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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在著作《永不回头》（2002）中追溯了堕胎的历史，指出堕胎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采集和狩猎部落中，各社群也会由于粮食供应短缺而设法限制生育，包括利用草药来避孕或堕胎。但是自从农业时代在大约12000年前开始，尽管堕胎很容易，而且不受宗教或世俗法律的谴责，但是儿童作为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所以家庭规模开始不断扩大。在北美，直到1880年，所有州都允许堕胎，而报纸上充斥着堕胎药和从事堕胎服务者的广告。唯一的限制条件是堕胎必须在“胎动初觉”之前，即孕妇感觉到胎儿在子宫里活动之前。这意味着生命开始的时间由母亲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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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说，虽然天主教会也承认“胎动初觉”是“灵魂赋予”之时，但是它还是在1869年宣布彻底禁止堕胎，从而彻底改变了世态。与此同时，西方人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对“理想家庭规模”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以致每个家庭从七个左右的孩子降至四个。无论男女都希望少生孩子，然而此时堕胎却已变成非法行为。在英国的安妮·贝桑特 （Annie Besant，1847—1933）、荷兰的阿莱塔·雅各布斯 （Aletta Jacobs，1854—1929）和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 （MargaretSanger，1879—1966）等人的努力下，避孕用具的开发和销售开始使女性获得了控制生育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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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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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人自己，应该由别人决定她的身体该如何使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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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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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儿童数量的下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担心本国人口减少，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政客开始将避孕和堕胎定为犯罪行为。尽管苏联曾提供过合法堕胎服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也为了增加人口而禁止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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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倡导一种颂扬母亲的文化姿态，并把寻求避孕的女性贬低为自私的“寻欢作乐者”，因而女性被鼓励去生育更多的孩子。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只有某些女性群体被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贫困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有残障或精神疾病的女性不仅受到劝阻，而且有许多人被威逼或强迫绝育。在美国，学者亚历山德拉·斯特恩和米罗斯拉夫·查韦斯——加西亚的研究表明，在1909至1979年间，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2万多人被施行绝育手术。无独有偶，除了美国，欧洲、拉丁美洲、日本、中国和俄罗斯都采用了优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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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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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当国家试图干涉生育时，无论男女都会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的动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堕胎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非法的，女性仍在继续寻求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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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孕之时和怀孕之初，也就是在“胎动初觉”出现之前，竟然没有人相信人的生命已然存在；甚至连天主教会也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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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J. 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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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女性进行非法堕胎，实施者是不熟练的后街堕胎技师或孕妇本人。这些非法堕胎手术的过程非常危险，造成全球大量女性死亡。资深女性主义运动者戴安娜·芒迪 （Diane Munday，1931— ）忘不了其中的恐怖，以及女性的死亡是如何被掩盖的，因为非法生育和堕胎都带有巨大的耻辱。对孕妇而言，这些选择都暗含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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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L. B. 哈达德和N. M. 努尔的研究，在世界部分地区，非婚生育仍然会导致女性被赶出家门，无法生存。因此，非法堕胎继续大量发生。在论文《不安全堕胎：不必要的孕产妇死亡》（2009）中，她们将非法堕胎描述为一种“绝望的选择”，如今全世界每年仍约有六万八千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另有五百多万人遭受长期的并发症折磨。在委内瑞拉，堕胎是十二至四十九岁女性的第二大杀手；而在印度，每天约有十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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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个人才能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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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舍温 （Susan Sherwin，1947— ）发表了《女性主义伦理视角下的堕胎》一文，她指出在对待堕胎的方法上，女性主义与其他运动或学科不同，因为女性主义重点分析的是女性如何怀孕。她认为，女性应当有自主权，而其自主权要有意义，就必须包括堕胎的自由，原因在于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难以拒绝男性对她们身体的性接触。她说，反堕胎运动可能会要求女性“选择拒绝性生活”，但这未免过于简化了现实。性胁迫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尽管有些女性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们已经被社会化，成为顺从和顺应男人愿望的人。女性还受到生育胁迫（这是一种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指的是男性伴侣为了使女性怀孕，不顾女性的反对，强迫女性进行不受保护的性行为）和强奸的威胁。女性有可能意识到自己遭受了生育胁迫（当男性使用威胁手段时），也可能意识不到（在避孕方法被以某种形式破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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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温说，虽然女性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性生活，她们却仍然要负责照顾意外怀孕出生的孩子。这意味着女性被置于一种窘迫的境地，一方面需要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又无法工作（除非她是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女性，可以负担得起儿童保育的开支）。舍温说，当一名女性被剥夺堕胎的权利，手头又没有可观的存款时，她就只能被迫与相关男性建立一种性忠诚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延续了压迫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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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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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决定终结堕胎给女性带来的耻辱，其中343人在一份日报上发表声明，证明她们每个人都堕胎过。西蒙娜·德·波伏瓦 名列榜首。几个月后，西德女性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西德、意大利、印度和英国都放宽了堕胎法。1973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法院裁决州政府不得干涉女性在怀孕后的前六个月选择堕胎的权利。在这项裁决下达的一年后，美国女性的堕胎死亡率从0.018%下降到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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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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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生育公平”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概念。她们指出，如果社会能更多地支持母亲和儿童，帮助孕妇和母亲继续工作或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并生活在安全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种社会改善必然会带来堕胎数量的减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可能会为这一目标喝彩，她们会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女性也不应该只剩下“绝望的选择”。她们还重申了美国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 （Judith JarvisThomson，1929— ）提出的道德论证：如果女性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那么她们就有权不让别人违背她们的意愿使用她们的身体。这意味着，只要这些权利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保障，当你发现自己怀孕了，只有你有决定做什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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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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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害怕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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