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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社会学家勒范恩和他的研究团队近年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的经验研究，其中他们使用了三种生活速度的指针：城市当中的走路速度，到邮局买邮票所花的时间，以及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对此我已有深入的探讨（Rosa, 2001），这种路径最好只被视为一种非常初步的初探性尝试。因为若要对于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进行彻底的分析，这种做法还是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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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宾森（John P. Robinson）和古德贝（Geoferry Godbey）所出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Robinson and Godbey, 1996），但这种研究所提出的反证似乎只是一种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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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这些证据的概览式的讨论，参阅Rosa, 2005a: 19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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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果读者们想知道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这件事，那么我推荐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献：Linder,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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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里我先不去看我的计算方式的缺陷。因为，就算收发电子邮件所需的时间真的减半了，我们还是得花时间来构思与思量邮件的内容，而这相对来说是无法加速的。这也许可以很好、很关键地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被电子邮件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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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时间的世俗化，可以参阅Taylo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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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阐述这种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献，就是歌德的作品，例如《浮士德》或是《威廉·麦斯特》。难怪，如同欧斯顿（Manfred Osten）曾指出的，歌德的作品可以被诠释为对加速社会的丰富的描述与批判（Ost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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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里无法对此再多加讨论。详细的讨论，可见Rosa, 2005a: 27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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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以，在西方社会，当年轻人在谈论游戏机、电子邮件、DVD等等时，老一辈人常常无法理解年轻人所用的那些“科技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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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此种减速的加速形式，可见Seiwer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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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Virilio, 2002, 1997；参阅Baudrillard, 1990; Jameson, 1994, Fukuyama, 1992。福山实际上是沿着从科耶夫（Kojèv）和黑格尔而来的传统，参与这场关于“后历史”的讨论。对于德国哲学家拜尔（Lothar Bair）来说，他在《论加速的十八篇论文》中认为，加速和变迁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表层”，其深层结构并没有什么改变（Ba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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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将会在下一节交代这最后一种减速形式与现代社会加速总体过程之间的关系。对此内在关系更为系统且彻底的解释，参阅Rosa, 2005a的最后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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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科技让人维持着一个不断膨胀的人际关系——不论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已然达到了一种所谓的社会饱和状态。这种饱和状态的改变，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整个文化，缓慢累积，然后再一次爆发出来，让我们惊觉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已经回不到过去了。……通过文化饱和度的不断提高，我们以前所有对于自我的假设全部都动摇了；传统的关系模式变得好陌生。新的文化正在生成。”（Gergen, 1996: 24 f., 113 f., 9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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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第二章 社会加速与当代批判理论的诸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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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批判理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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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我一开头所提到的，我的目标是描绘一个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那么我首先必须交代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的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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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必须忠实于这个传统的各个思想家［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Erich Fromm），再到哈贝马斯、霍耐特］的初衷，但不用过分拘泥并限制于方法论方面的原则。一方面，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之间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也可能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分析。事实上，方法论或是真理本身，都会受到历史条件的约束与限制，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无历史性质的认识论真理，而且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必然会与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密切相关。这种认为理论与历史有着密切关连的看法——这也是这个学派的思想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信念[1]——会认为批判理论的新路径，不必盲目遵守或重复旧的方法论观点与旧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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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批判理论的宗旨是什么？这里，我想采纳霍耐特的建议，认为指出社会病状，不只是批判理论，也是一般意义下的社会哲学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所谓社会病状不只意味着“社会（物质和/或符号）再生产”这项功能遭到扭曲或出现了失调，而是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可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或变迁。所以，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总是会蕴含着规范性的内涵。然而，用以评断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规范，（至少我认为）不能脱离历史脉络、超脱社会立场而推导出来。批判的规范基础应该奠定在社会行动者实际的经验之上。但是，痛苦的感觉不必然等同于有意识的反抗。因此，社会行动者总是有可能在遭遇并承受些什么而不自知。这就是批判理论之所以提出虚假意识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因。本书后文当我重拾批判理论传统的异化概念时，会再详细谈到这点。不过，对于这些要点的论证过程有一个毫无疑问之处，就是如果要判断人们是否承受痛苦与遭受异化，那么这个判断不能仅根据外在的、人类的天性或本质。在21世纪，必须要根据社会行动者自己的（负面的）感觉、信念、行动，才能对痛苦与异化的存在与否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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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别处已提到的（Rosa, 2009），对我来说，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当中最值得采取的途径，就是根据行动者自己所认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来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实践。尤其在我对泰勒（Charles Taylors）的作品作过详细的研究之后（参阅Rosa，1998），我相信人类主体在行动与决策当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持续受到美好生活的想象所引导。我们之所以是一位社会行动者，是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走向何处，是因为我们认为行动会创造美好且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对批判理论来说，最值得采取的讨论切入点，不是人类天性或本质，而是社会所造成的痛苦，并由此批判性地分析美好的观念和实际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让主体想去追求美好，却又让主体必然无法真的实现美好的那种社会情境，必然就是社会批判首要针对的目标。所以，就我来看，我们想要实现的自由、自己决定怎么过生活的自主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自主性，向政治阻碍、结构阻碍、社会阻碍进行抗争以求解放，一向都是批判理论传统的核心。不过这并不能用一个普世皆然的规范来当作判断基础。承诺要有自主性与自我决定，相信人类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去发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力、需求与希望的生活，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政治社群应该要民主地组织起来以创造有利于美好生活的条件——这些都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的计划”的核心。因此，若有社会关系会损害自我决定的能力、侵蚀个体自主性与集体自主性的发挥的可能性，都应该被指出并加以批判，因为这些社会关系系统性地阻碍了人类去实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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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这样一种策略，本书所建议的讨论方向会将批判理论传统再区分成两个层次：第一，要满足如霍耐特所提出的“超越内在世界”的准则（Honneth, 2007）。这个层次的要求在于，社会行动者自己知道比较好的生活形式与社会形式是什么，他们会揭露出批判理论想指出的那种病状的感觉，然后会从中形成某些可以在日常实践当中克服这些病状的知识。这种讨论方式是我比较赞同的，因为关于美好的概念，以及行动者的日常实践，这两者长远来看是无法完全区分开来的，除非生活在一个彻底的恐怖政体当中。一般来说，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都需要符合行动者关于美好的看法，才能具有正当性，因为在行动者眼中，正是这种关于美好的看法，让他们努力向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的”批判理论的版本也会继续把社会生活视为一个总体形式，并在此意义上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以及近年来许多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同意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没有像社会这类的东西”，顶多只有一堆不同个体（和家庭）和一堆个别的行动聚集在一起而已，所以都反对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总体性的结构法则所确立的整合的整体。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总坚持认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行动方式，都应该、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批判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造成社会形式的规律性与发展动力，进行指认与批判分析。所以我认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Kritischen Theorie sozialer Beschleunigung/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解释从早期现代，到“古典”的、福特主义的现代，再到“晚期现代”的这一连串现代生产体制与消费体制的转变。并且，更有甚者，还可以解释认同形式与政治文化的转变，因为这些或多或少都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加速过程的必然后果。所以我在上文当中尝试将（广泛意义下的）现代化的历史重新诠释为一种社会加速的历史，且社会加速让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下子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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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熟悉批判理论近来争论的读者来说，我的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大放厥词。因为当今最为人所知的批判理论的版本——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理论——对于社会总体性的观念的探讨，和我是相当不一样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任何社会的“综合体”都以相互理解的情境（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以及由沟通所形塑出来的生活世界为基础；而对于霍耐特来说，是承认情境（Anerkennungsverhältnisse）建立了社会的基础。因此，接下来我想先简短讨论一下这些理论跟我的加速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加速并没有实存性，而是过程，所以我不会说加速建立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或基本综合体，而是会说，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逻辑，以及推动力。因此，我不会反对互动条件（包括相互理解情境以及承认情境）形成了社会的基础，我想说的是这两种批判理论都不能不交代动态面向与社会加速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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