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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二种去背景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去推断一种晚期现代时间体验的体验短/记忆也短模式的普遍趋势。人们越来越常参与一些非常断裂孤立的活动或脉络。我们可能会去健身中心，然后去主题公园，再去餐厅和电影院、动物园，参加研讨会、商务会议，去一趟超市，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造成了孤立的行动和体验片段，无法整合地或有意义地将彼此联结在一起。最后，人们几乎记不起来曾经到过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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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本雅明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界定过这种趋势了。他区分了体验（Erlebnisse）（体验是片段的）和经验（Erfahrungen）（经验会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跟我们的认同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我们自己非常重要，会触动我们或是改变我们）。本雅明认为，我们可能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贫乏的时代。仔细回想一下，这两种概念其实不难区分。本雅明就举过例子，我们常常会需要纪念品，这种外在的记忆足迹有助于我们想起体验时刻，但我们不用纪念品也可以回忆起真正的经验。所以本雅明认为，这也难怪纪念品对当代旅游来说变得如此重要。我自己也得坦承，我也常常需要翻日记去看看我是不是到过某些城市（或开过某些会议）。单凭我自己的“内在记忆”，是没办法回想起这些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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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雅明没有料想到的是，就算是纪念品，若没有某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痕迹，也起不了作用。人们当然会想留下一些纪念品或照片，来回想初恋、第一趟自助旅行。但渐渐的，对这些收集起来的纪念品或照片可能也会感到厌倦。这些东西不再跟我们诉说些什么了，它们“冷却”了。它们不再有搅动我们内心的力量，因为它们就仅仅是外在的体验痕迹，而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才会像本雅明所预言的，我们的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是生命经验却越来越贫乏。结果就是，时间似乎“落得双重下场”：飞快流逝，却又在记忆里不着痕迹。事实上，这可能是对晚期现代时间流逝如此飞快的核心解释。就像上述的行动和商品没有“吸收时间”一样，我们也没有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而且，对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和经验缺乏完全的吸收、占有，会导致严重的自我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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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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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还有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商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所以我们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产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也就不令人惊讶了。格尔根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乘车的时候，电话里，通过电子邮箱，在工作场合，等等）有很多的社会接触，使得人们完全“过度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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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面的社群当中，身边周遭的人的样貌是相对不变的。出生和死亡会带来改变，但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更不用说城市或国家）的移动却是很困难的。今天社会关系的维持则完全相反。算一下，从家里、晨间电视新闻、车上广播、火车上同行乘客、地方新闻，一位通勤者会在一天的开头两个小时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论这些人是直接所见的，或是从影像上看到的），这可能是生活在社群里的先人要花一个月才会遇到的人的数量。（Gergen, 1996: 11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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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世纪的科技，我们所参与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关系接触的潜在频率，关系的表现强度，以及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全部都稳定地增加。当这种状况变得极端时，我们就全部都处于社会过度饱和的状态。（Ibid: 114, cf. 9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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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得我们在结构上不太可能真的与彼此“有关系”，但还是可以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有可能跟别人交换信息、进行事务合作。然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有兴致知道别人的人生故事或是人格问题。我们下班后去喝一杯吧！好，但是我们不会想要聊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想建立泰勒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Taylor, 2009）。因为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了。在快速变迁、快速相遇的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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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我上述的论证来看，几乎不证自明的是，自我异化也许就会成为晚期现代加速社会当中不断逼近我们的危险。如果我们与时空、行动、体验、互动伙伴的关系都异化了，我们很难避免深度的自我异化。这是因为，就如泰勒和许多其他所谓的自由社群主义的辩论（以及再之前的辩论）当中很有说服力地提到的，自我的感觉与认同正是从行动、经验与关系，亦即自我们所处（以及让自己所处）的时空、社会世界和物界当中所形成的（参阅Rosa, 1998, 2005a: 352 ff.）。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需要的物，都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可能描述、确立我们身份认同的素材。然而，若这些事物都无法好好地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也难怪我们也越来越不想听别人的人生故事）。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感觉的，都有赖于我们在经历变动时所身处的背景，而我们却不再有能力将这些背景整合进我们自己的经验与行动。这也造成了埃伦博格所说的“自我的耗尽”，甚至是过劳或抑郁（Ehrenberg, 2008；参阅Rosa, 2005a: 388 f.）。如果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我们的立身处事、我们所关心的事有关（Frankfurt, 2001: 98 ff., 201 ff.），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稳定的、有方向的重要事物的先后顺序，那么我们的自我关系就会遭遇危险、受到干扰。与世界产生异化以及与自我产生异化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安静下来”的时候，这种异化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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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然，我知道教徒不会去这样考虑信教问题。不是你选神，而是神选你。以此而言，宗教关系其实是“前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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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参阅罗萨（Rosa, 2005a: 222 ff.）所尝试的对此观点的完整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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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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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本书所呈现的关于晚期现代生活的阐述，还不够全面和客观。本书不断强调速度带来的危险和陷阱，忽略了速度提供的优点和机会。此外，我不断提到的异化概念，定义上还相当模糊不清，也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哲学方面的意涵。然而，本书并不是要提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版本的批判理论，而是试图在两方面铺平道路和提供基础。第一，我希望指出，我们需要对晚期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提出一个广泛的分析和批判。第二，我想说明异化概念为什么值得重新引进当代的批判理论。我相信［而且我也相当同意拉埃尔·耶基（Rahel Jaeggi）在她重要著作当中的建议（Jaeggi,2005）］，要重新引入异化概念，并不需要再回过头去处理人类本性或人类本质概念。从我的分析来看，我们并不是与我们的真实内在本质产生异化，而是与我们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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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晚期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体越来越倾向于用不断购物的方式来弥补无法真正获取、习得物品的遗憾，并且将购买与消费混淆在一起，那么这些现象对于尚未成为主流、尚不完美的异化批判与“错误需求”批判来说，就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出发点。这并不是说社会理论家可以很玄地知道“我们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而是说消费主体自己会表露出不满的形式和补偿遗憾的形式，而这可以通过细心的内省方式来加以分析。更何况，这种对于“奠基在加速之上的异化”的批判出发点，并不是错误地认为有一种理想的主体性可以免于内在张力、冲突、分裂。从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阿多诺，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者，都对“真正的本真性”多有批判，并且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任何想消除政治异化和文化异化的企图，无疑都会导致哲学、文化和政治的极权主义形式，也会导致个人独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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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人类主体无可避免地是去中心化、分裂、充满张力的，而且无法否认欲望与价值观念之间有无法调和的冲突。然而，晚期现代的由速度、竞争、截止期限所造就的强制规范，创造出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揭示出一种新的异化形式，而且批判理论必须要讨论这种异化形式。第一，这些强制规范导致了一些行为模式和经验模式并不是来自价值或欲望，而是来自与主体的持续异化。第二，与像基督教会这样的社会文化体制类型完全相反，晚期现代情境没有一种潜在的“调解”观念或制度。所有的错误和缺失都直接落到个体身上。如果我们不开心，或无法留在竞赛当中，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这带来的一项后果是，晚期现代加速社会当中的人越来越无法整合和协调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时间视野。我们日常行动的模式、结构、视野、期待，即便我们可以掌控它们，它们也越来越脱离我们为我们整体生活所发展出来的期待与视野，脱离我们关于生活规划的时间认知。还有，如我试图指出的，我们也越来越无法将我们的个人时间结构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间（姑且先不管宇宙时间）有意义地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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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社会时间结构批判，社会加速驱动力批判，以及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要是人们觉得世界变得太不稳定、太快了，那么这些批判主题就也许会是唯一合理的分析切入点。如果这个世界太难捉摸，以至于人们也没办法按照计划形塑政治意见，没办法理性地重构政治意见，也没办法去认识、掌握政治意见，那么这不是造成异化的原因，而是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的核心来源是因为晚期现代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彻底的（时间面向的）扭曲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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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期现代主体来说，这个世界（包括主体）已经变得沉默、冷淡、漠然，甚至令人感到憎恶。然而，如果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回应性”即是异化真正的“对立面”的话，那么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沉默、冷淡、漠然、憎恶就完完全全表明了一种最外显、最深层的异化形式。当然，关于生活的非异化形式的概念，还需要一个完整的探讨。现在，我对这个概念心中还没有想法。但是我相信，世界的“沉默”，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麻木冷漠”，对所有现代社会批判分析的“病状”诊断来说都是最持续，也是最险恶的情况。我们会呼唤世界，并且等待一个也许永远得不到的回答。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像加缪（Albet Camus）那样的存在主义者的荒谬想象，而是也存在于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观念的核心当中，存在于韦伯的袪魅化概念当中、涂尔干的失序分析当中、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或霍耐特）的物化分析当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被工具理性全面支配的恐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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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是阿多诺提出的解药；在我看来，这个解药正确地界定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相互“回应”的互补关系。在西方人类历史当中，至今有两个伟大的文化形式，或称作文化系统，让这个世界具有“回应性”：宗教——它允许“在人世间之外”有一个或数个有回应的神明；还有艺术（诗歌，以及音乐）——它唤醒用诗歌来回应的世界，就像浪漫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1]因此，也许可以说“宗教的回归”和日常生活越来越无处不在的“音乐化”（今天在超市、电梯、机场等总是会播放音乐，越来越多人出门也都会戴着耳机尝试让自己有“自我共鸣”的感觉，同时也是通过戴上耳机来表现出与环境毫无共鸣的关系）事实上也是晚期现代的共鸣失败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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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对我来说，似乎可以认为“美好的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用泰勒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共鸣轴”而震动。这条轴线会在主体与社会世界、物界、自然、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中铺展开来。以此而言，共鸣意味着“与异化不同”。当然，这个概念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或感性的概念，而非一个认知性的概念。“我们和世界是否有着一种共鸣关系”这个问题，跟“我们如何在认知方面理解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没有关联的。相反的，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合理或吸引人的故事，述说着仁慈的神或梦幻且“深层”的天性，这与我们的“在世存有”的认知密切相关，而且在世存有的认知比起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还要再前进一个层次。如果这个世界对人毫无吸引力，冷淡而漠然，那么任何关于神或是天性的故事都不会有可信度。但是显然的，我们对于自我的理解和对于世界的理解的认知结构，也会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比如，要是我们觉得撒旦潜藏在每个角落，那么我们当然就会觉得世界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如果人们相信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人类唯一的目标就只是要（工具性地）满足自己的偏好和追求效用功能，那么毫不意外地，人们也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沉默无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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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说法都还只是推测，但是我想这些推测已经足够有趣到促使人们对加速批判理论和异化批判理论作进一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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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曲催着万事万物入眠，梦境无限蔓延；世界的歌声开始起舞翩翩，你将会感受音乐的法力无边。”爱亨朵夫（Joseph Friherr von Eichendorff）这首小小的诗，也许是浪漫主义的德语诗当中最经典（也最常被引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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