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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从小就不断地被灌输严格的性别角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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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1857—1933）认为，资本主义在压迫女性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说，只有通过女性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孩子、烧饭做菜、照料老弱病残，男人才得以自由地投身于公共事务和有偿劳动。这种男女劳动分工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同的性别分工，非常直接地服务于男性利益，并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她们指出，只要女性一直提供这种无偿劳动，男人就能顺着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向上爬，始终掌控着体制权力，并永远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女性要想改变权力平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和女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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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和第四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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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女性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显得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故而要求回归“女性气质”，她们不像其激进的先驱者那样提倡中性服饰，而是宣称抹口红、穿高跟鞋和性感衣着都没有错。她们并不直接反对男性统治或文化定势，而是通过反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符号，来改造先前遭到废弃的词语和事物。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赞美“差异”，认为各种群体和身份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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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女性主义似乎正在不断扩展疆域，以至于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束缚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随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女性开始在网上谈论性骚扰、厌女症和身体羞辱的体验。显然，她们的经验分享引发了第二轮提升觉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并未改变：无论在工作场所里、街道上，还是在家中，女性仍然遭受歧视（有时甚至是侮辱），权力结构未曾改变。然而在21世纪，女性之间拥有了相互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正迅猛成长。也许击垮美国电影巨擘哈维·韦恩斯坦，令其因性侵而锒铛入狱的正是第四波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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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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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女性主义者？美国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她说，女性主义者“是任何承认男女平等且都具备完整人性的人”。男性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也受到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支配一切的无形体制的约束，而这个体制就是“父权制”。所以，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曾简单概括道：“我自己对女性主义者的定义是指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他或她会说，是的，今天仍然存在性别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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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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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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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纽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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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认为人权涵盖了女性权利，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妇女具有生育能力，她们对权利有着特别的需要——而这些权利通常被认为过于具体，而无法被纳入人权立法之中，以致常常遭到忽视或者省略。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是成年人，所有人权立法机构都假定，它们已经包括妇女所需要的所有权利。女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无视性别差异的立法会给女性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女性权利的探讨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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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有那么一个深刻的问题：女性是愿意被看作和男性一样，还是愿意被看作两种不同性别之一，让两者之间的差别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里存在的危险在于：如果女性与男性一样，又有什么女性问题可言呢？她们只需要比男性更努力地工作，打破无形的职业障碍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坚持她们与男性不同，她们会被视为偏离“标准”或正轨——这个标准或正轨都是男性的——所以，女性就是低劣的。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巴西女性主义者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 （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1937—2012）的讲话更直接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她说，她能看到两种解放。其一认为只有当女人的行为举止跟男人的一模一样，而不论这些行为的对错，女人才能获得解放。但是，她接着说：“同志们，难道我们真的想抽烟吗？……如果男人有十个情妇，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得跟他们一样拥有十个情夫？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这样只会有损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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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生于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的土著女性，琼加拉度过了贫穷、受人欺凌的童年，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社区组织者。她针对食品价格高涨、文盲率高和医疗救助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抗议，最终成功竞选公职。她说，那些希望跟男人完全一样的人，都是“拥有一切的富有女性”，她们采用的方法对于劳动妇女是没有意义的。她说，我们希望“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样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能参与问题解决和各类活动——文化、艺术、文学、政治和工会活动——解放意味着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界，我们的观点都能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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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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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不再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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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等同于私有财产。1707年，英国大法官约翰·霍尔特勋爵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描述为“对他人财产的最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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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想要的不只是观念上的认可，而且是真正的改变，她点出了女性权利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女性权利是否已经被庄严地载入“人权”法案了？第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有没有贯彻这些权利的具体措施？第三，许多女性问题都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它们是否因此被排除在庄严的司法权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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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提醒她的听众，在1948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制定并通过了一套由联合国规定的人权法案，规定女性拥有“参与一切活动的人权”。她说，因此在已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玻利维亚），女性都已经拥有自己所需的所有权利。但是，即使玻利维亚女性可以参加任何活动，政治家是否开展工作，教育、培训和鼓励女性参与活动呢？立法者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劝说女性给某个政党投票，然后又将她们抛弃在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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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是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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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仅根据人权立法承认女性是完整的人，这是不够的。女性的生活和日常体验引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女性的身体主权等重要权利，它们始终都没得到考虑。从女性割礼（割除部分女性生殖器官）到“荣誉处决”，再到童养媳婚姻（有些国家的女孩十岁就被迫结婚），许多宗教习俗和文化惯例常常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女性的权利，尤其是拥有处置女性身体的权利。2014年，一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以尼日尔为例，在四十九岁以下的成年妇女中，77%的人在十八岁前成婚，而相比之下，该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于十八岁前成婚的比例只有5%。至于怀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人信誓旦旦地认为，甚至从怀孕那一刻起，男人对胎儿的权利或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就凌驾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涵盖了儿童的生命权问题，然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并未涵盖女性的生命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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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立法并不涉及这类女性权利，即使是任何下辖此类权利的法案，其补充条款也往往会取消此类女性权利。例如，阿尔及利亚虽然正式签署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即公约不得与《阿尔及利亚家庭法》相抵触。这就使得在这部为保护女性而起草的文件当中，女性权利完全遭到了排斥。正如国际组织“立刻平等”的创始人杰西卡·纽伍斯 （Jessica Neuwirth）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阿尔及利亚表示，只要该国无须采取任何措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就愿意执行这部公约。”这与琼加拉在玻利维亚目睹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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