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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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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生育公平”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概念。她们指出，如果社会能更多地支持母亲和儿童，帮助孕妇和母亲继续工作或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并生活在安全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种社会改善必然会带来堕胎数量的减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可能会为这一目标喝彩，她们会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女性也不应该只剩下“绝望的选择”。她们还重申了美国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 （Judith JarvisThomson，1929— ）提出的道德论证：如果女性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那么她们就有权不让别人违背她们的意愿使用她们的身体。这意味着，只要这些权利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保障，当你发现自己怀孕了，只有你有决定做什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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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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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害怕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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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麦克金农‖米利特‖里奇‖德沃金‖布朗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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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遭受熟人或陌生人暴力侵害的问题，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与主流媒体的描述大相径庭。在《父权制理论》（1990）一书中，西尔维亚·沃尔拜 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强奸和家暴是少数有心理问题的男性造成的孤立事件。”然而，沃尔拜继续解释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认为是控制女性的体制的一部分”。这一体制就是父权制，女性主义者认为，暴力威胁是维持这一制度的最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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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提请读者注意父权制的不同形式，并对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她说，父权制有六种运作形式：在家里（女性被要求提供免费劳动，满足男性伴侣的期望）；在工作场合中（女性将遭遇薪资、惯例和待遇方面的歧视）；在国家层面（法律从根本上偏向男性）；通过父权制度（包括宗教、教育和媒体，这些机构从男权视角来定位女性）；父权制的性关系（不同性别需要遵从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期望）；男性暴力。沃尔拜说，最后一项并不是随机的，也不能归因于个别男性的意图，因为它是在模式化和系统化的标准中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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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研究了诸如凯瑟琳·麦克金农 、凯特·米利特 和阿德里安·里奇 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发现这些作者都认为，男性在性方面物化了女性，把女性贬低为“纯粹的性对象”。她们说，这种物化超越了传统的性活动场所，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场所），以致女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在父权制中，异性恋的作用是建立男女间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由此被沃尔拜描述为“男性支配女性的核心制度”。这意味着性和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沃尔拜指出，安德里亚·德沃金 通过调查异性恋色情作品探讨了这一联系，并发现它通常包含“对相关女性的暴力性支配和羞辱”。沃尔拜认为，如果男性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并支配她们，“性就成为男性支配女性的领域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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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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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侵犯、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性骚扰和儿童性侵——必须被理解为父权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这些行为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向女性吹口哨的男性，另一端则是强奸与儿童性侵。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男性会攻击女性而有些男性不会呢？沃尔拜发现，有一种分析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实施强奸的都是有严重心理问题的男性，他们童年时就出了问题，“没能形成正常的男性气质”。沃尔拜质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多数强奸犯不会在法庭审理期间或之后被移交给精神科医生呢？为什么强奸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心理现象呢？而且，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极少数强奸案，而每个社会的强奸案数量都很高，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全球数据显示，全世界约35%的女性经历过身体和/或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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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是，我遇到的每个男人都想保护我。真搞不懂他们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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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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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注意到，另有一种理论称，实施强奸者的阶级背景是问题的答案。其观点是，处于阶级底层的男性之所以对女性采用暴力，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挫败。在极端的经济压力下，他们会用暴力对待自己的女性伴侣。这一理论经过进一步发展后得到的变体是：在社会秩序的底层，工人阶级男性由于与社会制度的疏离，形成了与其他阶级男性不同的价值观，造成一种异常的暴力亚文化。如果阶级真的是强奸发生的理由，那么将有很高比例的工薪阶层男性是强奸犯，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沃尔拜指出，1982年，黛安娜·罗素成功开展了一项关于“暴力强奸妇女案和强奸妇女未遂案的普遍情况和发生率”的研究，结果表明，强奸犯在各个阶层的分布是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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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研究还表明，强奸犯也不存在种族分布上的差异。虽然也有人试图把种族问题与强奸的发生相联系，但是不同种族的强奸犯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其实，阶级和种族的争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男性强奸犯要把他们的“挫败”发泄在女性，而不是一般人群身上。沃尔拜说，关于为什么男人会对女人发动性攻击，任何可信的理论都必须考虑性别和性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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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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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激进女性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 （Susan Brownmiller，1935— ）出版了一部关于强奸的历史巨著：《违背我们的意愿》。她发现，在古巴比伦和其他文化中，强占和强奸妇女的现象极其普遍，因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彩礼”习俗：向女人的父亲支付一笔钱，作为新娘价值遭到贬低的补偿。根据古巴比伦、古希伯来和古希腊的法律，彩礼的价值为50枚银币。布朗米勒写道，强奸就这样被写进法律成为针对新娘父亲的犯罪——“侵占了他女儿在市场上的合理价格”。强奸也成为战争中获胜者的常见行为（今天仍在继续），它证明了另一个民族的彻底失败（被征服的男人甚至无力保护“他们的”女人），并在被征服者的血脉中引入了征服者的基因。布朗米勒认为，强奸被男性视为征服者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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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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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人对于女人想要什么的观点会凌驾于女人的真实需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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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米勒还追溯了追究强奸责任的历史，因为这一责任从最开始的完全由男人承担，转而以某种方式扯上了女人。例如，在古希伯来文化中，一个被强奸的已婚妇女要和强奸犯一起被石头砸死。长老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女孩有在被侵犯的过程中尖叫，她就会获救。”布朗米勒注意到，在今日世界各地的法庭上，人们仍然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存在了几千年的错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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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用身体抗议和挣扎，他还是强行进入了她的身体。这是他征服她的手段，是对力量的终极考验，是男子气概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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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布朗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