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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自由派和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争论色情行业对女性的物化，以及色情到底是拓宽还是削弱了女性对性的探索，抑或对她们的自主权构成了威胁。德鲁拉·康奈尔等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主张言论自由倾向于反对用法律限制色情制品。另一方面，如卡罗琳·布隆斯坦等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从更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绝对色情制品的增长。她们认为由男性制造，基于男性视角，为男性谋利的绝对色情制品，是对女性平等进步的更广泛、更有系统性的反冲表现之一。激进分子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让女性待在她们被限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内：“让她们安分守己。”安德里亚·德沃金 等激进分子认为，通过将女性描绘成“引起男人勃起的对象”，同时允许男人肆意地对待“那个对象”，甚至可以使用暴力，色情制品使女性在所有男性观者眼中堕落并丧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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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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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的伴侣希望你看起来像未经青春期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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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色情和全身巴西脱毛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盖尔·迪内斯 （Gail Dines，1958— ）对色情行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书写，她声称色情业的广大受众正在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期望。她说，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她在TED演讲“成长于色情文化中”中谈及，就连人们日常浏览的入门级色情网站上的“常规”主流色情制品，通常都不论长幼，充满对所有女性的暴力行为。鉴于男孩开始观看色情制品的平均年龄是十一岁，迪内斯说，这意味着色情制品已经成为儿童性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们正在通过这些网站了解“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网络色情开始支配男孩和男人对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包括外表）的看法，以及他们该如何对待女性。迪内斯说，网络色情制品告诉男孩和男人，女人总是“做好了准备”，她们的女性气质使她们“天生”顺从。她们已经准备好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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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内斯发现，其结果是男孩在身体和情感上变得麻木，他们与人维持亲密的能力受到限制，变得越来越抑郁；而女孩和妇女则发现自己在性方面被期望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行事。2016年，接受《国际澳大利亚计划》和《我们的观察》杂志调查的女孩表示，要在现实生活中满足男孩在网上看到的形象（拥有色情“明星”的夸张外表、角色和行为，把自己的身体仅仅作为性辅助工具呈送给他们），她们感到压力很大。在被问及第一次性经历时，一名接受调查的女孩说：“我觉得我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他似乎很喜欢。”她的这番简短回答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看来将完全缺乏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完全没想到女人也应该在这种经历中获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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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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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内斯声称：“这种文化正在将年轻女孩社会化……让她们把自己变得过度性感和色情化。”它要求女孩看起来像色情明星，包括“全身脱毛”。另一方面，“沃斯全球时尚网”的时尚趋势预测专家艾玛·贝利认为，女性应该将反对脱毛视为一种一举两得的事业。“随着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自信，她们摒弃了男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女性气质概念的束缚，她们的体毛正成为她们重获独立和话语权的工具，这是一种日益坚定的身体态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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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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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如果我怀孕了，别人能决定我该不该把孩子生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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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蒂格‖米利特‖贝桑特‖雅各布斯‖桑格‖芒迪‖舍温‖波伏瓦‖汤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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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一位名叫维塔·哈拉帕纳瓦的孕妇因严重腹痛和先兆流产住进爱尔兰的一家医院。虽然她已无法继续妊娠，但因为胎儿仍有心跳，此时引产属于非法，所以医生无法对她施行引产手术来挽救她的生命。几天后，维塔就流产并最终死于血液中毒。她就这样死在21世纪的一个富裕国家里，身边有着挽救其生命的所有医疗设备。她丈夫说：“我们必须改变法律。”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都同意他的观点，而堕胎对女性主义来说更是一个独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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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去世之时，爱尔兰法律规定，即使在“复杂情况”下，如怀孕涉及强奸、乱伦、致命的胎儿畸形或危及母亲健康，终止妊娠（堕胎）仍属非法行为。而有些国家虽然宣布堕胎为非法行为，但在上述类似情况下，则允许堕胎。今天，世界各地许多女性仍面临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例如，在马耳他和海地，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即使女性处于生命危险之中也无法例外。在萨尔瓦多，政府严防女性堕胎，以致流产或死产的女性经常被怀疑故意堕胎，最长可被判处四十年的监禁。1998至2013年间，萨尔瓦多有600多名女性因流产而遭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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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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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莫妮卡·威蒂格 （Monique Wittig，1935—2003）和美国的凯特·米利特 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将生育政治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她们说，女性必须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任何人都不应该控制别人的身体。这适用于任何情况，而不仅是“复杂情况”。包括在女性怀孕之时，孕妇也必须保有控制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免费避孕和对堕胎的诉求”是英国女性解放运动最初提出的四项要求之一，并于1970年在英国第一次全国妇女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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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提出了这样一种类比：有一天晚上，一家音乐协会的人绑架了你，把你安置在一张病床上。你是唯一一个血型匹配的人，你的血液可以挽救一个垂死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用你来维系他的生命，如果你拔掉抽血针头，他就必死无疑。在这种非自愿的情形下，你是否有道德义务留下来？小提琴家的生命权是否凌驾于你的决定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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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为了应对越来越危险的“后街”堕胎，建立了地下安全堕胎服务机构，正式名称为“堕胎咨询服务处”，并以“简”为代号在女性中广为流传。1995年，劳拉·卡普兰出版《简的故事》一书，记录下该机构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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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女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她就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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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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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认为，促使女性考虑终止妊娠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某种关系或环境中）缺乏人身安全、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经济来源（抚养子女）、没有家庭支持（使其能够兼顾工作和抚养子女），或有严重心理问题（特别是强奸致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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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家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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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在著作《永不回头》（2002）中追溯了堕胎的历史，指出堕胎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采集和狩猎部落中，各社群也会由于粮食供应短缺而设法限制生育，包括利用草药来避孕或堕胎。但是自从农业时代在大约12000年前开始，尽管堕胎很容易，而且不受宗教或世俗法律的谴责，但是儿童作为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所以家庭规模开始不断扩大。在北美，直到1880年，所有州都允许堕胎，而报纸上充斥着堕胎药和从事堕胎服务者的广告。唯一的限制条件是堕胎必须在“胎动初觉”之前，即孕妇感觉到胎儿在子宫里活动之前。这意味着生命开始的时间由母亲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