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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立法并不涉及这类女性权利，即使是任何下辖此类权利的法案，其补充条款也往往会取消此类女性权利。例如，阿尔及利亚虽然正式签署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即公约不得与《阿尔及利亚家庭法》相抵触。这就使得在这部为保护女性而起草的文件当中，女性权利完全遭到了排斥。正如国际组织“立刻平等”的创始人杰西卡·纽伍斯 （Jessica Neuwirth）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阿尔及利亚表示，只要该国无须采取任何措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就愿意执行这部公约。”这与琼加拉在玻利维亚目睹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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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婚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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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之所以在“人权”方面问题重重，在于女性具有生育的能力。因此在涉及性（生育控制和生育同意）、家庭规划的信息权和服务权，以及生育所引起的各类医疗问题方面，女性的个人权利都很容易受到侵犯。正是信息和医疗的匮乏，导致与怀孕相关的死亡成为世界各地十五至十九岁女孩的首要死因。在塞拉利昂，由于割礼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加上难产被视为女性不贞的标志（女性在被急诊救助之前，必须对所谓的不忠行为做出“忏悔”），每八位女性就有一人死于怀孕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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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手握绝对权力之人的仁慈，还是权利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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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索尔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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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需要掌握自己的身体权和人生选择权，但它们往往因为法律不敢跨越家庭的雷池而无法得到实现。事实上，恰恰是在家中，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最需要此方面的法律保护。19世纪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同时，也要求女性对婚内性生活拥有话语权，但是这方面的要求被悄悄忽视了。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妇女进步报告》（2011），只有52个国家修订了相关法案，使婚内强奸成为犯罪行为；还有127个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女性也仍然在为争取同工同酬等公共权利而斗争。同时，她们的战场还包括家庭虐待和暴力、非自愿性接触、买办婚姻或非自愿怀孕。用新泽西州女性全球领导中心创建者夏洛特·班奇的话来说，如果把当今被用于抵债的妇女儿童、家庭奴隶和性奴的数目相加，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奴隶。而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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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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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事态并不乐观。你所拥有的权利，以及各类机构（从跨国公司到警察）对权利的执行与否，都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你拥有的财富，你的肤色，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你周围的宗教信仰氛围。女性必须不断努力，改善这些权利，这不仅仅是为了她们自己，也是因为正如法国政治家夏尔·傅立叶在1808年所说的那样：“女性权利的延伸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看来成败未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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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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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这又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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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通克拉夫特‖潘克赫斯特‖福西特‖戴卫森‖斯坦顿‖阿廖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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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妇女而言，选举权好像是自动产生的，根本不值得思考。事实上，许多人（不分性别）对大选之事毫无兴趣，对任何政党都没有意见（或者可能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女性，大选之日对你会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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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常常看起来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评论政治，但政治本身不顾网上的抗议或调侃，以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进行着。在政治问题上，公众似乎总是有发言权的，而这实际上只是相对新近的情况——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国家中，舆论在当权者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的发源地在冰岛，从公元930年，它就开始倾听“所有自由人”的意见，该“民主”思想为后来兴起的议会奠定了基调。随着议会在欧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地区形成，有色人种、女性和奴隶通常都被剥夺了参与所谓民主进程的权利。（据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性享有与男性基本平等的权利，而随着殖民者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被殖民地区居民之后，这种平等传统也就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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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渐渐地发生了改变，奴隶制被正式废除。1870年，美国“非白人男性和被解放的男奴”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女性在法律上还没有被公认为独立的人，仍然只是丈夫或父亲“拥有”的财物（参见上文第15—17页）。官方的说法是，妇女不需要选举权，因为可以安全地假设，她们的利益将在丈夫和父亲的投票中得到满足。此外，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里，女性被看作不理智的生物，不适合参加选举。与此同时，女性“天生”适合管理家务，因为管理家务并不需要敏锐或聪明的头脑。1792年，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她说，不该把女性看作“好像是永远长不大的、无法自立的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为女权辩护》中，试图证明女性在智力上和男性没有差别，只是女性始终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无法增加自己的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她还指出，不让女性接受教育的背后可能有政治的原因。她主张：“开阔视野能够强化女性的头脑，让女性不再盲目顺从；由于权力总是寻求盲目的顺从，暴君和贪恋肉欲者自然努力把女性蒙在鼓里，因为暴君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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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领导下，女性开始质疑：她们被挡在政治和法律体制之外，却又被要求在这个体制下劳动，遵纪守法，这是不是很不公平？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开始在全国妇女参政协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发酵，最终形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参见上文第8—9页）。她们以文明、合法的方式表达抗议：她们向议会请愿，举行公众集会，通常举止有度。然而，她们努力了很多年却不断遭遇失败，其中包括1870年第一次妇女选举权提案的失利。于是，一些女性决定有必要采用更注重行动、更不“阴柔”的方法，是时候向整个男性政府展示她们运动的严肃性了，她们决意要让政府倾听她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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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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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和米莉森特·福西特 （Millicent Fawcett，1847—1929）的领导下，英国女性采取了新的战斗行动。她们砸烂店铺的窗户，割断电话线，掀掉（男性专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草皮，破坏博物馆中的裸女画像，纵火焚烧邮筒、著名建筑物和政治家的府邸，甚至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英格兰银行附近放置炸药，使得当局再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1913年，妇女选举权倡导者爱米丽·戴卫森 （Emily Davison，1872—1913）在爱普森的德比赛马场中，冲上赛道攫取国王的马缰，结果被马踏伤。虽然四天之后，她因伤势过重而过世，但是她的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突显了妇女参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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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至1914年间，有一百多名女性因为战斗行动先后被捕入狱。她们中很多人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当局为了阻止她们抗议，甚至强行给她们喂食。警察把抗议女性绑在椅子上，用钢叉撬开嘴，把橡皮管塞进喉咙，常常因此撕裂她们的咽喉组织。191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先后经历了十二次绝食抗议，忍受了巨大痛苦。原因在于当时的《猫捉老鼠法案》规定，当局可以释放绝食抗议者，等到她们身体复原再把她们抓回监狱。根据这个法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被反复释放和抓捕。1913年，在她最后一次获释后，她前往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我此行来到美国，”她说，“是要说明当女性发动一场内战时，它会是什么样子。”截至此时，这场战役已经打到了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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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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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彭斯、艾丽斯·保罗和哈蕾亚特·斯丹顿·布朗奇这三位美国女性都完全赞同潘克赫斯特的观点——妇女没有选举权意味着：由于缺乏继承权、财产权或有偿劳动的权利，她们会永久性地被法律剥夺独立的权利。因此，妇女必须采取直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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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奇的母亲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先行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1848年，卡迪·斯坦顿及其废奴主义伙伴卢克丽霞·莫特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瀑布举行会议，讨论女性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卡迪·斯坦顿发表演讲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上帝赋予了一定不可剥夺的权利。”卡迪·斯坦顿频繁地呼吁赋予妇女选举权，而当政府为扩大选举权而颁布第十五条修正案时，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 安东尼皆认为，新的修正案应该赋予人们“普遍选举权”，但是男性当权者却决定在“普遍”之后加上“男性”一词。结果有色人种男性获得了选举权，而美国女性要等到五十年后，才最终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至此，在妇女选举权和其他女性权利方面，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1893年，新西兰政府最先给予妇女选举权。及至1900年，女性运动迅速波及五大洲，各地领袖包括拉丁美洲的弗朗西斯卡·迪尼斯和伯莎·卢茨，中东的卡西姆·阿明，亚洲的岸田俊子和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尔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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