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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的丈夫提醒她，不当全职妈妈的话，生活会很艰辛，压力很大，不值得的。他用近乎可恶的口气描述了她回归有偿工作的可能性：她可以选择回去工作，但除非她是“真的，真的，真的”想回去，并用辞职当全职妈妈的“绝对明智”选择作为对比，从而再度上演了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庭的模式。虽然凯蒂最后一句话点明了她的决定是个人选择——“我就那样决定了”——但是她的想法与丈夫的杂糅在一起，暴露出婚姻中隐藏的性别权力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选择。在凯蒂的庆幸背后，潜藏着对于辞职决定和随之而来的“情感、心理方面的创伤”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感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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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自己的幸运感和感恩之心，这些妇女不断称赞丈夫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贡献。曾是艺术节主管、现有两个孩子的达娜，对此的描述就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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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了比较老式的分工，虽然他也带，所以，嗯，通常我带孩子，带得多点。我不做打扫那些事儿，我雇了个清洁工，会来家里。但是，对，我来采购，我来做饭。但同样的，要是我，要是他，虽然分工是蛮传统的，但要是他回来后，我说：“我腾不出手来做饭，能不能你做？”他就会做了。所以，就像，对吧，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处得很融洽。他会做，房子里所有DIY工作都是他做。你知道吗，所有装饰都是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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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其他全职妈妈，她们弄装饰，她们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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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达娜一开始是想讲丈夫的贡献的——“虽然他 也带”——但顺着就讲到自己的 工作负担上。为了缓和对自己和丈夫不平等分工的隐痛，她用了两种办法。首先讲了一个例外情况：丈夫偶尔会做饭。达娜用反例来说明自己身处其中并积极维护的那种不平等模式，让它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死板，让她和丈夫的性别分工显得具有可塑性。另一种办法被阿莉·霍克希尔德称为“行情”（the going rate），即指明男人行为或态度的市价。通过对比其他女人丈夫们的行情，达娜感到幸运：她的丈夫比他们好，包揽了所有装饰工作。霍克希尔德发现，行情是男性和女性在婚姻斗争中都会使用的一种手段，但主要对男性一方有利，因为它是“衡量一个男人的稀有程度和受欢迎程度的文化根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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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现是提供丈夫行情标准的丰富来源。虽然再现在男人参与家务、照料孩子方面有了显著变化，但这种参与仍大多被描绘成特别的、值得称赞的做法[60] ——也正是我采访的妇女每每赞誉的地方。雀巢棒冰的一则户外广告（见第2章）就说明了这点：广告展示了一个穿着超级英雄服的男人陪他年幼的孩子玩耍，呼吁男士通过购买棒冰和陪孩子玩假想的角色扮演来“当个超级爸爸”。相比之下，在当代再现中，妈妈们陪孩子玩耍则没什么大不了，自然也不够格被授予“超级妈妈”勋章。给孩子们买含糖棒冰，甚至可能成为指责她们为母失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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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霍克希尔德研究中提到的男人承担遛狗、烤鱼和烤面包之类的活计类似，在我的研究中，妇女们一厢情愿地把烹饪视为丈夫完全分担了家务的象征。与她们自己“基础的”“无聊的”“为填饱肚子”的做饭不同，她们称赞丈夫的烹饪是“美味佳肴”“让人着迷”。例如，曾是出版商，如今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朱莉，有个“把上帝给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的丈夫。她指出：“我丈夫回到家，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他过来念故事给他们听，然后，嗯，然后他就下楼去处理邮件。但凡有功夫，他一定会去陪孩子。因为他不会做那些无聊的家务活，你懂吧。他会。他是个厉害的大厨，你知道吗，其实他是个厉害的、才华给浪费了的大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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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周末，一般他会做饭吗？”我问。“很少，”朱莉答道，“大多数时候他太累了［笑］。要做会做得很好，他也愿意做的。不过，对吧，他周末也有工作要忙，所以……”因此，朱莉夸奖的是丈夫有能力 做美味的烹饪，而不是实际中常做。丈夫做饭的理想形象，撞上了他周末得要工作的现实生活。朱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噗嗤笑了，然后为丈夫没能达到期望辩解，把他描述成工作无助的俘虏。[61] 又一次，大量将男性描述成贪婪资本主义机构无助奴隶的电影、电视剧和媒体报道（比如，想想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 ］中的乔丹·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为女性们把丈夫臆想成这类人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当然，她们的丈夫确实在要求高、压力大的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过，正是认为男人对这一状况无能为力的观点，让女性们维系了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一直存在的、将她们困在妻子角色上的不平等。而她们 整整一周照料全家、经营家庭生活，到了周末也可能会疲惫这点，则极少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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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采访的几位男士并不认为他们是工作的倒霉受害者。蒂姆在谈到他拥有和经营的科技公司时，把它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罗伯托强调，尽管有压力、有要求，他还是无比喜爱自己的工作；彼得为自己能在公司里大显身手而颇为自豪。不过，他们和妻子一样，也是参照行情来拔高自己的。例如，蒂姆就感到颇为自豪，因为相比于他认识的另一些父亲，“从来不管孩子，一大早起来，大半夜才回去，像工作狂一样”，自己算把生活和家庭排到工作前面的了。然而他和妻子之间的性别分工，仍然极不平等。他在一份确实辛苦、压力重重的岗位上长时间工作，但做的是有价值、有报酬的事，被视为真正的 工作。相比之下，妻子的工作——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采购食物、接送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为全家人做饭——是没有存在感、没有报酬、不受重视的。“我晚上6点半左右下班回来，那会儿孩子们已经吃过，也洗过澡了，所以没我什么事了。”蒂姆承认。即便如此，那些完全缺位的父亲们造成的“低行情”倒衬托出了他的正面形象，并保证了现状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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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忘我（Selfless）=失去自我（Self,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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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斯通提到，她采访的曾经事业有成的妇女身上有种弱存在感、被轻视感和缺乏自我价值感，和我采访的妇女表现出来的很相似。斯通认为，对她的受访者而言，丧失职业认同感是她们转型为全职妈妈后最普遍、最紧迫的问题。[62] 然而，对我所调查的女人而言，最普遍（尽管多数时候被掩盖了）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不仅仅是丧失职业认同感。她们面临的更深刻、更深远的问题是，在这个个人认同感本质上依赖有偿工作获得，而照护和其他生育领域的工作不断受到贬低的时代，她们的自我认同感流失了，不知不觉成了卫护妻道的共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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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好几处例子中指出的，受访妇女的想法常常同她们丈夫的掺杂在一起。其最极致的层面，体现在妇女的愉悦、想象和欲望中。例如，安妮就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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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职妈妈令我开心的一点，是能够好好购物和好好吃饭……我喜欢这样。昨晚我丈夫回到家说：“哦！我闻到辣椒味了！我的最爱呀。”这样很棒！他辛苦了一整天回到家然后这样说，让我觉得很舒服。我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会这样觉得，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个角色。这就是我的角色。它关系到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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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听起来像个顺从的妻子，尽管她一直为自己是独立、有能耐的妇女感到自豪。当我问凯蒂如何想象孩子长大后自己的人生时，她的回答几乎全在谈丈夫 的未来。“我想等我那口子退休了，我俩就做做自个儿感兴趣的事……我希望他能放松放松，打打高尔夫，做一些他……他没多久就要退休了。他想教书。他很想教历史，我就觉得那样挺好。我对我俩今后的生活就这么想的。”尽管这类说法很容易被看成妇女们被动地服从丈夫、坚守复古的主妇角色的证明，但从她们的叙述来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矛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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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陷入一种守旧模式”，意味着接纳妻道。这一点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接纳了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无私。虽然如今母职的文化再现明显比过去更加多样化了，既容许出现不符合异性恋规范的母性形象，也允许表达从前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但（常规的）母亲和母职仍占据和主导着大众的想象。政策和媒体告诉我们，异性恋婚姻是健康社会的基石，而照料家人主要是女性的任务。但妻子仍是不受欢迎、低存在感的身份：21世纪妇女的主要角色是职工和母亲，而非妻子 。“大方地展现魅力、清爽职业范儿的”“与工作和家庭都有丰富而深厚感情”的“个性妈妈”[64] 受到赞赏，而“贤妻”则受到非难。这些信息和再现提供了一种文化掩饰，吻合并支持了受访妇女们的情感掩饰，有助于缓和矛盾，使她们忍受住转型做贤妻良母时滋生的复杂情绪和痛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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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不再像她们母亲那代的家庭主妇，会患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医生称为“主妇综合症”或“主妇阴影”的病症。[65] 但她们仍旧处在一种分裂中：一边是家庭和个人生活，另一边是经济与生产，同时还帮着恢复、维持甚至扩大了这一分裂。通过迎合这一性别分裂，迎合它所暗含的、不可分割的父权制和异性恋规范，这些女性一力促成了自我认同感的流失。她们在顺从当无私母亲，以及隐含的当无私妻子的要求时，渐渐丧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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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访妇女与丈夫们想出了否认、压抑妻子身份的策略，但很多都明白，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丈夫，把自我身份寄托在了丈夫身上。本章详细讲述过苔丝的经历，她就在描述周末例行家庭聚餐时痛苦地意识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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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当我把食物端上桌时，先是端上儿子们的，然后是我丈夫的，最后是我自己。我在想，这不对劲，是吧？所以我显然认为自己是，是最……的那个。我对此也没特别，特别，特别地难过，别误会了。……但我就是注意到这一点，你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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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应该更难过一点的，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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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笑］已经谈到不少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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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这段痛苦的自白，总结了这一章中描述的紧张关系。她扮上了无私母亲和无私妻子的角色。然而，尽管前者得到社会和文化观念的认可和鼓励（虽说也带来了矛盾和苦闷），后者却让她很纠结：承认她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前，先满足了丈夫。“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她尴尬地说。她知道自己“应该更难过一点的”，然而要克服承认这点所带来的酸楚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对此特别，特别，特别地难过”——也就是说，要否认愤懑，用母职的文化幻想来掩饰对于妻职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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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同性恋伴侣虽不具备法定婚姻关系，但享有与异性夫妻一样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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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queering”，源自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同性恋运动，后来扩展为为所有性少数群体“正名”的理论。酷儿理论挑战了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规范，反对异性恋霸权和性别的二元对立论。此处指如跨性别者、双性者等性少数群体或其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的母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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