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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关于47岁的埃米莉的。埃米莉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她是个优等生，读历史学本科以及后来在北美攻读竞争十分激烈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时荣获不少知名奖学金。她从一家跨国公司开始了极其成功的市场销售生涯，“打破了所有销售纪录”，后来成为一家技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40岁不到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当时工资只有她一半的会计师。埃米莉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搬到另一个国家，也离开了她的公司。在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她怀孕了，而后的九年一直是全职妈妈。她回忆道：“我设想的情况是，先把自己放一边，全力支持我丈夫的事业，直到他当上合伙人。但我真的低估了工作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工作的热爱。”埃米莉告诉我，当她离开职场时，想当然地认为要是她想回来，“完全没问题……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我是走到了这一步的！”然而，与杰拉尔丁一样，这一幻想破灭了：埃米莉打算重回带薪岗位时正值经济衰退、婚姻破裂，这才发觉自己离了婚，失了业，还是9岁儿子的唯一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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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工经济极具潜力的诱人报道鼓舞下，埃米莉和四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对它充满热情、兴致高昂。“我买下股权，只花了一点点钱，因为你希望，要是能，对吧，让这个初创企业腾飞起来，能挣上一大笔钱！”她回忆道。然而，创业最终失败了，埃米莉流着泪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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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经济上不稳定。没做好财务保障。我花光了继承的财产和积蓄……我儿子，他会说要是我们需要买吃的或交电费什么的，他能提供自己的零花钱……所以我有几种选择。要么说：“好吧，我去马莎（Marks and Spencer）［百货商场］干兼职，要是幸运的话，就一直熬着，住出租屋之类的，要么，我就下苦功夫，竭尽全力去争取我的事业。但不得不说，所有这些真的把我压垮了。真的……我熬了几个星期……形势相当、相当惨淡，然后我就想，对吧，我要怎么，对吧，我要怎么熬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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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在采访中一直说，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听起来太过消极”，杰拉尔丁则说自己的处境“相当极端”。然而，她们的经历并不罕见。离婚并不稀罕（据估计，英国离婚率为42%，美国为50%），而零工经济虽在发展，初创企业和零工行业的失败率也在不断上升。杰拉尔丁和埃米莉的描述，辛酸地揭露了妇女要在长时间的空窗期后回归有薪岗位，把自己奇迹般地改造成妈妈企业家，享受按需经济下的掌控力、自由、灵活和自我实现，这一幻想是多么脆弱。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利特勒指出的，妈妈企业家主义极少会鼓励男人多参与照护孩子，从而破除大男子主义。[74] 相反，它还是把母亲摆在育儿主力的位置上，同时要求她们居家的状态具备经济生产力。它巩固的还是那套女人应该“想出什么办法”来兼顾这两个领域的观念。下一章会说明，尽管我采访的妇女们真心想打破这一兼顾模式，但感觉自己几乎或完全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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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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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改变 vs. 无形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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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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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5章所示，我采访的妇女几乎都想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以获得她们遗失了的意义感和目标感：“自己想做的事儿”“让我的大脑活动起来”“找回我自己的世界”。然而受访者们不仅谈到改变个人生活的意愿，也热切地谈到改变社会的需要。她们谈到有害的新自由主义工作文化对她们辞职以及更大范围的职场妇女造成的压力。她们批判了丈夫的过度工作和在家中的缺位，表达了对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以及文化对于妇女作为母亲兼照护者的压迫性要求的深切沮丧和愤怒。她们渴望职场环境和文化能有根本上的改变，她们希望两性薪酬差距能够消失，她们热情地谈到打破性别成见、挑战社会规范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四分之一的受访妇女指责前雇主有性别歧视，而且曾就工资、孕妇权利，以及育儿相关的不公待遇等问题提出抗议（常常是通过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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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就是其中一位妇女。她以前是一名记者，过去11年里是四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在英格兰南部长大，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我妈不得不上班。印象里她总是带着四个孩子辛苦工作。她晚上都不在家。”玛吉回忆道。成长经历造就了她很强的职业精神。“我一直认为女人应该工作，”她说，“你要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跟我说，‘其实，你会成为全职妈妈’，我肯定会惊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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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的社会意识本质上受父母的影响，不过也受到了成长过程中文化和政治环境的重要熏陶。“你看，”她补充说，“我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长大……那个年代有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Greenham Common）……有穿马丁靴的女人和矿工罢工……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做女人意味着什么……争取同工同酬……和自尊。”“那个年代不算特别激进啦。”她笑着补充说，但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英国流传的思想，尤其是媒体上大肆报道的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1] 这类女性主义抗议和矿工罢工[2] 这类工人阶级抗议，深刻地塑造了她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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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是家里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业后她当了一名记者，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像其他很多妇女受访者一样，玛吉丈夫高强度的工作和她自己高时长的工作，都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玛吉对妇女肩负的不平等劳动和她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不平等分工表达了失望和愤怒，常常还带着明显的挖苦。她尤其激愤地讲述了在上一份工作中遭到的薪酬差别待遇，而且提出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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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玛吉经受了挫败、遗憾和愤怒，尽管她真心渴望个人和 社会能有所改变，但她觉得自己对于促成改变的作用有限。丈夫的裁员曾为她打开“一扇机会之窗”，回归有偿岗位的可能令她兴奋。“要是全家人和家务都扔给他管，就太棒了！”她喊道。然而，当丈夫几周后找到新工作时，这扇窗就关闭了。“那时候我们应该谈谈的。”玛吉懊悔地说。她没有主动谈论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她渴望实现的改变停留在幻想阶段。“如果我丈夫，比如说，一周工作三天半，剩下的日子是我工作，那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下达某项指令，要求缩短或拆分每周的工作时间。玛吉觉得，那种丈夫缩短工作时长，花更多时间在照顾孩子或家务上，好让自己重返职场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她来说，国家下达一项缩短工作时长的指令，是种空想的，甚至奇迹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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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其他妇女和玛吉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带来她们想要的改变，但想象不出自己在个人生活和/或社会层面能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一改变。另一些受访者指出，该由妇女“先锋”来引领性别平等。例如，安妮在满怀激情地谈到职场妇女的平等权利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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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一说到职场，说到女人能干的职业，说到轮班制，女人还是受歧视的……是有些妇女，当然是地位比较高的，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比如一起走出去、组团参加工作面试，来证明她们可以轮班……兴许等我女儿长大了……形势在变，机会确实越来越多了，但我觉得歧视没有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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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妮：“那么改变从何而来呢？”她回答：“由那些妇女先锋带来啊。有人已经想自上而下地证明首席财务官也是能两个女人轮班做的。越多女人能上前一步，有胆量这么做（就越有希望改变）——要位高权重的女人来证明职位是能轮班做的！”“那你觉得男人也能实现轮班制吗？”我问。“那样倒好了！”安妮嗤笑着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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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辞职时，曾在法庭上打赢了和老板的官司，起因是老板不许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转为兼职工作。然而11年后，安妮却觉得无力反抗不平等了。她指望着那些“有胆量”消除性别障碍、为她女儿开创别样未来的女性“先锋”们，却并不寄望于自己或丈夫。她嘲讽地回答我提出的男性轮班问题（那样倒好了！），表明她选择痛苦地忍耐父权制，仿佛那是固定、不容挑衅和无可避免的。在安妮看来，革命应该是站在顶层的女性一边轮班式工作一边照顾家小，而男性一直保持全职工作的特权，不承担任何实质性的照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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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员玛丽·道格拉斯·瓦夫鲁斯（Mary Douglas Vavrus）写道，像安妮和玛吉这样的女性，她们“聪明、有才华、有抱负、受过良好教育，只要她们想，就可以引领一场经济革命。比方说通过迫使国内生产总值里计入‘经济妇女’的劳动……这些女性就可以彻底改变轻视母亲劳动的体制。”[3] 然而，这些才能卓越的妇女脱离劳动市场当全职妈妈太久了，感觉已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别说宏观的社会体制。[4] 怎么理解这一矛盾呢？如果玛吉和安妮她们那么渴望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有所改变，过去也曾运用自己的力量与不平等抗争过，为什么现在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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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夏洛特的故事。它说明了推动这类变革真正有多么困难，哪怕她满心渴望，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夏洛特十年前辞掉律师工作，当上三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孩子们现在都上中学了。她的丈夫是个雄心勃勃的律师，基本顾不上孩子和家务。夏洛特为自己一直全职陪伴孩子感到自豪又快乐，因为她相信，尤其是相比于那些妈妈要工作的孩子，自己的全职陪伴对孩子更有好处。两年前，当孩子们渐渐独立时，夏洛特开始考虑回归有偿工作，重拾目标。“我现在的状态是，46岁，感觉啥都能干，很能干，啥都能干。你给我个什么事儿，我立马一头扎进去搞定，而且学得飞快！”她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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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洛特申请了一家著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高级职位。在此之前，她拿到了硕士学位，这对她申请那份工作特别有利。她觉得信心十足，很有把握做好。虽然已经脱离职场十年，但夏洛特还是进入了面试。一想到可能被录用，她就十分激动。但在得知面试日期后，她发现那天与定好的家庭度假冲突了。她把这一情况告诉那个非政府组织，说她只能用Skype面试。然而，面试当天Skype出了故障，而她进行了电话面试。“所以显然，”她解释说，“我没能拿到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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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夏洛特不能叫她形容“非常亲力亲为”“非常支持我的丈夫”带孩子们去度假呢，这样她不就能参加面试去争取她梦寐以求的工作了吗？她毕竟付出了学习，而且能够胜任呀。她丈夫又为什么没有主动这样提议，好让她前去面试呢？为什么我见到的这么多女性都和夏洛特一样，要隐瞒自己的渴望，避免打破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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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妈妈珍妮特，11年前辞掉了演员工作，现在很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岗位。她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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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俗成就是这样的。你离开工作，回到这个环境里，差不多就定下来了……孩子们一天天大了，这个体系还是把你绑在家庭生活里。我气得恨不得掀了桌子，说：老妈要工作！［笑］对吧，你们不能再一个个地赖着我。老妈要工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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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维持这个现状付出了很多，对吧，都是为了家人，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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