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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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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男女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还受到一个额外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更需要褒义或善意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一因素就是女性拥有的“二元权力”。“二元”指的是任何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关系，在任何异性恋夫妻之间，双方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男人虽然拥有结构性权力，但他们在性关系和生育孩子方面离不开女性。因此，关于女人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跟她们一起没法生活，但离了她们也没法生活。”据荷兰文艺复兴学者伊拉斯谟的作品，此言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300年罗马元老院的老加图。老加图曾说：“有妻子的生活不舒适，然而没有她们又根本无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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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与相互敌对的群体不同，他们相互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亲密的方式相互需要。因此，正如杰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权力地位维持着不平衡的态势，他们也不得不寻求共存。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这是敌意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模糊不清的另一个原因，并最终表现为两种形式：敌意的性别歧视和善意的性别歧视。这两种性别歧视都包含三个方面：父权制、刻板印象和性意味，只是前一种形式公然地充满敌意，另一种形式却看似充满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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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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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公然且毫不掩饰的性别歧视。格利克和费斯克指出：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性别歧视积极寻求为男性权力辩护，为传统性别角色辩护，为男性以任何方式把女人的身体作为性行为对象辩护。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巴西、土耳其等女性地位远低于男性的国家，社会对女性的敌意往往较高（正如印度社会对低种姓群体的敌意很高），而且它往往会导致社会更默许丈夫用暴力控制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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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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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到的恭维同样适用于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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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敌意性别歧视的男人往往信奉以父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通过暴力和威胁来管束妻子）是合理的，因为女人柔弱，就应该 受男人控制。男人的这类性别歧视把女人视作（在工作、金钱等方面的）竞争者，必须对她们加以限制和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好斗且占据优势，而女人则试图通过控制男人来扭转局势。在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中，女性被描述为婊子、丑八怪、母老虎、老古板和悍妇等。女性主义者注意到，男女之间这种公开的斗争很容易被发现和制止，相比之下，善意的性别歧视却更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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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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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用“善意的性别歧视”来描述如下男性行为：他们对女性怀有感情，但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任何男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为男性主导权辩护的理由更温和，他们所持的刻板印象“更容易令人接受”。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看起来或听起来都相对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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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克和费斯克说，虽然父权制本色未改，但它不再公然地专横跋扈。采取“善意”态度的男人表现得更像“父亲”。他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柔弱，但不以此为借口威胁她们屈服，而是把自己看作女人的保护者和供养者，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与妻子的二元依赖关系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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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性别歧视的方式更加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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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善意的刻板印象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研究者发现，采取这种态度的男人不贬低女人，反而把女人理想化。他们倾向于崇拜女性，而不会对她们弃如敝履。在这些男人眼中，女人是冷静的、有同情心的、有教养的、有爱心的、可爱的，并具有成为完美妻子和母亲的特性。好像纯属巧合一般，这些有爱心的女人也与她们的家庭角色形成绝配。所有善意的性别歧视观都摆出一副“自然”的态势，这样它就能变得无可争议。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采取善意性别歧视态度的男人最喜欢把妻子形容成“更好的半边天”。在性观念方面，这些男人不会把女人的身体当作可以恣意对待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女人的身体能够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令男人“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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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1998年，女性主义者约拿·格克瓦 （Jonah Gokova，1956— ）在津巴布韦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挑战男性，让他们拒绝性别刻板印象》。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来摆脱当下男女两分、双方皆输的局面。他说，男人应该改变他们对性的态度，并意识到父权制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比如无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在女性面前也不行。而事实证明，对情感的完全抑制会造成高度紧张，甚或引发心脏疾病。他说，男人在父权体制内也不得不“塑造一种不符合他们天性的形象——这是不可持续的”。他的观点实际上与波伏瓦一致。他认为活在“男性优越的神话”中会让男女都受伤，所以男人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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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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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奉承令你感到不适，你可能经历过善意的性别歧视。它听起来很有礼貌，却会让你在权力格局中处于劣势。同样地，将女性描述为“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就是坚持认为女人会更频繁地动用自己的情感。由于在大多数当代社会中，理性都比感性更受重视，这就更加促使男性处于优越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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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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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只有白人女性才关心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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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里奇‖阿普特克‖克伦肖‖胡克斯‖戴维斯‖科姆拜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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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一场白人妇女会议上，美国黑人妇女选举权论者和教育家夏洛特·霍金斯·布朗 （Charlotte Hawkins Brown，1883—1961）讲述了她在孟菲斯乘坐火车前往会场的经历。她说起自己如何被一群白人男性强行赶出卧铺车厢，又如何被他们拖到“黑人专用”的日间旅客车厢。她满怀愤怒和屈辱地对听众说：“最令我伤心的是，车厢里有女人，却没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白求恩一起创立了全美黑人妇女协会，她请听众中的白人女性想想，如果换作她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她说：“请你们做几分钟黑人。”她接着告诉听众，黑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她说到黑人女性对私刑和强奸的恐惧，以及每天被迫忍受的攻击和侮辱。霍金斯·布朗试图迫使白人女性跳出自己的体验去思考，认识到白人女性的体验和理论是她们特有的，一直以白人为中心，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她从而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女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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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犹太白人作家阿德里安·里奇 （Adrienne Rich，1929—2012）再次帮助白人女性实现霍金斯·布朗所提议的转变：超越自己的特权去审视问题。里奇在《身份位置的政治笔记》一文中写道，在美国，电视“新闻”“告诉我国公民［共产主义］正在中美洲前进，自由正受到威胁，拉丁美洲受苦的农民必须被唤醒”。里奇认为这种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使白人陷入一种把有色人种都视为低等种族的话语，无法发现差异，探索差异，无法想象作为“有色人种”的情形，即使“只做几分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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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我们的并非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无法认识、接受和赞美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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