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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1998年，女性主义者约拿·格克瓦 （Jonah Gokova，1956— ）在津巴布韦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挑战男性，让他们拒绝性别刻板印象》。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来摆脱当下男女两分、双方皆输的局面。他说，男人应该改变他们对性的态度，并意识到父权制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比如无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在女性面前也不行。而事实证明，对情感的完全抑制会造成高度紧张，甚或引发心脏疾病。他说，男人在父权体制内也不得不“塑造一种不符合他们天性的形象——这是不可持续的”。他的观点实际上与波伏瓦一致。他认为活在“男性优越的神话”中会让男女都受伤，所以男人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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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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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奉承令你感到不适，你可能经历过善意的性别歧视。它听起来很有礼貌，却会让你在权力格局中处于劣势。同样地，将女性描述为“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就是坚持认为女人会更频繁地动用自己的情感。由于在大多数当代社会中，理性都比感性更受重视，这就更加促使男性处于优越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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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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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只有白人女性才关心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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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里奇‖阿普特克‖克伦肖‖胡克斯‖戴维斯‖科姆拜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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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一场白人妇女会议上，美国黑人妇女选举权论者和教育家夏洛特·霍金斯·布朗 （Charlotte Hawkins Brown，1883—1961）讲述了她在孟菲斯乘坐火车前往会场的经历。她说起自己如何被一群白人男性强行赶出卧铺车厢，又如何被他们拖到“黑人专用”的日间旅客车厢。她满怀愤怒和屈辱地对听众说：“最令我伤心的是，车厢里有女人，却没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白求恩一起创立了全美黑人妇女协会，她请听众中的白人女性想想，如果换作她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她说：“请你们做几分钟黑人。”她接着告诉听众，黑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她说到黑人女性对私刑和强奸的恐惧，以及每天被迫忍受的攻击和侮辱。霍金斯·布朗试图迫使白人女性跳出自己的体验去思考，认识到白人女性的体验和理论是她们特有的，一直以白人为中心，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她从而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女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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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犹太白人作家阿德里安·里奇 （Adrienne Rich，1929—2012）再次帮助白人女性实现霍金斯·布朗所提议的转变：超越自己的特权去审视问题。里奇在《身份位置的政治笔记》一文中写道，在美国，电视“新闻”“告诉我国公民［共产主义］正在中美洲前进，自由正受到威胁，拉丁美洲受苦的农民必须被唤醒”。里奇认为这种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使白人陷入一种把有色人种都视为低等种族的话语，无法发现差异，探索差异，无法想象作为“有色人种”的情形，即使“只做几分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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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我们的并非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无法认识、接受和赞美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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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丽·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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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象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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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说，我们必须考虑身份位置的政治。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甚至从最开始……就拥有不止一个身份”。从一开始，“我被视为女性，也被视为白人”。里奇认识到，不同身份在同一个身体中共处，意味着“我不仅要理解拥有外阴、阴蒂、子宫和乳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要理解我所拥有的白色皮肤将我引向的地方，以及未将我引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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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身体特征。身份位置影响着世人对于我们的反应，并带给我们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体验。里奇解释说，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参见上文第9—11页）一直“试图从中心看问题”，即从女性的角度，而不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提出有关女性的问题。她说，我们都想创造一个无人主宰、人人平等的社会；“问题是当我们说着‘我们 ’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指的是谁。”她说，白人女性必须接受自己的白人身份，并认识到尽管她们作为女性被边缘化，但她们“也在把别人边缘化，因为［她们的］生活经历完全是白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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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娜·阿普特克 （Bettina Aptheker，1944— ）在《生活的挂毯：女性的工作、意识和日常经验的意义》中写道，如果白人女性真正希望了解有色人种女性的经历和遭受的压迫，她们就需要“转变中心”。这意味着要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经历作为主要视角，同时保持对自身位置的认识，这样，两个人或群体都能处于有价值的位置，并且真正实现对不同视角的理解。尼拉·尤瓦尔——戴维斯在《女性、种族和赋权》（1994）中引用了埃尔莎·巴克利·布朗教授的话说：“所有人都无须与自身做比较，也不必采用自身框架，就能学会以另一种经验为中心，验证它，并根据该经验自身的标准判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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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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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89年，法学教授、民权倡导者金伯利·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1959— ）提出了“交叉性 ”的概念，来解释黑人女性在同时受到多种力量压迫时拥有的是怎样的体验。在其开拓性文章《关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中，克伦肖请我们想象一个交通十字路口，许多条道路交会在一起，交通可以向任何方向流动。如果发生事故，可能是由来自任何方向、任何道路的一辆或多辆汽车造成的。同样，一个黑人女性可能受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阶级歧视的伤害，或同时受到所有这些方面的伤害，因为她就生活在这些交叉路口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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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肖指出，黑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既没有被纳入种族主义的法律范畴，也没有被纳入性别歧视的法律范畴，她们往往发现自己两头都得不到保护。例如，在1964年的“德格拉夫雷德诉通用汽车案”中，五名因非法解雇而提起诉讼的黑人女性未能赢得官司。通用汽车公司解雇她们的依据是“优先解雇最晚招募的员工”，而与歧视无关。法官说，她们显然没有因为是黑人而被解雇，因为黑人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她们显然也没有因为是女性而被解雇，因为白人女性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正如克伦肖所指出的，多年来，通用汽车雇用工人的优先级顺序一直都是白人男性，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正是由于黑人加上 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黑人女性处于最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尽管“原告若受到歧视，则显然有权获得救济”，但并不存在将两种形式的歧视结合起来的“超级救济”。黑人女性于是就身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十字路口，她们落入了法律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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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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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白人能理解贫穷或富有的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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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活动家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1952— ）指出，环环相扣的政治体系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核心特征，它们在19世纪就结合在一起，刮起了一场“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完美风暴。胡克斯说，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白人比其他人种优越，他们就像活动家安杰拉·戴维斯 （Angela Devis，1944— ）所证明的那样，同样也是“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开发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而这也就包括他们有权让白人奴隶主攻击和强奸黑人女性。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有利于手握生产资料的人。胡克斯把父权制定义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它坚信男性是天生的支配者，高人一等，被赋予支配和统治的权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女性和有色女性都受到这两种相互交叉的力量的影响，而中上阶级白人女性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胡克斯认为，更糟糕的是，白人女性并不急于引起人们对种族和社会特权的关注，因为她们也在从中受益，许多富有的白人女性都指望“有一个中下阶层、低眉顺目的受剥削女性来做她们拒绝做的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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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叉性到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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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交叉性带来了身份政治的发展。身份政治令人们认识到了差异，却也愈发导致各类群体拒绝相互合作，宁愿单独组织和抗议。这又导致女性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在大学和其他公共场所获得发言的机会。伊朗女性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玛丽亚姆·纳姆奇关注由身份政治引发的言论收缩问题。2016年，她在“当下的女性主义”播客上指出，对一些女性来说，言论自由是她们用来表示反对和抵制的仅有的自由，而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都要努力消除女性贫穷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纳姆奇说，女性应该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在平等和人权等更宏大的政治目标下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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