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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自由个人主义的、进步的、（理论上）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背景下，本书讲述的女性经历与过去年代有着本质区别。早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孩力量”理论，以及后来表现并强化女性价值观——“选择女性主义”、自信、赋权和平衡——的形象和叙事，都深切影响着这些妇女的自我认知，滋养着她们的梦想。所有受访妇女无一例外，都幻想既 能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又 能成为称职的母亲。周围的形象和文化观念赋予了她们一种表达志向、解释自身经历的框架——先是职业妇女，然后是母亲。这些文化理念总是将妇女的成功、选择、赋权与平衡个体化和私人化，受访妇女们对此深信不疑，把她们的失败归结为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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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访妇女们能够指出造就她们人生轨迹，尤其是辞职决定的社会不平等力量，但她们很难跳出狭隘的、个体化的自信文化框架[11] 去剖析自己的经历，毕竟这一框架认定，妇女在职场或其他人生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调整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来克服她们内在自信不足的缺陷。明明她们描述的事业和人生历程不乏野心、动力、决心和付出，但她们坚持认为自己特有的人生轨迹没能达到“向前一步”和自信文化的要求：“我的性格有点问题”“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不是天生的（妈妈）”“我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我没有它需要的野心”“我缺少做这种工作的自信”，她们纷纷说道。这些女性没有像桑德伯格呼吁的那样去“内化革命”，而是内化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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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职场上多次遭遇制度性不公和压榨性要求，导致她们无法成为完美平衡工作与生活、公共身份与私人身份的平衡型女人。[12] 由于丈夫工作日大多不在家，工作单位不能或不肯通融她们的诉求，因此一边要扛住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一边还要顶住当贤妻良母的压力，她们没法撂下家里的挑子，随它去，自顾自地在职场上风生水起。而正如我们所见，平衡型女人的诱人理想压抑、掩盖了阻挠女性实现平衡的制度性限制。受访女性们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家庭生活与夫妻俩的工作文化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而坚持认为是个人的失败。因此，尽管平衡型女人的文化理想已然背离了生活实际，她们却依旧努力地用它来评判自己的经历，基于它来塑造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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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转型为全职妈妈后已经当不了平衡型女人，受访妇女们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新角色和新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化的母亲形象和叙事为她们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自己的选择、重塑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模型或参照。这些关于母亲与家庭的当代文化叙事，结合平等主义和自由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教她们将忐忑接受的主妇身份合理化，并说成是进步的表现。这类话语教她们用平等主义伴侣关系来掩盖极不平等的现实生活。然而这些妇女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养育观仍以母育为重心，视母亲为家长主力；另一方面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基本还是看重事业成就和经济收入，严重轻视照护和生育工作。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她们的身份不断被削弱，自我意识令人难过地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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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成了方兴未艾的妈妈企业家的乐土。这一文化幻想给受访妇女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职业方案，让她们在家庭主妇的新境况下也能实现工作生活相平衡的理想，令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十足。然而，这一迷思掩盖了阻碍很多妇女成为成功妈妈企业家的现实约束。它隐去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场上工作的根本隐患，隐去了不稳定就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自然也隐去了尽管声称可以享有弹性工作、成就感和自由，但身为家长主力[13] 和家庭CEO，她们毫无自由和弹性可言的事实。尽管如此，这一幻想仍牢牢占据妇女的想象，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们对未来的渴望。说到底，它引导她们在个体身上寻求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否认她们想要“走出去”、踏入公共职场的愿望与阻挠她们的障碍——致使她们离开职场、窝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的制度约束——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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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媒体和政策再现中流传的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图像和话语，为受访妇女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提供了丰富而充实的参照。然而，很多这类再现所推崇的理想都否认了妇女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公，反而叫她们调过头去拼命克服“内心的障碍”。它一方面画了一个希望的大饼，似乎只消耐心等待，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就会逐渐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到来；另一方面却以宿命论的口吻表示，妇女对于宏观制度的变革无能为力。它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想象自己的未来和期望中孩子的未来的角度，以赋权、自信和适应力这套个体话语麻痹她们，以避免打破现状。当代这类文化意象实则鼓励女性对深刻影响她们人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制度视而不见，而要隐忍自己的怒火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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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奥秘”无疑是压迫性的。它大量出现在杂志、报纸、图书、电视栏目中，“无数婚姻和育儿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空言无补的心理学家”[14] 都在竭力说明女人只有当母亲、当妻子才能实现价值。本书探讨的当代文化意象的压迫性不逊于弗里丹时代，而且出现得更加分散，因而更加阴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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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散，一部分是因为平台、渠道和媒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难以指认是哪个特定的“奥秘”在兴风作浪。当代意象不再铁板一块，也因为它本身是为了反抗过去压迫性的狭隘妇女定位。例如，母职内涵的拓展和大量非常规妈妈形象的出现，至少部分来讲，就是因批判流行文化中局限的、过度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引发的改观。在当代公共媒体领域，同时流传着互相矛盾的信息：妇女一方面迫于女权观念和经济需要的压力，要成为公共领域的独立职业人士，与此同时又被要求抽出时间来生孩子，并待在家里抚养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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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再现更为矛盾、更为分散的特质，可以说使得这些形象和叙事更加难以反驳。我的受访者对未来抱有模糊而乐观的憧憬，也是受到当前公共话语不断鼓吹性别平等势必会到来的影响。正如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2018年1月在金球奖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宣称，后被#MeToo运动多番重申所放大的承诺：“新的时代即将来临。”[17] 与此同时，受访男女们不约而同地认可了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即推翻宏观制度上的不平等绝无可能。他们一边拿时兴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平等型伴侣关系当幌子，一边接受了女人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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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当代主流意象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的特质，也使它们比以往的那些更为狡猾。首先，它在承诺妇女赋权与解放的同时，模糊了实现这些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其次，本书探讨的一系列脱节，显示出虽然妇女的亲身经历通常与媒体和政策中的妇女、工作与家庭再现相去万里，但她们还是习惯用那些再现来界定和评判自己的人生。哪怕它们传达的妇女、母亲和成功的价值观或理想与她们的经历和感受相悖，也依旧是她们“内心的暴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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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从媒体和广泛的文化中汲取了她们母亲那辈所不具备的女权意识和言论，能够清晰地阐述限制了自己和其他妇女人生轨迹的深层社会因素。但同时，大多数女性还是把辞职决定及其后果归结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得从自身寻找。她们痛苦地承认自己无形之中“跌入了传统女性角色”——一位妇女这样描述，同时又不断用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把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婚姻描绘成平等伴侣关系。总而言之，主流文化中关于成功女性、家庭和工作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受访女性的实际经历。但她们仍旧从中借鉴，甚至将之奉为圭臬，把自己的感受、行为、成功和失败都解释或贬斥为私人问题，与宏观制度性因素无关，也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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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妇女所面临的矛盾，在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虽然总是宣称她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不亚于男性的个体能力，尤其是经济生产方面，却没有给予她们实现这一能力的必要资源。个体有能力实现平等和成功的说法非常诱人，但它在以贝兰特称作“残酷乐观主义”的方式点燃希望、引导妇女向往平等和成功的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解决扼杀希望的制度性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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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步，掐灭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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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妇女们谈到从机械的工作中抽离出来，把时间、技能和情绪劳动投入家庭，确实能收获一些实在的乐趣和回报。然而，她们的叙述也流露了沮丧、失落、遗憾等等压抑的感受。事实上，所有妇女的访谈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律，那就是一致、不断地压制失落感。海伦的访谈中就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她曾是会计师，九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虽然产假结束后曾坚定地想重返职场，也参加过几场工作面试，但出于和其他妇女相仿的原因，她一直没能实现重返有偿工作的目标。在辞掉工作、开始全职妈妈的新生活后，海伦“曾一度为过着空虚的生活”以及“永远处于社会底层而焦虑不已”。辞职的头三年，她时常怀疑离开职场是个错误，还常常冒出联系老东家的冲动。她好几次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冲动”，想拎起电话，问问他们能否让她回去上班的。不过，每当这种想法和感觉冒出来，每当出现这种冲动，海伦就会去跑一会儿步，“然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她笑着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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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跑步或其他形式的体育锻炼常被自助（包括所谓的女性主义）专家、书刊、应用软件和电视栏目推荐为应对情绪问题、冲突局面或逆境的一种策略。[20] 众所周知，运动有一种短期的功效，能促使机体释放内啡肽来激发积极的情绪。[21] 然而，就策略本身而言，它倒像一种油滑的伎俩，鼓励人们回避痛苦、不适的感受。很多受访女性都和海伦一样，选择了象征意义上的“逃跑”——逃避那些非常痛苦以致不想面对的失落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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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使用象征（和字面）意义上的“逃跑”策略令这些女性感觉好受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海伦说的，冷静下来了。然而，这种自我消声、对失落的自我克制，和对伤口的自我慰藉，不过是“幸福产业”和自信文化所鼓励的个人精神。它试图禁止消极、痛苦的感受，尤其是愤怒和埋怨，而代之以提倡冷静、乐观和正能量。19世纪家庭主妇被鼓励和期望去培养的，正是自己和家人的这种“人性价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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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讲清楚”创造制度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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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在谈及C. 赖特·米尔斯（他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启发了我的研究）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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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们的生活不但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且深受不由他们掌控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它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活悲剧都有社会根源可寻，另一方面又暗示可以通过协作行动来大大改善生活境况——只要人们找到了前进的道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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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生活的认识，与吉特林所说的前半部分是吻合的：她们谈到自己的生活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组织力量的强烈影响。不过，大部分人都没有找到“通过协作行动来大大改善生活境况”的具体前进道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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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妇女的遗憾中，隐约浮现出本来有望改善她们生活的办法。“事后想想，”曾经是教师，如今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西蒙娜告诉我，“有件事应该先做的……我应该好好弄清楚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这听上去也许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数十年来的女性主义作品和行动已经充分显示，古往今来，界定、表达和追求自己的愿望对女人来说是何等艰巨而棘手的任务。西蒙娜说得没错，这需要“好好”努力——反抗父权秩序对女性欲求全面的遏制和压迫，需要强劲、持久的努力。“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很多受访者告诉我，“就是我没有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跟自己、跟丈夫，还有以前的单位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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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如果她们跟丈夫和雇主讨论过，就必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许一些人还是会决定辞职。相反，她们想说的是，如果“讲清楚”了，她们就能更诚实地做自己，而不是一味迎合他人的幻想。[25] “讲清楚”本来可以让她们维持或重新获得他人的认可，而很多人感觉已经失去了那种认可。就像弗里丹指出的，或许当女性拒绝迎合丈夫的幻想时，“他才会猛地惊醒过来，重新审视她 ”[26] ——他虽是她的丈夫，但也是更大的父权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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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对这些妇女的采访也表明，她们大多缺乏“讲清楚”自身愿望的条件和工具。在这样一个鼓励妇女追求梦想、崇尚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时代，本书妇女的经历却显示，她们没法谈论、没法实现心中所求。如果连这群受过教育、地位优越的妇女都无法表达和追求自己的愿望，那些不具备她们条件的女性，大概会觉得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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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对自己的愿望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什么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当前的政治文化体系削弱了可以这么做的条件。尤其是她们成年后接触的两个核心（父权）场所——职场和家庭——本来可以，也应该促成“讲清楚”的对话，却没能为她们提供安心表达和实现愿望的空间。主流文化、政治和政策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再现和话语，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结果。它们不推动、激励人们针对实现性别平等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展开严肃对话，反而往往阻碍或消弥了这类对话。尽管#MeToo运动看似激发了对制度性不平等的新一轮讨论，例如对职场性骚扰和男女工资差距的讨论，但这一热议能否大胆、有效地促成对抗和战胜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必需的制度性改革，还有待观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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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中妇女的自述来看，具体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对话的展开，又有哪些制度条件能促成这种对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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