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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从楼上喊道）：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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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孩子那会儿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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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嗯，啊……是……是在2007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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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没错。是达米安差不多3岁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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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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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然后，你第二次被裁员，是在2009年，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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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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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不对……好像不是……你下来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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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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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我在……我们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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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玛吉的丈夫下来了，靠在客厅门口。“好吧。在这儿。你好。”他说，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都显示他极不情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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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打了个招呼后，我低头看向别处，觉得旁观这一幕很尴尬。玛吉问他：“话说你第二次 被炒鱿鱼就是那一年，对吧？”“不对！”他气冲冲地回应道，“先是2007年！2009年伊莫金出生。我被裁员是2011年，懂啦？！”“对哦。懂了。谢啦！”玛吉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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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开房间后，玛吉转向我。她苦笑，带着一丝沾沾自喜道：“哈，我有点把日子搞混了，唉，反正我想说的是，他失业过一次，然后近几年又失业了一次，然后我还在想，说真的，或许这是我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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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坚持要丈夫下来，到我们所在的客厅里来，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搞清楚日子。她要求丈夫来到她讲述自己痛苦地压抑个人需求的领地，她以这种牺牲换来家庭平稳运行和丈夫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安心工作，然后在这片他明显不愿意踏入的领地上羞辱了他。她通过反复提及他的伤痛——两度落魄下岗——来表明自己长久以来的伤痛。在另一位妇女（我）在场的情况下，玛吉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保持沉默。不管含蓄也好、短暂也好，她到底带着愤怒和深切的痛苦表达了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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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表达的抱怨，暴露出她和丈夫在形势改变的关键时刻没能积极有效地沟通——无论是在孩子们出生时，还是后来丈夫两度被辞退时。玛吉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辞职，整个家庭模式随之重组，她和丈夫在家中的角色也彻底转变了。后来，丈夫两度失业给了她扭转角色的机会。玛吉用“机会之窗”的比喻，昭示家庭可以采取灵活的结构，既允许成员转换位置和角色，又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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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玛吉和其他受访妇女的陈述看来，她们的家庭结构似乎大都没能实现那种灵活性。确实，或许不只是职场面对员工的家庭需求不知变通，关键在于家庭自身的结构也死板僵化，而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只会延续、巩固僵死的性别角色。严格性别化的家庭结构大多令受访妇女们深感沮丧：尽管她们已经压抑了自己的欲求、默默承受深切的失落，但这种家庭结构以及异性恋规范的婚姻制度，仍旧死死把控着她们的思想、情感、希望和行动。本书前文出现的曾是学者的利兹，就谈到她被迫在保全工作还是保全婚姻（及传统异性恋家庭结构）之间做出取舍。最终她在35岁的年纪选择了后者：“我丈夫的工作是在金融城没日没夜工作的那种……［我辞职］是被迫的选择。要我说就是被迫的选择，这压根儿不是我理想的人生。但是，就好像，我感觉要是想保住婚姻……就不得不选这条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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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悲伤的承认表现出婚姻制度和异性恋家庭规范无比强大的情感约束力。为了保全婚姻，她感觉自己被迫 ——短短几句话中，她重复了两遍这个词——放弃的不仅是多年的教育，本质上还有很大一部分自我。利兹选择了婚姻和传统家庭，选择了迎合丈夫和家人需要的人生，与她向往的“理想”人生相去甚远。利兹，以及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都没有去改变自己“被迫”陷入的处境，而是选择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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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霍克希尔德（和马畅）的重量级研究《第二轮班》已过去了30年之久，本书妇女的叙述表明，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姻仍旧是“牵制革命，使之停滞不前的磁石”。[45] 尽管弹性理念似乎引领了职场性别平等和多元化方面的争论和政策，而一些用人单位也为员工弹性工作做了不少努力，但弹性理念基本上还是没能进入关于家庭和婚姻的讨论，没能进入这些妇女的家庭生活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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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光是我采访的这一代男女难以想象，更不用提实施灵活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美国非营利、无党派的现代家庭委员会（Council Contemporary Families）2017年发布的一组报告显示，就连18～25岁的年轻人——部分属于千禧一代，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一代——也越来越相信，“男人在外谋事业，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对所有人都要好得多”。[46] 报告称，这些最年轻的千禧一代中，支持平等型家庭分工的人比20年前同年龄段的要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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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和我采访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周围的公共讨论几乎没有提到什么替代方案，包括非异性恋规范的家庭结构和角色，或者如何创建更灵活的家庭分工。尽管关于家庭的媒体、文化再现和政策话语都有所改变，但公共舆论基本还是由僵化、保守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主导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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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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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咄咄逼人地要求丈夫说出被裁员的确切时间，间接但有力地揭示出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压迫和不公的包庇所，暴露了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她的妥协，以及因此遭受的不公。重要的是，这一要求是当着一位旁观者（我）的面提出的，因此私人关系中的不公变成了超越夫妻私人范畴的有案可稽、值得关注的问题。玛吉的做法便是劳伦·贝兰特所说的女性抱怨的一个例子，它是“父权压迫的强有力证据”[49] ，“见证了斗争，记录了理想世界的幻灭，却并不想与之脱离”[50] 或改变主体斗争、受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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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兰特发现，女性抱怨已成为美国女性文化话语主流形式的一种类型，她在情节剧、电视剧、情景喜剧和说唱音乐等形式中都找到了不少它的痕迹。贝兰特认为，在她所谓的“美国女性文化产业”历史中，抱怨“一直充当着女性怒火和欲望溢出的‘安全阀’”[51] ，即一种应对对男性特权和压迫的反抗的模式。因此抱怨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既是自我表达，又是自我约束：它既开辟了抵制父权支配言论和做法的空间，又暗中否定了可以用行动来改变产生抱怨的根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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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本书讲述的妇女经历所展现的，似乎是妇女的怒火和欲望受到公共和私人领域进一步的约束。这些妇女不但收敛住愤怒和沮丧，往往一开始都不表达出来，还直接把它们屏蔽在想象之外。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主流再现和话语大多对这类中产女性特别具有吸引力，但它们似乎不仅克制，而且越发禁止对男权主导表示愤怒和抗议。如果像贝兰特说的，妇女情节剧的“首要任务是把抱怨搬上台面”[52] ，那么对本书探讨的很多当代“妇女”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文体来说，首要任务便是把自信、平衡和幸福搬上台面，而不是 抱怨。情节剧会承认并说明女性的遭遇（尽管像贝兰特批判的，它的目的仅止于表达），而当代信心文化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符号则大体上否定了妇女的遭遇、失落和抱怨。[53] 它们把这类消极情绪描绘成可鄙的、对身心有害的、难以想象的。[54] 露易丝感到内疚，是因为她在对照那种压迫性文化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好兼顾事业与家庭难题（见第2章）的平衡型女人——来评判自身。克里斯蒂娜为在孩子面前显露压力而自责，反映并印证了那种否认全职妈妈有压力、有焦虑的叙事和形象（见第3章）。比阿特丽斯无奈地听从职业规划师的建议，抛却被迫放弃事业的痛苦，去“享受当下”、品味“此时此地”，也和各种鼓励女性的励志语录一个调性（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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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话语中不再有妇女的愤怒（或许如今#MeToo和#TimesUp这类运动的盛行，正让我们见证了妇女愤怒的复兴）。而是说，从我采访的妇女们的叙述来看，她们表达愤怒的条件正不断受到打压。受访妇女们从职场、丈夫、媒体和政府那里接触到的，以及她们传递给女儿的主要思想，是“不要大惊小怪，习惯就好”和“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些想法在过去十年里因为经济崩溃和紧缩带来的动荡局势而广泛流传、大受欢迎。[55] 因此，似乎是由于缺乏可以——更别说支持或鼓励——表达失望和愤怒的环境和词汇，本书讲述的妇女才几乎完全放弃了抱怨。她们放弃批判不平等，转而妥协和适应男权统治的要求。这样一来，她们无形之中既压抑了自己的失落，也压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照护的根本矛盾，尽管她们的人生正饱受它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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