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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的讲述展现了现有工作制度、环境和规范是如何导致一些雇主回避与女性商讨离职决定的。他们知道父母兼顾工作与家庭有多难，但没有主动探讨如何改善这种状况，而是顺从了它，仿佛本该如此。结果，在本能挑战现状的关键制度时刻，沉默再度肯定和延续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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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沉默至少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当前的法律制度造成的。虽然根据英国法规，雇主可以非正式地询问雇员产假后是否打算回归原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按规定，雇主如果提出这类问询，则必须确保不构成性骚扰，不侵犯潜在的互信和隐私，更不得反复追问。[41] 当然，法律在此为的是保护妇女不受歧视；但在现实中的遵守却可能错失了开展平等对话的关键契机，女人和男人本可以借此机会同他们的雇主一起，探讨双方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公司能否做出调整，满足员工同时 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 家庭生活的需要，以及如何调整。有些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确实曾就此展开对话，不过大多没有 指出，要实现制度性的变革，或许还需法律来有力地推动和鼓励这类对话，既是为了维护妇女的权益，也是为了确保有更多公共机构支持照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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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成功的职业妇女树立为榜样，呼吁其他妇女通过（套用桑德伯格的流行说法）“坐到会议桌前”来效法，用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一个多世纪前的话说，实现的“仅仅是外部解放”[42] ，而且只是极少数人的解放，因为它依旧忽视了餐桌几乎仍然全由妇女准备和收拾的事实。换句话说，它把职场上关于妇女赋权的讨论和措施，与她们在家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现实割裂了开来，因而将妇女政治局限在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正如11年前退出演员行业，现有两个孩子的43岁母亲珍妮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家庭生活全靠我像出租车调度站、像中转站一样连轴转，才过得下去哟。”珍妮特要想在有偿工作领域实现自我，必须推翻现有家庭模式，这样才能“掀了桌子，说：‘老妈要工作！对吧，你们不能再一个个地赖着我。老妈要工作！’”要想妇女在职场掌握话语权，必须先扭转职场和 家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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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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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职场上，妇女家庭内部的平等也有很多争议。一方面，人们认为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合作，共同致力于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婚姻关系中极度不平等的实质，又一直闭口不谈。压抑和遏制不满最明显的表现，或许便是妇女们避免（就婚姻生活中的不平等）与丈夫进行艰难的对话。海伦通过跑步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做法，部分就是为了避免同丈夫认真谈论她当家庭主妇的沮丧。结果，传统的性别分工悄然恢复——“几乎用不着和我丈夫商量。”她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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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是，几乎所有受访妇女都提到，印象中没有和丈夫或伴侣好好探讨自己的辞职决定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妇女只是想象她们最终会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但从未开启话题去明确表达自己的需要，讨论自己的愿望。而她们的丈夫似乎也无法挑起话头谈论自己的感受，尤其是他们对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模式的看法。他们不断冒出的挖苦，诸如前几章妇女在讲述中提到的“今天放假过得怎么样？”或“今天和谁去喝咖啡啦？”之类，流露出很多丈夫对想象中妻子的安逸生活的怨怼。这些愤怒和怨怼的情绪，至少部分是高度紧张、严苛的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有部分是独自承担养家重担导致的焦虑——尽管他们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中受益不少，尤其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然而，丈夫们很少直接向妻子表露或谈论这些感受。和妻子一样，他们也回避正面表达自己的焦虑、不平、不满，以及作为唯一挣钱养家一方所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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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缄默确保了夫妻俩说服自己和孩子他们是平等伴侣关系的家庭迷思不被打破，确保了婚姻作为不公和支配关系发生场所的实质不被挑破。塔尼娅把丈夫嘲笑她整日无所事事的话当作玩笑；苔丝虽然觉得难过，但还是二话不说先给孩子和丈夫准备食物，最后才轮到自己；利兹压下了对家务分工不平等的怒火；海伦对丈夫气她在床上划重点默不作声；凯蒂对丈夫积极鼓励她辞职的态度一言不发，也把随后因“放弃自己的人生”（原话）遭受的“情感和心理创伤”（见第4章）闷在心里。这些沉默表明，妇女的人生在受到他人——主要指她们的丈夫和丈夫的事业——约束的同时，也受到自己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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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曾有一个令人心酸的例子，短暂打破了沉默。第6章提到的以前是记者、后来当了11年全职妈妈的玛吉，曾惋惜没能在生完二胎，以及之后丈夫两度被裁员时同他好好谈谈自己重返职场的愿望。在遗憾没能把握住后两次所谓的“机会之窗”时，她试图记起丈夫被裁员的具体年份。“我把他喊过来问问。”说着她大声叫丈夫从楼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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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厕所。”他应道。“哦，不好意思！”她大笑着回答。我跟玛吉说，她丈夫被裁员的具体时间细节无关紧要，她继续说就好。于是玛吉继续讲，想到有希望回去上班，把“一家子人和家务都扔给丈夫管”让她多么兴奋。他从男权支配地位上暂时（虽然是被迫）的脱离，给了她释放内心深处渴望的机会。但渴望很快被再度压下：玛吉伤心地回忆自己错过了“机会之窗”——丈夫找到了新工作，她没能挑起那个话题，在家庭CEO和主妇的位置上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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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玛吉听到了楼上冲厕所的声音。她又喊了丈夫几声，接下来是这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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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裁员是什么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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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从楼上喊道）：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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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孩子那会儿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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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嗯，啊……是……是在2007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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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没错。是达米安差不多3岁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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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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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然后，你第二次被裁员，是在2009年，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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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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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不对……好像不是……你下来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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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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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我在……我们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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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玛吉的丈夫下来了，靠在客厅门口。“好吧。在这儿。你好。”他说，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都显示他极不情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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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打了个招呼后，我低头看向别处，觉得旁观这一幕很尴尬。玛吉问他：“话说你第二次 被炒鱿鱼就是那一年，对吧？”“不对！”他气冲冲地回应道，“先是2007年！2009年伊莫金出生。我被裁员是2011年，懂啦？！”“对哦。懂了。谢啦！”玛吉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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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开房间后，玛吉转向我。她苦笑，带着一丝沾沾自喜道：“哈，我有点把日子搞混了，唉，反正我想说的是，他失业过一次，然后近几年又失业了一次，然后我还在想，说真的，或许这是我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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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坚持要丈夫下来，到我们所在的客厅里来，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搞清楚日子。她要求丈夫来到她讲述自己痛苦地压抑个人需求的领地，她以这种牺牲换来家庭平稳运行和丈夫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安心工作，然后在这片他明显不愿意踏入的领地上羞辱了他。她通过反复提及他的伤痛——两度落魄下岗——来表明自己长久以来的伤痛。在另一位妇女（我）在场的情况下，玛吉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保持沉默。不管含蓄也好、短暂也好，她到底带着愤怒和深切的痛苦表达了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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