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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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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怪的短语来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考文垂·帕特莫尔的一首诗作标题。在这首诗中，他讲述了一位名叫霍尼亚的淳朴乡村女人的恋爱和婚姻故事，并对她的特性大加赞赏。他还探讨了“妻子的悲剧”（第九诗章第一诗节）。他说：“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霍尼亚努力地让丈夫快乐，虽然他显然是个难以对付的无聊之人。正如帕特莫尔所暗示的那样，妻子“把她的心拴到冰柱上”，但是丈夫的“每句不耐烦之语都会引出他的，而不是她的，又一句不耐烦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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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莫尔认为，妻子的工作就是把丈夫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她“天生”无私、温柔、不非议、优雅、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虔诚，最重要的是纯洁。这些吸引人的品质将对她的丈夫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成为（用今天的话说）“他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首诗非常受欢迎，作家约翰·罗斯金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家中天使”的说法。他坚信女人的天职是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家人；而她丈夫的领域乃是公共空间，他在那里挣钱和保护家人（这是“善意父权”的另一个发端，参见上文第34—35页）。罗斯金在文章《女王的花园》中解释道：“女人的力量在于统治，而不是战斗——她的智慧不是为了发明或创造，而是为了甜蜜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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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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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对此持有不同看法。1837年，她收到诗人罗伯特·骚塞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说：“文学不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可能是。”作为回击，她写下了小说《简·爱》。她不仅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相当多的“发明和创造”，而且还为女人想象出一个与前面所述完全不同的角色。简·爱本人“古雅、安静、严肃而单纯”，但她拒绝做天使，即使是为她爱的爱德华·罗切斯特也不行。“我不是天使，”她说，“我不是天使，就是到死也不会是。我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该在我身上指望或强求天上才有的东西，你不会得到的。就像我无法从你那儿得到一样。而且我一点也不指望。”（这是非常简练的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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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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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做无报酬的“家庭主妇”时，谁的日子过得最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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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简·爱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她感觉到一个可怕的身影，那与其说是她自己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家中天使”的对立面：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1936— ）和苏珊·古巴尔 （Susan Gubar，1944— ）发现，疯女人伯莎有着迷人的野性，她的脸庞是紫色的，面容浮肿，头发灰暗花白。她就像简·爱的另一个化身，只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出现，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危险女性形象。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噩梦：一个公然违抗当时所有规则、规范和期望的女人。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重写了伯莎早年的历史，使她获得了重生。在这本书中，读者发现，伯莎是被不再对她抱有欲望的丈夫逼疯的——他更改了她的名字（她原名安托万内特），更换了她的住处（把她从牙买加带到英格兰），并囚禁了她。她的命运也是拒绝成为天使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像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女性疾病》（1985）中指出的那样，那些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范的人，发现自己被贴上了“离经叛道”、“有悖自然”和“疯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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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更消极的反抗者来说，等待她们的则是另一种命运。1877年，美国医生塞拉斯·韦尔·米切尔在医学著作《脂肪与血液》中提出，患有神经衰弱（一种以极度消瘦和贫血为特征的疾病）的女性应该接受休养疗法，包括被强制卧床休息、隔离和强迫进食。他说，这一疗法“可以管教通过患病来逃避家务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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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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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垂·帕特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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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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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意味着成为“家中天使”，因而充满了危险。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Woolf，1882—1941）在一篇题为《女性的职业》的演讲中写道，如果有一天你也感到内心有个声音在敦促你“要富有同情心；要温柔；会奉承”，“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猜到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能会像伍尔夫一样，想要亲手扼杀这个声音。可是伍尔夫说，在那之后，一个女人“只需要做她自己。啊，可是‘她自己’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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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心中的那个声音：“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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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弗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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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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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的收入为什么比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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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巴布科克‖拉斯切弗‖桑德伯格‖沃尔拜‖莱姆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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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一份工作、每一个行业都有女性的身影。我们有女总统、女外科医生、女核物理学家、女卡车司机和女焊接工。乍一看，女性似乎享受着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平等的薪酬待遇——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呼小叫呢？因为很不幸，虽然法律试图防止职场的不平等，但以美国为例，女性在同等工作岗位上的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54%—79%，在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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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詹妮弗·索尔 （Jennifer Saul，1968— ）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中指出，女性所面对的一大问题在于她们一直被社会视为抚养孩子的人。这无论对无子女的年轻妇女和对有子女的妇女都会造成损害。因为公司认为生育和养育子女的问题会影响妇女的自我效能和潜力。索尔指出，任何工作的遴选程序都倾向于能够最好地履行工作职责的人，如果女性被认为有（或以后可能有）其他责任，并且会干扰工作，那么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将被降级。索尔说，结果便是得到高薪和高福利工作的男性比女性多得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女性很难从这种文化视角中解放自己，很难被视为专业人士，而只会首先被视为女性，其次被视为劳动者。（这是女性遭受“第二份工作”之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参见上文第105—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