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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款游戏,研究人员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包括游戏的财务数据和玩家的意见,总结出的不同游戏的特点就多达上百个,比如游戏叙事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游戏画面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游戏属于射击类还是飞行类。简而言之,研究人员能够判断哪些是经典游戏,他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团队开发出了这类与众不同、既具创意又富争议、拥有大量玩家、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的经典游戏。这样的团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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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开发一款游戏就像训练一支即将参加世界顶级赛事的赛艇队。这需要对团队进行整合——专注、信任、承诺。团队成员需要尽快熟悉彼此,不允许任何人懒惰或者欺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款经典游戏就好比一篇优秀的数学论文,它也需要链合——把来自各个领域的人才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智库。那么,这些游戏开发团队的合作模式是更接近赛艇队还是更接近厄多斯和那些数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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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既整合又链合。德邦、斯塔克和本德斯发现,受玩家欢迎的游戏的开发团队是由数个更小的团队组成的。这些小团队的成员因为合作已久,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理解和信任,使得他们能够整合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就像赛艇队那样。但小团队和小团队之间的连接又很松散,因为各团队负责的工作不一样,从事游戏开发的经历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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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方式中的链合又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研究人员发现,参与游戏开发的小团队之间的合作气氛相当紧张。这是因为每一个团队的从业经历不同,创作理念也不同,产生不同意见时谁也不愿意轻易妥协。虽说认知多样性难能可贵,但游戏的开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长期保持所有团队的有效链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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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德斯将链合比喻为一个折叠式纸盒,每个小团队都代表纸盒的一面,都和其他面相连,组装起来很费功夫。如果哪个地方没有黏合到位,纸盒就很容易散架。同理,游戏开发团队中的每一个小团队都代表一个不稳定因素。这种链合方式比厄多斯和数学家的链合承担的风险更大。要带领这样的团队,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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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19日,11个男孩从俄克拉何马城坐巴士到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参加夏令营。公园里很安静,树木茂密,距离最近的小镇有40英里[1]距离,因为地处偏僻,臭名昭著的强盗杰西·詹姆斯[2]曾将它作为藏身之所。这些男孩互不相识,但有很多共同点:白皮肤,都是11岁,都在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家庭长大。孩子们才坐上巴士,友谊的种子就开始发芽。夏令营的成人领队十分民主,允许孩子们自己选择床铺。吃过晚餐后,他们兴奋地围坐在篝火旁,期待着露营、游泳、划船、打棒球和寻宝游戏——三周的夏令营生活将是多么刺激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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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地占地200英亩,没多久,男孩们就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山和树林。空气潮湿,气温很高,显然不是什么舒服的天气。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小河,用来游泳和洗澡再完美不过。这些孩子决定在河边修一条小路,再搭一个跳水板,于是他们站成一排递送一块块石头,累了就轮流去河里洗个冷水澡,饿了就地做个汉堡,也不回营地吃东西。有些孩子怕水,有些则不敢从跳水板上往水里跳,这时,其他男孩就围成一圈鼓励他们焦虑的朋友。男孩们信心满满:“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游泳!”他们齐心协力,把小船从营地拖到了小河,搭了一个厕所,在暴风雨来临前搭了几个帐篷,找到了一条响尾蛇,还计划了一次夜色中的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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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的领队偶尔会给孩子们布置任务,比如让他们寻找宝藏,找到了就能获得一笔现金,可以一起支配。但总的来说,营地的成年人很少插手,他们更多的是在一旁观察。表面上,这些男孩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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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装漫不经心的成年人其实是研究人员,他们会偷偷记录孩子们的言行举止,只是这些孩子被蒙在鼓里。他们一边观察一边飞快记录,以免被孩子们发现,等晚上孩子们都睡着的时候再整理笔记。原来,这次夏令营是一次实验,而这些孩子是实验的一部分。这便是著名的罗伯斯山洞实验,一次操纵的杰作,被后世称为“被遗忘的社会学经典”。开展这次实验的是以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为首的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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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孩子们也被蒙在鼓里,那就是在他们到达公园的第二天,另一组男孩也来到了这里,只不过那些男孩的露营地位于小山的另一侧。两组男孩都很兴奋,都表现出了不少共同点:第二组男孩在游泳的地方拉起一个索桥,围着篝火表演小短剧,一起找宝藏,并在大人的帮助下除掉了一条悄悄溜进营地的剧毒铜斑蛇。尽管有时候孩子们也会闹点儿矛盾,但大多数男孩都觉得夏令营的生活充满乐趣。彼时,两组男孩对彼此的存在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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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男孩都给自己的团队起了队名,制作了队旗。第一组叫“响尾蛇队”,第二组叫“飞鹰队”。一天,响尾蛇队发现有人在“自己”的球场玩棒球,大人们这才承认一共有两个小组来参加夏令营。两组男孩的好胜心一下子都被激起,迫不及待地想要抢占棒球场这一地盘。大人们建议两组孩子进行比赛,项目包括棒球、拔河、搭帐篷和才艺比拼,获胜的小组会得到一座奖杯,11枚奖牌,还有让孩子们眼睛发亮的瑞士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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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来了。棒球比赛的时候,响尾蛇队提前来到了比赛现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主队,而飞鹰队只是客队。他们在球场旁边立了一个牌子警告飞鹰队不许靠近,还在内场插上自己的队旗。孩子们叫嚣着,飞鹰队要是敢碰旗子,一定不给他们好果子吃。一会儿,飞鹰队也来了,举着他们的队旗,唱着时下流行的犯罪剧集《法网》(Dragnet)的主题曲。见面后,两个小组互相打量了一会儿,接着便开始互相嘲笑和辱骂起来。“你们可不是飞鹰,只是鸽子罢了!”响尾蛇队的一个男孩大声说。比赛结束,响尾蛇队赢了,飞鹰队气急败坏,一个男孩偷偷把响尾蛇队掉在球场的手套扔进了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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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的情绪越来越浓。本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体育精神完全被嘲笑和辱骂取代。响尾蛇队和飞鹰队同在一个地方吃饭,但从不同桌。他们将食物和纸杯扔到对方桌上,谩骂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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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人员原本打算在两个小组之间人为制造一些冲突,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不用煽动,“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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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餐后,两个小组进行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又赢了。飞鹰队士气低落,其中一个男孩看到棒球场上响尾蛇队的队旗。说时迟那时快,飞鹰队的男孩跑过去一把把旗子扯了下来,撕成几片,点火烧了,将烧焦的破布挂回旗杆。响尾蛇队发现队旗被如此亵渎,动起了手。双方厮打起来,扭成一团,大人们不得不出面制止,告诉他们打架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再来一场棒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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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飞鹰队一雪前耻。晚餐时,飞鹰队庆祝了他们的胜利。孩子们在篝火旁表演了短剧,带着胜利的喜悦踏踏实实入睡了。然而,还没到半夜,飞鹰队便被惊醒了。响尾蛇队闯了进来,掀翻了他们的床铺,撕下窗户纸,还顺手拿走了漫画书和飞鹰队队长的牛仔裤。第二天,队长的牛仔裤被挂在旗杆上,上面用亮橙色的颜料涂写着挑衅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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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攻击性越来越强。当飞鹰队的男孩开始挥舞塞满石头的袜子,大人们不得不介入,防止暴力升级。之后研究人员又组织了一些比赛以保证孩子们的比赛频率,但除此之外,他们无须进一步操纵——两个小组已经从相互讨厌升级到相互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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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队获得了比赛的最终胜利,拿走了奖杯、奖牌和瑞士军刀。一个男孩激动得哭了。孩子们向小河奔去,一头扎进水里,欢呼着庆祝自己的胜利。事实证明,飞鹰队高兴得太早。响尾蛇队趁着这个时机,又偷袭了飞鹰队的营帐,床铺被掀翻,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他们割断了飞鹰队小船的绳子,小船顺水飘走了。他们还拿走了飞鹰队的奖牌和瑞士军刀。怒火中烧的飞鹰队找响尾蛇队算账,响尾蛇队宣布对偷袭负责,还说他们很乐意归还奖牌和军刀。这样一来,飞鹰队只能咽下这口气,带着军刀和奖牌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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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争论:孩子究竟是像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所著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描述的那样邪恶和充满暴力,还是如同英国儿童文学家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童话作品中那样天真善良呢?穆扎弗·谢里夫通过罗伯斯山洞实验告诉我们,孩子们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实验中的男孩们在发现另一组男孩的存在之前,能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而当竞争对手出现后,他们便露出了狭隘、残忍和暴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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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成年人不会像小朋友那样为了一场棒球赛就撕破脸,但不同团体之间的敌对状态依然存在,成人世界的部落主义更加令人瞠目结舌。成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比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严重得多——种族灭绝难道还不足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吗?但是,和小孩不同,成年人往往不会将敌对情绪表现在脸上,他们不会去偷东西,不会当面指着对方的鼻子骂,他们只是在内心站好队,比如一个公司的市场部会和财务部自动划清界限。即便没有发生确切的矛盾,两个部门之间的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这是由部落主义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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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政策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以及社会心理学家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进行了一次针对性研究,实验对象分别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德市和斯普林斯市。博德市的市民大多支持左翼自由党,因此博德市又被戏称为“博德人民共和国”;斯普林斯市则是右翼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研究人员事先私下采访了所有受试者对于气候变化、平权法案和同性恋婚姻的看法。之后,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被安排在同一小组讨论这三个争议性话题。结果,博德市的市民全部倾向于支持左翼观点,他们承认气候变暖、支持同性恋婚姻和种族平权;来自斯普林斯市的人则全部站在对立面。这一结果倒是在研究人员的意料之中。其实,研究人员在之前的采访中就发现,两个城市的居民的观点都相当广泛,且有很大重叠,来自博德市的人和斯普林斯市的人有些见解不谋而合。那么为什么结束讨论后,两个城市的居民的观点不但没有得到调和,反倒变得更加狭隘且极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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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支持同一政党的人会彼此受到鼓舞,他们的观点因而变得更加极端。博德市的居民观点更加“左倾”了,而斯普林斯市的居民观点则更加“右倾”了。其次,认知的单一性导致思维的碰撞减少,意见范围变得更加狭窄。这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城市的居民所持政见变得更加对立,之前的不谋而合消失殆尽。你看,所谓的现代人也是可以很“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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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从某种意义上说,飞鹰队和响尾蛇队的孩子们比成年人具有更强大的合作基础:都来自同一城市,都是白人,社会阶层差不多,家庭的宗教信仰也一样——当然了,他们都是11岁,一个热爱棒球、汉堡包和探险的年纪。成年人的共同点要比孩子们少得多,想要他们之间展开合作,需要充足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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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认知多样性是提升创造力的秘方,也是去除“团体迷思”(groupthink)的良药。“团体迷思”一词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扬光大的,是指团体在决策过程中,为了维持团体的和谐,团体成员会倾向于和团体观点保持一致,于是不愿意提出一些值得争论的观点,因此很可能导致团体做出不合理甚至很糟糕的决定。每个人都觉得团体里聪明的人多得是,于是每个人都懒得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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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1年,也就是贾尼斯提出“团体迷思”的20年前,另一位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进行了一系列经典实验,研究从众心理。阿施找来了一群演员,围在一名不知所措的受试者身边大放厥词,说一些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话,受试者感到十分困惑,但他不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这一实验发现,有时人们为了迎合集体思维会否定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心里清楚集体决策是绝对错误的。怎样才能避免团体迷思呢?其实,哪怕一个不同的声音都能破除魔咒,它可以鼓励受试者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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