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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料到这些结果,甚至没有人愿意去费心琢磨。本来,20号楼的诞生就是图省事的权宜之计,无人管理,也没人上心。在20号楼,科研人员不用承受压力,项目不用考虑赚钱,学生可以沉迷于自己的爱好,校规等于废纸,人人都可以放心、用心地做追随自己内心的事——麻省理工学院还找得到第二个这样的“乐土”吗?没有20号楼的混乱,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就不会展开合作,很多科技创新也可能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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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20号楼辉煌的另一个秘诀,便是它的灵活性,空间很容易被重组。大楼的水管、电线、电话线等统统暴露在外,被支架固定在走廊顶部的天花板上。丑是丑了些,改装起来却很方便。研究人员只管自己做实验所需的就可以了,别的什么也不用考虑。20号楼的“老住户”、工程学教授保罗·彭菲尔德(Paul Penfield)回忆说:“如果你想牵一根电线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用不着打电话给修理厂,浪费1000美元请一个电工或者木匠。一把电钻或者螺丝刀就够了。把螺丝抵在墙上,然后把线缠上去,马上就好,最多一个下午,而不是花上6个月等人来处理你的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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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现代办公区的设计师多多少少都会认同20号楼的设计。现代化办公大楼的设计风格都比较模式化,隔断墙基本都可以按需求进行拆卸和重组。但就灵活性而言,没有一栋办公大楼可以比肩20号楼。当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Jerrold Zacharias)和他的团队研发原子钟时,仅仅拆掉了实验室的几块地板,体型庞大的原子钟就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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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一句,20号楼的真正优势,其实并不在于可以通过其建筑设计对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而是身处其中的人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哪怕会越改越乱。反正建楼的成本低,它又那么丑,借用《动态的建筑》(How Buildings Learn)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话来说,就是“把房顶掀了都没人心疼”。这和京瓷或Chiat/Day员工的待遇大不相同,20号楼的使用者对他们所处的空间掌握了绝对话语权,“20号楼真正属于我们,它由我们设计,为我们所用。”材料学家和考古学家希瑟·莱查曼(Heather Lechtman)教授告诉布兰德。1971年,新上任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尔姆·威斯纳悄悄地在20号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往门上钉东西,谁也不会揪着这个对我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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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的研究中心,都可以而且应该打造一个类似于20号楼的跨学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科研小组可以携手,一起攻破共同面临的技术难题。然而,20号楼的无组织无纪律性不断上涨,已经超过了多元文化最狂热粉丝的接受程度。是啊,接收黑客或者无家可归的植物学家,那得是多么勇敢的一家公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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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0号楼最终还是迎来了谢幕的那一天。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只能称为“守夜”的纪念活动,由保罗·彭菲尔德主持,让不忍看见20号楼离去的人“互相勉励、淡化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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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0号楼的原址上耸立着一栋新建筑,20号楼终究还是被取代了,取代它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施塔特中心。该中心的设计正是由设计了Chiat/Day总部大楼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掌舵,于2004年正式开放,它的设计体现了设计师对创新的追求。施塔特中心的倾斜塔造型和异常角度的墙壁使它看上去十分怪异,像被锤子砸过。建筑评论家被它那荒诞不经的外观折服,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说:“施塔特中心就是自由、无畏和创意的象征,它们也正是科学研究——这栋大楼的内部功能所在——所代表的那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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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塔特中心的立意虽好,现实却不那么美好。20号楼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一个下午的辛劳成果,只有区区80多万美元的投入,它也算得上简陋又随性了。但其原址上的替代品,施塔特中心,则是盖里通过计算机软件煞费苦心地设计出来的,耗资300万美元——它看上去离经叛道,但更像是一个追求秩序井然的大脑对于什么是无序的一种想象。很快,施塔特中心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奇形怪状的窗户上堆满积雪,这些雪滑落之后造成不小的破坏。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员为此很伤神,曾一度想把盖里和建筑承包商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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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塔特中心真正的问题并不在积雪。中心开放前,《连线》杂志联系上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学者、计算机专家杰拉尔德·萨斯曼(Gerald Sussman),问他对于这一标志性新建筑的看法,萨斯曼轻蔑地笑了一下说:“又不是我让学校修的。”难听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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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施塔特中心在创意方面确实很前卫,它效仿Chiat/Day,安装了游乐场的设备,在办公室挂上了夸张的装饰品。过去10年中,曝光率最高的公司总部大楼要数谷歌的“谷歌校园”(Googleplex),它坐落于加州山景城,楼内设有乒乓球桌和溜冰场。媒体似乎对这种别具一格的办公环境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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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办公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带领这些公司走向了成功。其实,谷歌在打造满是玩具和游乐场的“谷歌校园”之前,就已经很成功了。同理,Chiat/Day在邀请盖里设计其总部之前,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最受人追捧的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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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看谷歌总部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其与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的相似度很高。在谷歌成立的头两年,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还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谷歌根本没有总部这一说。1998年9月,谷歌终于有了第一个办公区——车库,早期的硅谷传奇大多是从这间车库里起步的。他们还在门洛帕克市圣玛利亚街的一栋房子里租了几间房,其中一间挤着谢尔盖、拉里以及其他两位工程师。车库里堆满了服务器。书桌是最原始、简单的那种设计:一扇门平放在锯木架上,这就成了,还很容易拆分和组装。一天,房东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想着自己买的冰箱这会儿应该到家了,回家后她却发现,冰箱早已被这几个谷歌人征用。他们将冰箱挪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塞满了饮料和小吃。创业阶段的谷歌人可谓是典型的拾荒者,见到东西就往自己的地盘搬。好在沃西基并未将这些事放在心上,后来她还加入了谷歌,最终成为YouTube的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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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春,谷歌又迁址了,搬到了一个原本是卖自行车的地方。锯木架上的门板再次充当了办公桌,随后工程师们又搬来了一张乒乓球台。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将红色和蓝色的充气健身球扔得到处都是,倒不是因为他们想保持身材,而是他们喜欢这样“健身”。不久,谷歌再次转移阵地,搬到了山景城的办公园区NullPlex,这里便是谷歌总部“谷歌校园”的前身。新的办公区仍然简陋无比,当时谷歌的设备经理乔治·萨拉(George Salah)将它比喻成一个杂物堆,《连线》杂志资深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则将其形容为“混血风”。搬迁之后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之一便是如何让搜索引擎搜寻到最新消息。谷歌找了一个“作战室”用来商量对策,风格依旧简陋。六位工程师随便找了一间会议室做办公室,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好电脑后,便一头扎进工作。一天,一位工程师觉得会议室的墙看着碍眼。第二天,来上班的设备经理乔治惊讶地发现这面墙已被这位工程师和他的同事拆掉了。乔治没有半句怨言。不久,工程师反悔了,觉得还是有墙好,要求把墙装回去。乔治依然没有任何怨言,他创造性地表示:“这位工程师让谷歌的办公区更‘谷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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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的老用户绝对理解工程师的反复无常。2001年,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开始管理谷歌,他反复跟萨拉强调:“不要让员工改变任何东西,要确保它看起来仍然像一个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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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可不赞同,他曾写道:“无论如何,谷歌都不该剥夺员工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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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t/Day与京瓷办公室只是表面略有不同,但本质上的审美态度是一致的:上班的地方看起来应该是老板想要的那种样子。而“谷歌校园”和麻省理工学院的20号楼却完全不兴这一套,那里的人对外观没有概念。20号楼的使用者拥有绝对改造权,就算按照荣誉学者们的严苛标准来审视,这一权利也绝对正当。并不是说一位学者地位越高,就越应该在昂贵、华丽还得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工作。难怪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尔姆·威斯纳在他的校长办公室感到浑身不自在,反而躲进20号楼里凌乱的“避风港”。大多数学者都更愿意待在20号楼这样的地方,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不怕别人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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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装点自己的办公环境时,他的积极性就会很高。如果上司非要把自己的审美强加于员工,便会挫伤员工的工作热情。然而,很多老板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他们来说,放手让员工改造办公环境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创造力总是在老板转身之后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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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普罗普斯特(Robert Propst)非凡的一生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普罗普斯特是一位雕刻家、画家、美术老师,还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发明包括垂直林木采伐机和可读式牲畜标签等。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工程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管理过南太平洋滩头阵地的后勤。1958年,他受雇于办公家具制造商赫尔曼·米勒公司,该公司经理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认为普罗普斯特是个真正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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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普斯特绝对是特立独行的典型:他的家住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距赫尔曼·米勒公司位于齐兰的总部150英里。他居然成功说服公司,在安阿伯市单独成立一个研究部门,供他上班。普罗普斯特投身于办公区域的创造发明,1968年,他创建了办公家具领域的“第二代活动办公室”,这是一个可以按不同角度切割分区的模块化系统,上班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组装办公区域,就像小孩搭建乐高积木一样。在普罗普斯特的想象中,办公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告别红木祭坛一样的老板桌、告别周围打字机噼里啪啦的声音;拥抱自由平等,让员工们也像上司一样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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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普罗普斯特设计的格子间是呈大于120度角的扇形展开,方便员工在隔断上贴文件。后来,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将角度调整到90度,四个格子间两两相对组成数个微型办公区。在管理者眼里,第二代活动办公室的隔断本质上属于办公设备而不能算墙壁。办公室少了,公司上缴的税也就少了。格子间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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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普斯特一直致力于提高办公环境的民主氛围。他深知,好的办公设计会为使用者提供一项掌控环境的权利。但让他深感无奈的是,很多管理层根本不关心员工的意愿,他们更关心如何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普罗普斯特暮年时一直谴责自己的发明被公司滥用,本该创意无限的格子间变成了“平庸呆板的空间”“藏污纳垢之处”“放鸡蛋的盒子”以及“简陋的老鼠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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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子间之父”普罗普斯特离开人世的2000年,格子间的销量正在全世界高涨。公司民主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管理者们往往不在乎,他们眼里只有钱,考虑的永远是如何少交税、少交房租,员工快乐与否根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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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格子间大受欢迎是因为其价格低廉。但普罗普斯特明白,背后还藏着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管理者们通常都希望自己的公司井井有条,他们觉得办公场所就该这样。1968年,普罗普斯特写道:“秩序对人类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追求井然有序,但它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周遭环境的感悟方式背道而驰——而那是更原始的、对人类来说更得心应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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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社会上推崇井然有序的观念仍占上风。人们喜欢这种形式上的整洁有序,已经到了盲目的地步。混乱和意外增添了生活中的烦恼,所以就算它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甚至还有可能带来益处,我们也选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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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心理学》的资深记者和编辑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早在1977年就注意到人类对形式有序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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