩在孩子们面前表现 得像个团队。”曾是演员的珍妮特在回忆拥有事业、作为独立妇女的过去，反思如今严重失衡的婚姻生活时这样承认。类似地，罗伯托告诉我：“让我妻子感受到 ‘你也是负责人’‘你也在掌控’，这点很重要。”维持平等伴侣关系的神话，需要不断有意识地去表现和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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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男女们似乎创造了一种特别的说法，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希尔达·斯蒂文（Hilda Stiven）和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称之为“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论。[52] 20世纪80年代末，韦瑟雷尔等人调查了学生对于妇女就业机会现状的看法，发现受访者们同时采用两种论调。一边针对现实状况，采用本质主义论，把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解释为被建构出来的自然性别差异。另一边又表示支持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个人选择自由和平等分担责任这类笼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参与者们将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营造出韦瑟雷尔等人所谓的“理论——实际型”话术：他们一边维持父权制的特权和现状，一边又不断用积极的自由主义来粉饰自己。[53] 因此，尽管现实有力地削弱了理想，但重申理想令参与者能够展现出正面形象，同时接纳一种“特别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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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为自己和妻子的选择辩解时，就体现了如何自相矛盾地一边利用本质主义差异论，一边大谈平等关系理念。彼得40多岁，是一家跨国技术公司的高级主管，有两个学龄孩子，妻子是全职主妇。他是公司里的“多元化捍卫者”之一，因拥护性别多元化、力求——用他的话说——“踏平性别偏见”而小有名气。他是这样描述自家的家务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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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家务做了分工，这样大多是我妻子去采办食材，大多是她来做饭，对吧？我包了家里、花园里所有维修的活儿。我包了孩子们所有周末的体育活动，她包了所有平时的。这样效果不错，感觉很平衡。我试过去采购，特别是有阵子我妻子回去工作。我把采购当作一种平衡性活动。吃是吃得饱［笑］，但不够理想。还是她做得来！同样，我修整草坪要擅长得多。她去修的话，线条总归不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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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所描述的家务安排，无疑比大多数受访妇女们讲述的更公平。然而，即便这种彼得引以为傲的模式——“平衡”“公正”、基于自己和妻子“天生”擅长的不同技能和强项，实际上也很不公平。虽然他有时候做饭，但妻子也做。另一方面，定期进行的采购，主要由妻子负责，而专门由他负责的修剪草坪，则是几周干一回的差事。周末带孩子做体育活动要投入的精力，和妻子负责的整整一周照料孩子，加上 部分周末活动所耗费的精力，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彼得赞同平等主义设想，赞同各人做他/她理论上擅长之事的精英管理设想，并借用了职场上团队合作和保持平衡的花言巧语——“这样效果不错”“感觉很平衡”。这一平等主义设想帮他掩盖了根本上的权力失衡，因为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彼得是经济生产领域小有成就的高级专业人士，而他的妻子不再是职业人员，如今全权负责备受轻视、没有报酬的社会繁衍和照护领域，仅仅是母亲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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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本质主义/平等主义叙事构成了阿莉·霍克希尔德所谓的“家庭迷思”（family myth）：夫妻双方共同打造的一种遁词，他们反复说与自己并且深信不疑，因为这样有助于避免冲突。[54] 它掩盖了致使妇女做出离职“选择”的极不平等的外部环境，而她们仍生活在其中。塔尼娅的评论就揭示了，维持表面上的平等，能确保郁闷情绪得到压制，否则容易引发夫妻痛苦的争吵（部分妇女还可能会爆发）。“西蒙和我的关系还蛮平等的，”塔尼娅说道，“要是他敢阻止我做什么，我就会说：‘你知道我为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有权支配你一半的钱吗！’……嗯，我们永远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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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掩饰会时不时地突然崩塌，暴露出平等主义理想和不平等的生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利兹曾是一名学者，嫁给了一名律师，八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中断了事业。她讲了一个短暂打破平等主义家庭迷思的小插曲。她9岁的儿子从学校带回来一份问卷，问他帮忙做过多少家务。他勾选了“我经常去采购，我经常打扫浴室”。利兹恼怒地质问他：“好像不对吧！我没见你经常干这些！”儿子坚持说他经常干。这时，利兹的丈夫插嘴：“不是啦，我去买东西时，他确实常跟我一起去。”“但我一个礼拜采购三次，你俩从没帮过忙啊！”利兹生气地说。利兹的愤怒暴露了平等型夫妻不过是她悉心营造的家庭迷思。然而，像这样短暂地颠覆迷思，几乎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就像利兹的话暗示的，她的愤怒是针对儿子没能分担重任，而不是丈夫。最终，她压下了在这一事件中浮出水面的矛盾。“好吧，”她笑着总结道，“每人干多干少总归各有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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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主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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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建立和维持平等主义家庭迷思的关键，在于不断努力拉开自己同家务或家庭主妇的距离。正如在第3章说过的，我采访的妇女与她们母亲那代被圈在家中“埋头洗碗碟”的主妇[55] ——因《广告狂人》中的贝蒂·德雷珀等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当代再现和流行梗图中的复古主妇而流传开来的形象[56] ——不同，她们强调自己并非 家庭主妇。她们都强调自己是多么讨厌家务活，而且靠着有偿家政工的帮助，把要干的家务琐事压缩到了最小范围。丈夫们呢，他们通常鼓励妻子尽量把家务工作交给佣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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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采取了两个关键策略，来拉开自己和主妇生活的距离，而两种策略都仰赖了她们的经济特权。不过也正是这些本是为了避免成为家庭主妇 的策略，维持甚至巩固了她们的妻子 身份。策略之一是用和房屋相关的“创意”活动来取代传统的主妇工作。受访女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经常投身房屋的规划、管理，有时还部分地参与到房屋建设、装潢工作中。与打扫和做饭这类受人轻视的主妇职责不同，DIY相关的活动被称为“项目”，让妇女们引以为豪，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夏洛特曾是律师，丈夫也是小有成就的律师。我去她家时，她自豪地向我展示了过去两年设计和装修的成果。之后的采访中，她巨细靡遗地讲述了房屋重建的“项目管理”中各种工作的细节。“房子里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样最小最小最小的东西，都是我定下来的！每一样都是！”她心满意足、颇为自得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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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妇女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进行某种形式的进修。有几位决定通过远程在线学习或非全日制项目攻读硕士学位，有三人攻读博士学位，其余的在伦敦成人教育机构修习短期课程。就像她们经常说的，学习让她们“活动大脑”，而且重要的是，让她们确立自己除了家庭主妇之外的身份地位，尤其因为学业令她们身心都跨出了家庭及其延伸领域——学校、商店以及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场所。45岁的海伦就是一个例子，她过去是高级会计师，有两个年龄分别为6岁和10岁的孩子，丈夫是一家大型公司的财务总监。由于意识到陷入“完美”家庭主妇怪圈的危险——“必须把所有东西掸干净收拾好”“把床铺像医院里一样折角铺叠”——她从两年前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但念得很慢，一门课一门课地念，以便每天送孩子上学和接他们回家。这样不但充实了孩子们在校时她的空余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她用轻松的口吻说的：“让我有足够的借口当个糟糕的家庭主妇了！”但是她在孩子们上学、丈夫上班期间花在大学里的“任性”时光，必须隐瞒起来。“我美滋滋地一周听几堂讲座，小孩们浑然不知。我丈夫也浑然不知。完全不受影响。我就这样上了两年，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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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脱离主妇生活，海伦必须先确保丈夫“完全不受”自己私事的“影响”。她需要向孩子和丈夫隐瞒她的其他活动。她丈夫工作一整天后回到家，经常是“没意识到发生过什么，说些‘啊，今天和谁去喝咖啡啦？’之类的话”。其他妇女也多次提到的这种嘲讽言语，流露出说话者的少许愤懑和埋怨，背后是男人作为唯一经济支柱所承受的巨大负担和个人代价。然而，像大多数提到丈夫类似说法的女人一样，海伦也避开了对它们的正面反驳或严肃讨论。“我们尽量不谈这个！”她自嘲地说。其他妇女也谈到丈夫偶尔发表类似的挖苦性评论：“今天放假过得怎么样，开心吗？”莎伦的丈夫下班后有时会这样逗她：“噢，整理这一大堆东西忙坏了吧，有没有累着？”塔尼娅的丈夫时不时也会发出类似的冷嘲热讽。“不过，你知道，他就是为了气我。我知道他不是说真的。”塔尼娅让自己放心。其他受访妇女有时感觉被这些话伤到了，但不会反驳，而是仿佛无视这种“玩笑”。要想像海伦说的，让丈夫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要想维持目前的分工，她们就必须权当玩笑听听，避免造成冲突和不快。依靠打趣和沉默消弭摩擦或冲突，家庭生活才得以平稳运行。就像海伦回忆的（注意反复出现的“他”字）：“我很擅长处理杂事，所以几乎都用不着和我丈夫商量 就形成了一种状况，就是他，他，他，他干他的事业，干他的工作，而我去管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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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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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所有妇女都说，自己很幸运能有这么支持她的丈夫（值得注意的是，我采访的男人中没人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这通常与她们的经济特权带来的幸运感有关。丈夫的高收入使她们有条件辞职。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对中断事业的美国高学历妇女的调查，也发现她们对丈夫给了自己辞去工作、待在家里的选择，抱有类似的感激之情。[57] 然而，我的研究发现，由于妇女们对自己的选择及其给她们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妻子身份带来的影响持矛盾态度，上述幸运感和感恩心理在压抑矛盾情绪带来的复杂、往往痛苦的感受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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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曾在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金融公司当会计师，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的丈夫是这家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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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庆幸有个特别好的、善解人意的丈夫。他说：“你知道，不管你想做什么，咱们都会想办法搞定，所以肯定能，肯定能。”……但他也确实和我说过：“我很高兴你没回去工作，要是咱俩都出去工作，这些就不知道要咋整喽！那样会……生活会特别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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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凯蒂对丈夫支持她的庆幸和感激，掩盖了她的痛苦心情。痛苦源于自己的选择及其对身份的影响，这一点在以下片段中体现出来。其中，凯蒂的视角在“我”（下加点）和“我们”（下划线）之间无缝转换。丈夫的想法透过她的想法（粗体 ）传递出来，阻断并重构了她的叙述，然后又回到了“我们”的共同视角（所有着重标记由作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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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很不错，很充实，我 真的挺喜欢的……我丈夫会说：“你现在这样说，是因为只看到它的好处，但工作时间太长了。” 需要出差……我 过去常到半夜才回家，有时还含着眼泪……我 休了产假，然后我 觉得我 肯定要回去工作的，但猛然间我 就意识到，那样对我们 或许不是最佳选择……到了做选择的时刻，我 ，呣，我们 意识到，有了……一旦你从有了宝宝的冲击中走出来，看到生活起了多大的变化，是你以前从未想象过的［笑，怪声怪气地模仿自己的口吻］：“没问题，我 肯定能回去工作的，想想就开心！”我们 意识到那样是行不通的。所以，由于我丈夫常 到海外出差，我 觉得我们 就这么决定吧。我 的意思是，我丈夫说过：“要是你真的，真的，真的想回去工作，当然咱们能想法子搞定，但是你知道，要是你觉得干脆停了工作也行，对吧，那也是绝对明智的。” 事实上，我 觉得他 大概更希望 我 别回去工作，因为他的下属和同事里有太多 兼职工作的，所以他特了解 其中的艰难……所以我 就那样决定了，确实很为难，其实我 还受到了情感、心理方面的创伤，因为这等于抛弃了你的人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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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的丈夫提醒她，不当全职妈妈的话，生活会很艰辛，压力很大，不值得的。他用近乎可恶的口气描述了她回归有偿工作的可能性：她可以选择回去工作，但除非她是“真的，真的，真的”想回去，并用辞职当全职妈妈的“绝对明智”选择作为对比，从而再度上演了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庭的模式。虽然凯蒂最后一句话点明了她的决定是个人选择——“我就那样决定了”——但是她的想法与丈夫的杂糅在一起，暴露出婚姻中隐藏的性别权力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选择。在凯蒂的庆幸背后，潜藏着对于辞职决定和随之而来的“情感、心理方面的创伤”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感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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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自己的幸运感和感恩之心，这些妇女不断称赞丈夫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贡献。曾是艺术节主管、现有两个孩子的达娜，对此的描述就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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