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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跨界，悲观者有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认为，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变得肤浅；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字经济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进一步描述了大量职业被机器替代的惨淡前景。不过，在他们的新书《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他们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乐观者也有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象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认为，机器不是人的对手，而是人的伙伴，因为人的创造力、模糊判断能力等技能仍然是机器人所不具备的。进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托·曼戈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响亮地喊出了：“人类就不该做机器能做的事情。”他认为，机器智能的提升恰恰是促进人类进一步激发潜能、发挥创造力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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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应该承认，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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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3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不是简单的一种，而是由8种相互独立的智能构成的。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智能、自省智能、交流智能和自然智能。其中，其他7种智能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仍然非常重要，只有自然智能已经变得像盲肠一样，成了对人类而言可有可无的东西。“会不会在森林里迷路”再也不是自然选择的条件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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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森林等自然环境的境遇相反，计算机和互联网正在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环境。和与自然接触会产生自然智能相同，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接触会产生机器智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思考的机器，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驾驭机器的智能）、网络智能（不是网络里产生的群体智能，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的智商高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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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深入了解自然才能提高自然智能一样，深入了解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不仅仅简单地把对方当成冷冰冰的机器，才能提高我们的机器智能和网络智能。因为，机器和网络也像人一样，有很多复杂的特性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我们在与机器和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微的、和别处完全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会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策、我们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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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特克尔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等前沿问题，相继出版了探讨人与机器的互动与心智融合的《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lf）和探讨人类的网络虚拟身份的《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等一系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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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本《群体性孤独》更是把这两大领域内的最新发展以及特克尔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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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要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这一切，可以从这本著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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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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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 互联网时代未来趋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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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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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ALO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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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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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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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当我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开始从事计算机文化的研究时，彼时的世界还是一派稚气的景象。孩子们在电子设备上玩三连棋游戏，电子游戏中的火箭发射击碎入侵地球的小行星，“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在一场正式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和真人选手一决高下。第一代家用电脑的购买者主要是一群发烧友，他们尝试自己编写简单的小游戏。没有人知道家用电脑在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很年轻的新领域，学者们在讨论可以识别简单形状、操控图块的程序。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辩论未来的机器获得“智慧”的方式。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外部植入程序的方法获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机器可以通过被写入简单的程序自行进化为复杂的智慧体，正如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是通过相对简单的人脑结构和活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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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如同人类学家一样，是这片崭新世界中的陌生人。那时我在巴黎生活了数年，研究心理分析的思维如何进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如何用这一新语言进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计算机语言中，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调试”、“编程”这样的计算机词汇，开始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心理分析学最重要的中心——关于自我等多方面被使用。当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同事们沉浸于如何让计算机完成各种精巧、复杂的任务时，我的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计算机正在怎样改变作为“人类”的我们？我的同事们通常反对我的这个说法，他们坚持认为计算机“只是工具”。但我依然认为“工具论”具有一定欺骗性。人类自古就是由工具所塑造。而如今，正处于机器和大脑界限边缘的计算机，正在改变和塑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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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试图探索“设备的内在历史”（inner history of devices），这需要大量的倾听——通常不是那些正式采访中的故事，而是正式访谈结束后的、边角料般的评论和对话。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采用了“实地研究”（也称作民族志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的做法是花费数百小时在单一的环境中探访本地的知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潜伏”在计算机科学学院、家用电脑发烧友俱乐部以及初中生的计算机实验室中。我向计算机科学家、发烧友和孩子们提问，但通常情况下，我会倾听他们在新的“智慧”机器附近如何交谈，并且观察他们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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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听到由计算机话题引发的深刻而博学的对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非常相似，都是被编程的“机器”。如果大脑是由程序控制，那么也许自由意志（free will）就只是幻觉。最奇特的是，类似上面这样的对话常常不只发生在研讨会会议室里，还发生在厨房、饭桌以及游戏活动室中。计算机将哲学讨论带入了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将孩子们变成了哲学家。电子设备陪伴孩子们玩三连棋游戏、进行单词拼写测试，孩子们则开始思考：计算机是活的吗？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吗？在“智慧”机器的时代，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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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时刻：机器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思维、记忆和理解力的含义。计算机激发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对于我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当时才13岁的德博拉的一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在学习了一年计算机编程后，德博拉说当他用计算机工作时，“自己的一部分心智成为了计算机心智的一部分”，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计算机面对面，人们在机器这面镜子中反思自我。受到德博拉这段话的启发——也是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致敬，在1984年，我将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第二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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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这个特殊的日期由于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同名，而在西方知识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书中，奥威尔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景象：人们受到政府全天候的监控，公开的头脑控制，个人权利丧失殆尽。讽刺的是，尽管当时许多科幻小说都将未来科技的社会影响描绘成上述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情景，但我自己在1984年出版的书中却是乐观而充满希望的。诚然，我也有所担忧。我担心新技术具有强烈的“黏性”，让人们无法与其分离；我也担心沉迷于计算机的世界，会让我们逃避面对真实世界中的个人问题和宏观政治问题。但是，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论述计算机如何启发我们进行新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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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自我》这本书发表后的数十年中，人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人机关系主要是指人与计算机一对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再如此。计算机成为通往虚拟世界的门户，在那里人们可以过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生活。人们加入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的网络，发现了新的“空间感”。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我们不再拘泥于那有限的、只有数十个朋友的社交圈子，而可以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朋友，从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广度。我的研究焦点也从一对一的人机关系转移到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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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波士顿的家中每周末都举办比萨派对，邀请各路朋友参加，请他们讲述各自在虚拟世界中的新生活。他们讲述自己在屏幕内外的生活，描绘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如何被侵蚀。人们的自我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伴随着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转换形成了多元的身份认同。通过技术的棱镜，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自我身份创造和体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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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研究结论写成了1995年的第二本书《虚拟化身》。这本书从积极的视角对网络身份探索进行了研究。但是，我在1984年时的乐观态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在访谈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在线生活要比他们嘲弄地称为“RL”（Real Life）的现实生活更舒心。比如，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道格，他在3个不同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拥有4个虚拟化身（avatar）。他总是同时打开这几个虚拟世界的窗口，家庭作业和电子邮件的页面，以及最爱的游戏界面。他很轻松地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穿越，他告诉我，现实生活“只是多打开一个窗口而已”，并且他补充道：“甚至通常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这将我们的未来引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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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大趋势是生活的完全网络化。我们无须明确的目的地就可以上网。通过网络浏览器和搜索引擎——Mosaic、Netscape、IE、Google，人们仿佛在一个无尽的处女地进行探索。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脑”设备、桌面、网线连接才能登录。由于网络随时随地、无处不在，因而我们才能随时与彼此同在。第二大趋势是机器人的进化。如今的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困难和危险的工作，而且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这一领域的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了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室：孩子们开始有了电子“生物”的陪伴。它们的要求被关注，同时也似乎可以反过来关注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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