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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压迫难以被我们察觉和辨别的原因。弗莱说，每个女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一次次遇到这样单独的“金属丝”，而她们一生从小到大，单身或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直至年老体弱，都会在社会中遭遇各方势力联结而成的压力之“网”。而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当她们将社会的期望内化，想要“做个好女人”并招人喜欢，这些行为就会起到进一步强化压迫的作用。由社会规则和期待编织出的这只鸟笼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化的，以致这个完美的结合看起来“十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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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弗莱让我们把不同的压迫要素视作鸟笼的金属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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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女人拒绝把她们看到的这种压迫状态视为正常，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她不配合这场游戏，会怎样呢？外部世界的第一种反应通常是对女人的抱怨轻描淡写，坚持认为这是因为她太愚蠢或太缺乏幽默感而无法善解人意（这常常足以让女人翻着白眼走开）。在弗莱看来，外部世界的危机感会随着女性的反叛程度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预测，女人如果穿着性感，会被视为卖弄自己的性魅力，可是如果她着装中性，则会被说成不修边幅，或者“不像女人”。如果她言辞激烈，她就成了娼妓或者荡妇；反之，则是“淑女”，却因此太过纤弱而无法应对严肃的探讨或生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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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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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之间会用类似的亲昵方式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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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说，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假装亲昵的用语的用处在于：它们令女性走近“金属丝”，好好看看这一特定部分在整体系统中是如何运作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女人发现自己被如此称呼，这可能与当时的情况存在某种内在联系，以致男人要借此重新确立他的支配地位。这在女客户负责移交钱款的货币交易中尤为常见，而只要女性可能占据了支配地位，对正常的权力体系构成威胁，它也有可能会发生。2011年，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试图否定一位女议员的观点，他对她说：“亲爱的，请你冷静一下。”2012年，优步公司董事大卫·邦德曼的手法则略有不同，他提出：让更多女性进入董事会将导致“更多的口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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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将女性贬为不需要认真对待的“可爱的小东西”。此外，男人自认为有权以任何方式称呼女性，只要他喜欢就行，而女人却很少这么做。根据罗杰·布朗和阿尔伯特·吉尔曼的经典文章《权力与团结的代名词》，称谓语可以改变对话的权力结构，将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变成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话。他们表示，在许多语言中，第二人称可以用相对日常或相对正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法语中的tu（你）和vous（您）。人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用这些词。如果谈话双方用同等的语言相互称呼的话，表示他们彼此平等。反之，则隐含着高下之分。用亲昵的称谓或词汇（如“甜心”）称呼陌生人，只会显示出说话者高人一等，而说话者还会期待被称呼方用礼貌和正式的口吻来答复，这就更加显示出说话者的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形下，亲昵称谓并不表示亲密，而是要宣示优越地位。当一个女人被素不相识的男性称为“甜心”的时候，她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外在社会压力都令她明白，她得心存感激。弗莱表示，受压迫的女性往往被要求报以微笑，“如果我们服从，我们就表明了自己的顺从和对自身处境的默认”，这样，压迫力量就可以继续假装每个人都对现状感到满意。“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得到关注，我们默认让自己成了隐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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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和煦的面容以外，任何表情都会让女人显得卑鄙、尖刻、愤怒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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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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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我们不报以微笑，弗莱说，我们就会显得“卑鄙、尖刻、愤怒或危险”。我们会被指责“难以”合作或者令人不愉快，因此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根据记者索菲·古里安 （Sophie Gourion，1973— ）的说法，如果女人在家里“不守规矩”，到了法庭上，它就会成为家庭暴力甚至“荣誉处决”的理由。她对人们的用语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杀害伴侣甚至屠杀整个家庭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罪行归因于伴侣的行为举止（“发脾气”或“崩溃”），而与自己无关。她还表示，媒体还经常忽视这些案件中男性的长期暴力行为。这些事件可不是所谓的“激情犯罪”或“家庭惨剧”（在男人杀死配偶和孩子后再自杀的新闻里，这是一种典型用语）。古里安说，这些词汇使得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看上去平庸而正常，甚至微不足道。她说：“语言在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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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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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弗莱所说，女性应该继续隐身，挂着微笑继续前行，还是冒着被嘲笑和威胁的风险挺身而出，你必须做出选择。有些女性觉得斗争是值得的，如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 （Julia Gillard，1961— ）。2012年，吉拉德终于向反对党领袖托尼·阿博特的诸多糟糕的父权言论发起谴责，他曾说澳大利亚女性“在熨衣服的时候需要想明白一件事情”，他也曾将堕胎视为“避重就轻的做法”。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吉拉德炮轰了他一条又一条谬误言论和性别歧视观点。所以，下一次当你被称为“甜心”时，不妨想一想吉拉德，并以她可能采取的方式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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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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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常言道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这话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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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曼‖格利克‖费斯克‖格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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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人和女人是否相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很久，女性主义者最讨厌的一大怪事是：把女性刻板化为“好人”——比男性更友善，更关心他人，等等。乍一看，这些词语看起来是在赞美女性，但是女性主义者指出，心理学研究可以解释，即使是这些描述女性的“好话”也在巧妙地维持着男性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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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探索过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的压迫现象，发现了权力不平等关系是如何生根发芽。他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繁互动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最初的关系可能是纯粹敌对的，但后来的关系却会变得暧昧起来。美国社会学家玛丽·杰克曼 （Mary Jackman，1948— ）在著作《天鹅绒手套：父权制和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冲突》中写道，以任何两个群体为例，虽然其中一个占主导，一个受支配，但杰克曼在观察两者之间的长期互动后发现，他们之间纯粹的敌意会渐渐消失，因为人们不可能纯粹敌对地紧密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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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殖民时期，白人发展出所谓“白人的负担”的思想。这使得白人男性殖民者认为自己是好人，肩负着帮助贫穷土著的“负担”，而不是每天埋怨自己在剥削土著人的身体和土地的事实。这样，他们就可以宽慰自己的良心，减轻对自己行为的罪恶感，否则这种罪恶感会越来越重。此外，为了让这类神话真正起到减轻罪恶的作用，如此表述的白人实际上对这种神话信以为真，他们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对自己所剥削的人也拥有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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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孩最糟的称呼是娘们，对男孩最糟的称呼也是娘们。做女人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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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瓦伦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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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 （Peter Glick）和苏珊·费斯克 （Susan Fiske，1952— ）在论文《模糊的性别歧视清单：敌意和善意的性别歧视之分》（1996）中指出，同样的力量（和神话）在男女关系中也发挥着作用。在狩猎和采集时代，两性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随着人类向农耕社会转变，男人控制了新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机构。男人为了在自身位置上获得成功，希望女人能扮演特定的角色。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装女人“天生适合”扮演这些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