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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场外面的走廊里，那些在我周围走来走去的人目光都越过我，好像在望着什么。他们抱着手提电脑，打着电话，与同在会场周围的同行们或是地球上的什么人联系得热火朝天。在那里，当然也不仅仅在那里，人们聚成一群，彼此交谈、约会吃饭。“网络”这个词的旧义是指一起喝咖啡或一起用餐。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很明显，人们最想从公共空间里得到的是与个人网络独处的权利。物理意义上的聚会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小世界拴在一起。我想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认为社群的力量既可以塑造我们，也能够颠覆我们。另一个精神分析的双关语跳进我的脑海：“连接性及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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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当我访谈一些管理顾问时，再次想起了这个说法。他们似乎失去了使他们具有竞争力的本能。他们抱怨黑莓革命，既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也抨击它是有破坏力的。他们曾经利用等着上台演讲、等着打出租车、等着乘飞机的间隙使用黑莓手机互相交谈，现在他们用这个时间来收发电子邮件。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停工时间”，但他们讲的没有说服力。他们曾经在等待约会或开车去机场的途中用来交谈的这些时间并不是“停工时间”，而是人们用来巩固人际关系和提炼观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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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里，在大学校园里，在朋友之间，人们欣然承认他们更愿意在语音信箱里留言或发一封电子邮件而不是面对面地交谈。有些人说“我的生活依赖黑莓手机”，他们直接避免了打电话必须面对的、需要“即时处理”的承诺。新技术允许我们与人“挂断”联系。我前不久在一家餐馆里偶然听到两个女人间的对话。第一个女人有些担忧地说：“在我们家没人接听电话了，以前孩子们都会争着去接电话，现在他们明知没人接电话，还是窝在房间里发短信、上Facebook什么的。”家里有十几岁孩子的家长一定也有类似经历，当他们还在惊叹这一切来得太快时，孩子们只是漫不经心地说：“噢，你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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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13岁的女孩告诉我，她“讨厌电话，而且从来不听语音信箱”。短信交流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渠道和恰到好处的控制。她是一名现代版的“金发姑娘”（Goldilocks）[5]，对她来说，短信交流让人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太近，也不是太远，而是刚刚好。现在满世界都是现代版的“金发姑娘”，当人们与其他人联系但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时，他们感到舒适。一名21岁的大学生反映了这种全新的平衡：“我再也不打电话了。我没时间在电话里啰啰嗦嗦。我喜欢发短信、Twitter，看别人的Facebook墙。我得到了我需要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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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小伙兰迪有一个妹妹——一名搞错了距离的“金发姑娘”。兰迪现在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加利福尼亚工作。他的家人住在纽约，他每年会飞到东海岸去看望他们3～4次。当我遇到兰迪时，他24岁的妹妹诺拉恰好通过电子邮件向一长串朋友和家人宣布她已经订婚和婚礼的日期。“这就是我得到消息的方式。”兰迪苦涩地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生气多一点，还是受伤多一点。“她不打电话来让人感觉糟糕，我已经在为旅行回家做准备了。她就不能打电话告诉我吗？她是我妹妹，但是我却没有得到一个她私下告诉我消息的机会，哪怕打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电话。当我告诉她我很沮丧时，她好像能理解，但她笑着说她和她的未婚夫只是想简单地处理这件事，越简单越好。我觉得我跟她的距离非常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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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不是存心冒犯她的哥哥。她只不过认为邮件通知是最有效率的，并没有考虑那么多。长久以来，我们利用技术使工作变得更高效。现在诺拉的例子说明了在私人生活里，我们是怎么希望技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但是用技术来处理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会被弱化成仅仅是联系而已。而在此之后，简单的联系会被重新定义为亲密。换句话说，网络亲密（cyberintimacies）滑向了网络疏离（cybersol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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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持续的联系也带来了关于失去联系的焦虑，这是一种恐慌。即使兰迪一方面希望接到妹妹诺拉的电话通知终身大事，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的黑莓手机。在我与他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始终握着手机。有一次，他把它放进衣服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就又拿出来，好像这是个护身符。在与人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都害怕从网络系统中掉线。人们说掉了手机以后感觉“像死了一样”。一个45岁左右的电视制片人告诉我，如果没了智能手机，她“感觉好像失去理智了似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在用这些设备，没有它们我们就会感到与一切失去了联系，漂流不定。哪怕对我们自己是危险的，我们也坚持开车时发短信的权利，并反对那些限制开车发短信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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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10年前，如果我邻居家15岁的孩子每个月携电子设备接发6 000条信息，并且他的朋友会常常造访他Facebook上的虚拟房产而不是真实的家时，我肯定会无法理解。如果我的手机可以告诉我在10公里半径之内所有熟人的方位，即使不违法，也是令人反感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曾经是媒体虚构的生活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会礼节也到了某种底线：在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对着看不见的麦克风讲话，看起来就像是自言自语。我们与空气分享亲密，好像不在乎被谁听到，也不在乎我们周围的任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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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把计算机形容为“第二个自我”、“心灵的一面镜子”。现在这个隐喻几乎已经成真。我们的新设备为新形式自我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而它本身分割了屏幕和物理现实的界线，通过技术连接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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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的少年们告诉我，他们和手机一起睡觉。即便他们没有携带手机的时候，比如当手机存放在学校的储物柜时，他们似乎还是能知道自己的手机在振动。技术已经像是一种幻肢痛（phantomlimb）[6]，仿佛它也成为人体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伴随着随时在线的网络连接，这一代人认为虚拟世界不一定比现实世界要差。他们对技术运用自如，但依然感到一种新的不安全感。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培育友谊，同时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朋友。他们整天联系但并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交流。他们对友谊感到迷茫。他们能从虚拟的生活里找到友谊吗？他们能从机器人身上找到友谊吗？数字化的友谊发生在表情符号引起的情感里，经常建立在快速回复而不是思考的基础之上，这可能使他们变得肤浅。对于无生命的人际关系，这种肤浅则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他们对人际联系的期望值开始降低，最终会满足于机器人的友谊之中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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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头万绪和飞速前进的人生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于是我们向技术寻求帮助，帮助我们找到时间。但是技术使我们比从前更忙碌，更想从现实中退缩。渐渐地，我们开始把在线生活看成是生活本身，我们开始认为机器人提供的是关系。简化后的关系不再是矛盾和抱怨的来源。它成了我们想要的。就像是为了一场完美的暴雨而聚集起来的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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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重塑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但它提供了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比如，许多机器人专家热衷于让机器人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和我们年迈的双亲。这种观点在心理上、社会上、道德上可以被接受吗？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我们在虚拟环境里——一个不仅是游戏场所，而且是一个可以居住的新世界，会感到舒适吗？既然我们有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既然技术让这一切实现起来更加容易，那么我们又拥有什么呢？现在是时候开始这些对话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离开未来主义者鼓吹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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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器：两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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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群体性孤独》这本书里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今日之网络世界的故事，讲的是它如何赋予人们更多操控人际关系的能力；另一个是未来社交机器人的故事，它承诺一种我们能控制的关系，即使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在关系之中。我所描绘的这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并不是为了预言一个奇异的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展、实现中的梦想。社交机器人为我们当前的环境投下了一束新的光芒。我们愿意考虑他们的陪伴，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对今天的网络生活有许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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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机器人时代”，从儿童游乐室里的社交机器人讲到实验室里更先进的机器人，以及正在研发中的进行老年人护理的机器人。当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我们与它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在升温。我的讲述从某些早期的故事开始，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对那时进入儿童生活的第一批有生命的、会互动的计算机玩具做了介绍。这是一个对机器人的本质充满好奇的年代。游戏室里的第一批计算机玩具驱使儿童对真实性问题的思考方式发生变化。当他们考虑某些东西是不是活的时候，不再看它是不是能移动，而是看它知道什么：物理让步给了心理。这为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打下了基础，当儿童遇到会卖萌求关爱的机器人时，这一原则再次发生变化。与传统的玩具娃娃不同，这些机器人得不到关注就不能茁壮成长，而且会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即便是最原始的这类玩具——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和猫头鹰玩具“菲比”，儿童们在判断其真实性时，很少根据认知过程，而更多地是根据它看起来是不是能与人感情相通。如果它向你求关爱，你不会想到去分析它，而是将它视为一种“交流价值”。人与机器的关系开始变得“足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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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期望值也更高了。现在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说，机器人都被认为是“生物”而不是机器，而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引号已经去掉了。好奇心让步给了对关怀和养育他人的渴望。从此，我们期待伙伴关系和更多东西。举个例子，当老人们得到社会型机器人时，也得到这样的暗示，即机器人会治愈他们的人生烦恼。我们从好奇心转移到了渴望心灵交融。在机器人的陪伴下，人们是孤单的，但也感到与他人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孤单的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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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网络化生存”转向了探讨在线生活。网络生活可以重塑自我，它提供了许多积极的东西——加强了友谊、家人联系、教育、商业往来，以及娱乐。“网络必胜主义”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故事，人们愿意听，技术家也愿意讲。但是英雄的故事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在虚拟语句和计算机游戏里，人们被压缩成了角色。在社会网络里，人们被弱化成了人物简介。通过移动设备，我们在移动中彼此交谈，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如此之少，几乎没有。事实上，我们用一种新的缩写语言进行交流，字母代表了词语，表情符号代表了情感。我们不再问开口闭口问“你好吗”而是问一个更狭隘的问题：“你在哪儿”和“最近发生了什么”。一些好问题能让你马上知道某人所在的地理位置并制定一个简单计划，但它们并不适用于开展一场复杂的情感对话。我们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但奇怪的是，也变得更加孤单。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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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我将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人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我们正在走向何方？技术看起来像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可能并不理会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不满，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源自怀旧、或是反对技术进步的冲动，或者什么也不是。但当我们自问“失去”了什么时，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是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相信并值得守护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技术，但要以一种尊重我们自身的方式去塑造技术。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我们虽然在塑造建筑，但建筑也会重新塑造我们。”我们发明了技术，技术也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因此，对于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要问，它是为人类目标服务的吗？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反映我们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的机会。我希望本书能够记录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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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马上要讲的是关于“机器人时代”的故事。它必然是从游戏室里的玩具开始的，因为正是在游戏室里有一代人被引入了这种新观念：机器可能是与人情感相通的伙伴。但我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孩子们如何玩耍。我们倾向于寻找这种机器人的陪伴和建议，从而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跨越这个门槛之前，我们应当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或者出于工具性的目的去设计机器人：搜寻战争区域里的爆炸物；或者出于居家的目的：擦地板和洗碗碟。但这本书里谈到的机器人是被设计出来“陪伴”我们的。就像一些孩子们在问的，我们也有必要问，为什么人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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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机器人时，我们是怎样思考自身的？我们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思考人类有依赖的天性，思考是什么让我们生而为人。而在此之后，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反思，什么是一段关系？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亲密感和真实性的问题。当我们选择机器人而不是人的时候，我们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贬低机器人或者否认它们是工程奇迹，而只是为了还原它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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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集中到了以下这个问题上：机器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智能。这一讨论有关机器自身，它们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我们与社会型机器人的全新邂逅开始于过去10年里，随着简单的机器人玩具被引入儿童游戏室，从而激发了不是关于机器的能力，而是关于我们的脆弱的回应。正如即将看到的，当我们向一个机器玩具寻求关怀时，当一个机器玩具在我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时，我们感到这个玩具是有智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自己和它建立了一种关系。我描述的这种依恋并不取决于计算机玩具是否真的有感情或者智能，因为它们没有。这种依恋取决于它们在使用者身上唤起了什么。新的机器玩具并不怎么“愚弄我们”，让我们认为它们是在与我们交流；而机器人专家学会了一些诱使我们愚弄自己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太多。我们已经做好了进入虚拟世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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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1986.4.14），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作家、文学家。1949年出版了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圣经”的《第二性》 （The Second Sex）。——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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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宠物蛋（Tamagotchi），日语是たまごっち。又译作拓麻歌子、塔麻可吉。是万代公司（Bandai）于1996年11月推出的电子宠物系列，由于其引入的、新颖的模拟饲养系统及其可爱到没边的外形，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世界性的热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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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书中我所使用的采访或观察对象的姓名皆是化名。为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性，我也对地理信息和职业信息进行了保护。我所使用的科学家或公共人物的观点都得到了本人允许，这些信息都来源于公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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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rabble是西方流行的英语文字图版游戏，在一块15×15方格的图版上，2～4名参与者拼出词汇从而得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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