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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周末，一般他会做饭吗？”我问。“很少，”朱莉答道，“大多数时候他太累了［笑］。要做会做得很好，他也愿意做的。不过，对吧，他周末也有工作要忙，所以……”因此，朱莉夸奖的是丈夫有能力 做美味的烹饪，而不是实际中常做。丈夫做饭的理想形象，撞上了他周末得要工作的现实生活。朱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噗嗤笑了，然后为丈夫没能达到期望辩解，把他描述成工作无助的俘虏。[61] 又一次，大量将男性描述成贪婪资本主义机构无助奴隶的电影、电视剧和媒体报道（比如，想想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 ］中的乔丹·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为女性们把丈夫臆想成这类人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当然，她们的丈夫确实在要求高、压力大的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过，正是认为男人对这一状况无能为力的观点，让女性们维系了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一直存在的、将她们困在妻子角色上的不平等。而她们 整整一周照料全家、经营家庭生活，到了周末也可能会疲惫这点，则极少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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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采访的几位男士并不认为他们是工作的倒霉受害者。蒂姆在谈到他拥有和经营的科技公司时，把它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罗伯托强调，尽管有压力、有要求，他还是无比喜爱自己的工作；彼得为自己能在公司里大显身手而颇为自豪。不过，他们和妻子一样，也是参照行情来拔高自己的。例如，蒂姆就感到颇为自豪，因为相比于他认识的另一些父亲，“从来不管孩子，一大早起来，大半夜才回去，像工作狂一样”，自己算把生活和家庭排到工作前面的了。然而他和妻子之间的性别分工，仍然极不平等。他在一份确实辛苦、压力重重的岗位上长时间工作，但做的是有价值、有报酬的事，被视为真正的 工作。相比之下，妻子的工作——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采购食物、接送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为全家人做饭——是没有存在感、没有报酬、不受重视的。“我晚上6点半左右下班回来，那会儿孩子们已经吃过，也洗过澡了，所以没我什么事了。”蒂姆承认。即便如此，那些完全缺位的父亲们造成的“低行情”倒衬托出了他的正面形象，并保证了现状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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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忘我（Selfless）=失去自我（Self,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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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斯通提到，她采访的曾经事业有成的妇女身上有种弱存在感、被轻视感和缺乏自我价值感，和我采访的妇女表现出来的很相似。斯通认为，对她的受访者而言，丧失职业认同感是她们转型为全职妈妈后最普遍、最紧迫的问题。[62] 然而，对我所调查的女人而言，最普遍（尽管多数时候被掩盖了）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不仅仅是丧失职业认同感。她们面临的更深刻、更深远的问题是，在这个个人认同感本质上依赖有偿工作获得，而照护和其他生育领域的工作不断受到贬低的时代，她们的自我认同感流失了，不知不觉成了卫护妻道的共犯。[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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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好几处例子中指出的，受访妇女的想法常常同她们丈夫的掺杂在一起。其最极致的层面，体现在妇女的愉悦、想象和欲望中。例如，安妮就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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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职妈妈令我开心的一点，是能够好好购物和好好吃饭……我喜欢这样。昨晚我丈夫回到家说：“哦！我闻到辣椒味了！我的最爱呀。”这样很棒！他辛苦了一整天回到家然后这样说，让我觉得很舒服。我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会这样觉得，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个角色。这就是我的角色。它关系到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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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听起来像个顺从的妻子，尽管她一直为自己是独立、有能耐的妇女感到自豪。当我问凯蒂如何想象孩子长大后自己的人生时，她的回答几乎全在谈丈夫 的未来。“我想等我那口子退休了，我俩就做做自个儿感兴趣的事……我希望他能放松放松，打打高尔夫，做一些他……他没多久就要退休了。他想教书。他很想教历史，我就觉得那样挺好。我对我俩今后的生活就这么想的。”尽管这类说法很容易被看成妇女们被动地服从丈夫、坚守复古的主妇角色的证明，但从她们的叙述来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矛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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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陷入一种守旧模式”，意味着接纳妻道。这一点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接纳了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无私。虽然如今母职的文化再现明显比过去更加多样化了，既容许出现不符合异性恋规范的母性形象，也允许表达从前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但（常规的）母亲和母职仍占据和主导着大众的想象。政策和媒体告诉我们，异性恋婚姻是健康社会的基石，而照料家人主要是女性的任务。但妻子仍是不受欢迎、低存在感的身份：21世纪妇女的主要角色是职工和母亲，而非妻子 。“大方地展现魅力、清爽职业范儿的”“与工作和家庭都有丰富而深厚感情”的“个性妈妈”[64] 受到赞赏，而“贤妻”则受到非难。这些信息和再现提供了一种文化掩饰，吻合并支持了受访妇女们的情感掩饰，有助于缓和矛盾，使她们忍受住转型做贤妻良母时滋生的复杂情绪和痛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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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不再像她们母亲那代的家庭主妇，会患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医生称为“主妇综合症”或“主妇阴影”的病症。[65] 但她们仍旧处在一种分裂中：一边是家庭和个人生活，另一边是经济与生产，同时还帮着恢复、维持甚至扩大了这一分裂。通过迎合这一性别分裂，迎合它所暗含的、不可分割的父权制和异性恋规范，这些女性一力促成了自我认同感的流失。她们在顺从当无私母亲，以及隐含的当无私妻子的要求时，渐渐丧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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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访妇女与丈夫们想出了否认、压抑妻子身份的策略，但很多都明白，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丈夫，把自我身份寄托在了丈夫身上。本章详细讲述过苔丝的经历，她就在描述周末例行家庭聚餐时痛苦地意识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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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当我把食物端上桌时，先是端上儿子们的，然后是我丈夫的，最后是我自己。我在想，这不对劲，是吧？所以我显然认为自己是，是最……的那个。我对此也没特别，特别，特别地难过，别误会了。……但我就是注意到这一点，你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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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应该更难过一点的，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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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笑］已经谈到不少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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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这段痛苦的自白，总结了这一章中描述的紧张关系。她扮上了无私母亲和无私妻子的角色。然而，尽管前者得到社会和文化观念的认可和鼓励（虽说也带来了矛盾和苦闷），后者却让她很纠结：承认她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前，先满足了丈夫。“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她尴尬地说。她知道自己“应该更难过一点的”，然而要克服承认这点所带来的酸楚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对此特别，特别，特别地难过”——也就是说，要否认愤懑，用母职的文化幻想来掩饰对于妻职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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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同性恋伴侣虽不具备法定婚姻关系，但享有与异性夫妻一样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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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queering”，源自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同性恋运动，后来扩展为为所有性少数群体“正名”的理论。酷儿理论挑战了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规范，反对异性恋霸权和性别的二元对立论。此处指如跨性别者、双性者等性少数群体或其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的母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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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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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何处？压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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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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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 vs. 模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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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孩子们长大了你有什么打算？”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那些女性。回答我的几乎总是很长一段沉默、停顿和踌躇。妇女们虽表现出回归上班族的渴望，但要具体设想和阐述这种渴望又很困难。一方面，她们反思了眼下不用上班的“轻松路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她们真心不愿继续当家庭主妇，渴望回归某种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一位妇女告诉我，即便已离职11年，她仍旧盼望着重新上岗。“有时候，我就想：‘老天啊，给我份工作吧！’”她大喊。然而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想象未来的工作会是怎样的，那个模糊未来中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曾经积极参与工作、自我认同感与职业生涯密不可分的妇女，为何在设想重返职场的未来时却迷茫了？倘若她们如此强烈地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为什么在说明它的具体内容时，又百般纠结？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一则纠结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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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自我，模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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